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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_[英]温斯顿.丘吉尔【6卷完结】(254)

  ①指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年)。——译者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四十次,1941年七十六次,1942年二十次,1943年十四次,1944年十次。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需要立法手续,而我在前面谈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都是依靠个人的善意而自行解决的——就不得不经过不合时宜的制定宪法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得到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领导下,是设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行工作的,这个组战前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领导军事组的是伊斯梅将军,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外还有一批从三军中特别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这个军事组就成了国防大臣办公厅的参谋处。我对这个组的成员感激不尽。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军阶和声望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调换过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职换人是不利于连续地和有效地处理事务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经过初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后,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他的职务由大家公认的空军名将空军元帅波特尔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德将军职务的约翰·迪尔爵士,在1941年12月随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其后,我派他担任我和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宝贵的纽带,当他两年之后殉职时,他享受了无比的荣誉,安葬在阿林顿公墓——这个烈士纪念堂在此之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艾伦·布鲁克爵士继迪尔爵士之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战结束。

  从1941年起,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时期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渡过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一次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样程度的稳定性。美国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李海①海军上将——从美国参战之日起便开始在一起工作,并且从来没有变动过。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因而这对大家都有难以估计的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前所未闻的。

  ①原文为Leahy,发音应为莱希,这里从旧的定译。——译者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滋长了一种谅解,那就是:我们要彼此说服,而不是压服。其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当然是得助于我们讲的是同一的术语,拥有一大套共同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局面中,我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战时内阁授予我们更多的自行处置之权,并且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我们。“大礼服”和“黄铜帽”①(会把事情弄糟的讨厌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战时的政治家和军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不和。我们的确是亲密相处,而且建立了友谊,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这种友谊的。

  ①“大礼服”指高级文官,“黄铜帽”指高级军官。——译者

  战时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最高当局批发的决定是否真正得到严格地、忠实地和及时地遵照执行。由于战时内阁对于我们所致力的基本目标抱有巨大的诚意、理解和坚定的决心,所以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我们在英国做到了这一点。

  按照给与的指示,船只、军队和飞机行动起来了,工厂里的轮子转动起来了。由于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由于大家对我表示信任、宽容和衷心拥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够对战争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发出全面的指示。这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局势是那么的糟糕。这个办法被大家接受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死亡和毁灭是多么地近在眼前。不但是个人的死亡——人生终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关系无比重大的是,英国的生存、英国的使命和英国的光荣也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        ※         ※

  如果不把我个人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函电加以解释,就不可能充分阐明在全国联合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针。我必须叙述一下这些函电。

  在内阁作出有关政策的特别决定后,我就亲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发给朋友和同事的亲切便函形式写的。一个人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表达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尔才事先向内阁宣读函电的内容。由于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放手进行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见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决的。

  我把这些电报交给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有时是在拍发以后送去传阅的);凡是同自治领大臣有关的,也送给他们阅读。在拍发电报之前,我自然要各有关部门把我的要点和事实核对一下,所有的军事函电几乎都是通过伊斯梅之手送给参谋长委员会的。这种通信同大使们的正式联系或工作毫不抵触。这事实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务的手段,在我指挥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次于我担任的国防大臣职务,有时甚至还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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