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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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报机关竟始终不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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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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