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请求这两位高级阁员互调职务。我请赫伯特·莫里森担任的职务并不是一个美差。关于伦敦行政管理的种种困难问题，在本书中的确是难以描述，有时一夜之间一两万人变得无家可归；有时，只能依靠站在屋顶上充当消防队员的市民不间断地瞭望来防止无法控制的大火；有时，挤满残肢断臂的男人和妇女的医院也受到敌人的轰炸；有时，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人们挤在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防空洞里；有时，公路与铁路交通不断发生障碍；有时，下水道被炸毁，照明、动力和煤气供应也陷于瘫痪；而且，尽管如此，整个伦敦的战斗的和辛勤劳动的生活还必须继续下去，每天早、晚必须把将近一百万的人运出和运进伦敦，使他们能按时上班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形将持续多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形不会变得更加严重。当我邀请莫里森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充分了解，不应对这一职务等闲视之。他要求让他考虑几个小时，可是他很快就来找我说他将以担任这一职务而感到骄傲。我非常赞赏他这种勇于任事的决心。
在张伯伦先生执政的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内阁民防委员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照例每天早晨开会，讨论整个形势。为了使新内政大臣确能行使国家赋予的一切权力，我也每周（通常是在星期五）召开一次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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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人事更动不久，敌人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总的政策。迄今为止，敌人对我们的空袭大多是只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10月15日的月夜，我们受到了该月份中最猛烈的袭击，约有四百八十架德国飞机向我们投掷了三百八十六吨烈性炸药炸弹，另外还投掷了七万颗烧夷弹。我们此前曾督促伦敦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为“到房顶上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内地各城市采取的措施除外）的防火瞭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瞭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瞭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妇女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为了教会防火瞭望哨如何处理敌人对我们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我们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有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烧燃，火势就被扑灭了。人们虽一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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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莫里森先生决定把一千四百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瞭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召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当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与器材标准，还有正式的级别。其他的民防队都成立了区分队，能在接到命令后即刻赶往任何一个地方。把战前的“防空大队”改称为“民间防空队”。对大多数队员都发了很好的制服，而他们自己也感觉到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赫伯特·莫里森得到了一位勇敢的妇女艾伦·威尔金森很大的帮助，我们对这位妇女最近的逝世感到悲伤。她每天昼夜不停地出入于防空壕，并在组织民间消防队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里丁夫人的积极领导下，妇女防空志愿队也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城市将遭到袭击的话，我倒愿意敌人来袭击伦敦。伦敦就好像一头史前时期的巨兽，能够忍受可怕的创痛，虽然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也照样能生存和活动。在工人居住的二层楼房住宅区内，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非常普遍，为了使它们适于居住，为了排除雨天的积水，曾尽到了一切的努力。后来又出现了莫里森式防空掩体。它就像一张沉重的钢铁做的厨房大案桌，四周围上硬铁丝，能够承受一座倒塌的小房子，因而能起一定的防护作用，许多人靠这种掩体保全了生命。至于其他的损失，“伦敦毫不在乎”。伦敦居民忍受了他们所受到的一切，而且还能忍受更大的灾难。事实上，当时除了坐视首都全部毁灭外，我们看不到其他出路。
况且，正如当时我在下院指出的，毁灭大城市这件事，是受“收益递减”律支配的。不久，许多炸弹都炸在已被炸毁的房子上，只不过把一堆瓦片弄得到处飞散而已。在广大地区内，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烧可炸的了，然而人们四处为家，以无限的机智和不屈不挠的毅力继续工作。这时，谁都以作为一个伦敦人而感到自豪。伦敦受到了全国的钦佩，我国所有的其他大城市也振起精神，准备在考验来临时全力以赴，决不落后于伦敦。事实上，许多人似乎在羡慕伦敦的名气，并且有相当多的人由乡下赶来，以便在伦敦住一两夜，与伦敦人共患难，“看看热闹”。由于市政管理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阻止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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