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们到来以后，我们围桌而坐，我们三个阁员坐在一边，两个反对党领袖坐在另一边。张伯伦先生说明组织联合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想探询工党是否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服务。这时，他们的党正在伯恩默思举行会议。双方谈话非常客气，但工党的领袖在没有和他们的党内人士商量以前，显然不愿作出任何许诺，不过，他们明确地暗示，他们认为工党将有不利的反应。接着，他们就辞退了。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灿然，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坐了一会儿，漫无目标地随意闲谈。然后，我就回到海军部，那天晚上直至午夜，我处理着繁重的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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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我这里来。
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国军队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金斯利·伍德爵士来看我，他刚才会见了首相。他告诉我，张伯伦先生鉴于现在大战临头，觉得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诉他，情形恰恰相反，由于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一致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见解。十一点钟，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在桌子这边，和张伯伦先生对面而坐。他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响，已经使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辞职获准以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的态度保持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成份。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纷扰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舌剑唇枪，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支持并且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其含义就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久。过了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他感到由于他的上院议员身份，他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使他执行首相的职务。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将对一切负责，但他却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有几分钟之久。等到他把话说完时，显然这个责任就将落在我的身上——事实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于是我才第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的谈话，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我们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多年共事，无论在朝在野，生活都消磨在英国政治舞台的友好气氛之中，平日相处原是轻松而随便的。后来，我回到了海军部，在那里也许不难想象，正有许多事等着我哩。
荷兰的阁员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飞抵此间。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的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全国都陷入纷扰混乱的状态中；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掘溃，洪水遍地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现在正蜂拥地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入，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我们是否能有什么方法来加以制止呢？所幸我们在不远的地点，有一支小舰队。它立即奉命轰击堤道，给蜂涌而来的侵略者以最大的损伤。荷兰女王仍在荷兰境内，不过看来，她似乎已经不能在当地久留了。
这些讨论得出的一个结果，就是海军部对我们在附近的所有舰只，发出了大量的命令，并和荷兰皇家海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荷兰的阁员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至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的和残酷的袭击。为了处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问题，一两个小时便消磨过去了。从受到德军推进影响的各个边境方面，电报如潮水般地纷至沓来。德国旧有的施利芬计划①，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已经扩展到荷兰，现在似乎已经充分地加以实施了。1914年德国侵略军队的迂回前进的右翼，冲过比利时，但在荷兰边界停止前进。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战争如果延迟三四年发生，德国可能准备好额外的军团，而且铁路终点和交通线也可能改造就绪，以便进行越过荷兰国境的运动战了。现在这种著名的运动战已经开始。它具备了所有这些便利的条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袭击和诈术的环境。但是其他的发展还在前头。敌人的决定性的打击，并不是作为对侧翼的迂回运动，而是主力前线的突破。我们和法国负责指挥的人士，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发表的谈话记录中，就曾根据敌方军队的部署和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从缴获的德国计划中显然可见的情形，警告这些中立国家，指出它们即将遭到什么命运。但我的话却引起了别人的厌恶。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的谈话，在我的心中，逐渐淡薄或消失。不过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张伯伦先生已经或正要去谒见国王，这不用说也料得到。不久，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在六点钟入宫。由海军部沿公园林荫路至皇宫，乘车只需两分钟。虽然我估计晚报上一定会充满从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在皇宫门前，也没有等候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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