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四十码宽，二十呎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的入口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当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可是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上汽车时，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们表现了一种激愤的心情。他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即答应要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我也确实履行了我的这个诺言。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经常性的轰炸，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长，炸弹越来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强，我们让德国人加十倍、二十倍地偿还他们欠我们的债。敌人的确得到了充分的报应，他们被打倒并被彻底征服。可怜的人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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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到拉姆斯格特去。我们遇到了空袭。我被领到当地的大隧道里去，有不少人经常住在隧道里。一刻钟以后，我们走出隧道时，看到瓦砾堆还在冒浓烟。一家小饭店被击中。没有人受伤，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到处是炸碎的锅碗瓢勺和家具。饭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厨师和女服务员都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我立即作出了决定。我在乘专车归去的途中，口述了一封给财政大臣的信，信中确定了一项原则，那就是：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至于单独落在那些被炸毁了住宅或店铺的人的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金斯利·伍德对这项性质不够明确的义务当然有些顾虑。但是我催促得很紧，于是在两星期内便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9月5日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说：
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其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画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缺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
财政部对这个战争保险方案曾经经历了几个情绪不定的阶段。最初，他们认为它将使他们遭到破产；但1941年5月以后，空袭中断了三年之久，他们开始大赚其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远见，表现了政治家的明智。可是到战争后期，“飞弹”和火箭开始出现后，他们又亏空了，足足付出了八亿九千万英镑之多。事情是这样，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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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展望前途，认为伦敦除它的一部分坚固的现代化建筑以外，将逐渐在短期内变成一片瓦砾。我深为伦敦居民的生命担心，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照旧在原住所居住、睡觉，等着瞧。用砖和混凝土构筑的防空掩体在迅速地增加。
地下铁道能容纳很多人。还有几座大的防空壕，其中有的能容纳七千人之多，他们日复一日地高枕无忧地在那儿过夜，不知道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要求尽快地在这些防空壕里筑起砖的避弹墙。关于利用地下铁道的问题，则有一番争论，最后以一项折中办法获得解决。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内政大臣和运输大臣
1940年9月21日
1．日前我曾在内阁询问为什么地下铁道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牺牲交通）用作防空壕，有人告诉我，硬说这是极不妥当的，还说，在得出这个结论以前，曾对整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现在我见到阿尔德威奇地下铁道用作防空壕了。请告诉我有关此事的详情，以及为什么放弃了以前那种武断的论点。
2．我仍然主张广泛利用地下铁道，我的意思不仅是利用车站而且还要利用铁道线，请送交我一份单页的简明报告，说明各地段所能容纳的人数，以及为使这些地段适用于新的用途而需要进行什么改建。举例说，单是在阿尔德威奇一段是否就能容纳七十五万人？我们可以调剂交通与防空的相对需要。
3．我在等待内政大臣向我报告，将采取什么方针进行下列事项——
（1）构筑更多的防空壕。
（2）加固现有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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