这句简洁的话虽属真实,但亦未尽然。各国之间的偿付,如果采取运交货物或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偿付的方式只是独断地、人为地要把战时财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项加以兑付,那就势必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这种偿付方式,无论是向一个共享胜利但战创深巨的盟国索取,或者向一个战败的敌国索取,同样都会产生这种情况。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其后不久使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的一个明显因素。
美国新近把关税提高,并且几乎把所有已经采掘的黄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库里去,这使对美国债务的偿还付息更为困难。它强加给欧洲其他协约国的决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较轻而已。这种做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各国向德国加紧勒索。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之辩护;在我任财政大臣时又加以重申,并为此而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而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而且也成为替美国索债的人的话,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债之举实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国并没有产生这种反应,事实上却对这种议论大为不满。美国继续坚持英国必须每年偿还债务,只是减低了利率。
因此,我们除了要德国偿付已经削减的赔款之外,又必须和其他协约国商讨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够取得每年须向美国国库缴纳的三千五百万镑。于是,德国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英国三次如数付款,而这笔款又是英国根据修订过的道威斯计划的比例向德国勒索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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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比邻相居几乎达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财政部办公,路经他的住处时,几乎都去看他,并在内阁会议室里谈几分钟话。我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而又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政纲方面,虽然不能吹嘘说有什么惊人的或引起争论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无论根据经济的或财政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大众的生活确见改善了。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富饶得多。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实在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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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兴登堡在德国上台掌权。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现在全国必须选举一个新总统。所有的德国人过去一向是在家长式的专制政治之下长大,并受到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这种影响深远的习惯的调节。失败的战神张着羽毛脱落的翅膀,给德国人带来了极端的民主体制和各种自由权利。但德国所经历的一切使全国四分五裂,彷徨而无所适从。
各党各派互争雄长,争权夺利。在一片混乱之中,出现了转向兴登堡元帅的强烈愿望。兴登堡这时已退休家园,但仍受人们爱戴。他仍旧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帝,赞成“按照英国的样板”恢复帝制。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时好之举。
当他被提名为在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说:“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然而,请他出山的压力继续存在,最后找到了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去说服他,才使他不再犹豫,放弃他的本意而为国家负起责任。对于为国尽职,则是兴登堡向来勇于承担的。兴登堡的竞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选举。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
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连,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一百万的多数获选,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把儿子骂了一顿:“你为什么要早一个钟头叫醒我?就是到了八点钟,事情也会是一样的呀!”说完又去睡觉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时间才起床。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我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所以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使我感到焦虑。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①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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