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我们的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尽他们的职责，在上星期的紧张状态之下，他们从不畏缩。对于他们当知道暂时无须再受艰苦的磨炼时而自发表现出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并不埋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防务有严重的疏忽和缺点；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分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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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于英国人的好心好意，以及英国人真诚地以为在慕尼黑取得了英德和平而大为庆幸的心情，却只有冷漠的表示。10月9日，距他在张伯伦极力要求接受的那个相互友好宣言上签字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在萨尔布吕肯发表演说时说道：
我们对方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体制，随时有可能使他们丢掉官职而由另一些并不热衷于和平的人来代替。这种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在英国，只要不是张伯伦先生当政，而是库柏先生、艾登先生或丘吉尔先生当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对此并不隐讳，而是公然承认。此外，我们还知道，现在同过去的情况一样，在后面还潜伏着犹太国际那个威胁性的敌对角色，他们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里已立定脚跟和具有体制了。我们还知道有某一个专靠谎言和诽谤过活的国际新闻社的势力。这使我们不得不加倍警惕，念念不忘保卫我们的国家。时刻维护和平，但不容片刻松懈，准备自己。
因此，我决定照我在纽伦堡演说所宣布的，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加紧建筑我们的西部防御工事。现在我要把至今还在我们防御工事前面的两个地区，即亚琛区（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区并入防御工事之内。
他又说：
如果英国人民逐渐丢弃他们自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而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如果英国政客要过问德国境内德国人的命运，或过问德国所属的其他人的命运，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不会过问英国的事情。其实德国以外的世界，很应该管管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或者，比如说，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淡下来，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首相曾经说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数同僚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的时代”来尽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一点上，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慕尼黑危机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们的防务，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都要求我们大力重整军备，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使希特勒大为震动。他也许找到了借口说：
“这算是对我们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和友好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是朋友，而你们又相信我们，那你又为什么要重整军备呢？让我保持军备，而你则保持对我的信赖吧。”这种看法，按照议会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国内有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自然要受到德国政府和它所授意的报纸的抨击。不过，英国全国的舆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方面由于首相使他们免遭战祸而深感庆幸，欢呼和平的口号响彻云霄；另一方面，他们又痛感到军备的需要。所有的军事部门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令人担心的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内阁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或刺激德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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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后顶住了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这无疑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时举行选举，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然而，在那些曾批评慕尼黑协定并拒绝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那年的冬季确是令人着急和沮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选区内，都受到保守党党部的攻击。有许多在一年以后成为我们的热烈的拥护者的人大肆活动，积极反对我们。在我的选区——埃平区内，情势的发展竟使我必须作出明白的表示，声明如果本地的党部通过对我进行弹劾的决议，我就得立即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的竞选。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战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围一群坚决的人，却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争；他们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党部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使我在这晦暗的时刻，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一个黯淡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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