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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参战时，有四十五亿美国的资产，其中包括美元现金、黄金和在美国可折算的投资。增加这些资财的唯一方法是：在大英帝国——当然主要是在南非——开采新的金矿，以及千方百计地向美国输出商品，特别是奢侈品，如威士忌酒、上等毛织品和陶瓷等。在战争的头十六个月中，用这种方法又获得了二十亿美元。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急欲向美国定购军火，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里害怕我们的美元储备消耗殆尽。在张伯伦先生执政时期，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时常向我们诉说，我国的美元储备已经少得可怜，并一再强调要保留美元。大家或多或少地承认，我们向美国购买商品应当严加限制。我们的做法就如珀维斯先生有一次向斯退丁纽斯说的一样，“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口粮不足，应尽量靠这点口粮多维持几天。”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精打细算，以弥补我们的款项之不足。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自由进口，交付货款不受限制。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为了动用黄金、美元和私人财产，为了防止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把他们的资财转移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国家，为了削减浪费金钱的进口货和其他的开支，我们不得不设立一个管制机构。除了确保我们不浪费货币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察看其他国家是否还接受我们的货币。英镑区的国家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采取了同样的外汇管理政策，而且也愿意接受和持有英镑。我们同其他国家作出安排，对他们用英镑支付，使英镑可以在英镑区的任何地方使用，而且，他们答应，保存暂时不用的英镑，并按外汇官价进行贸易。这种办法起初是同阿根廷和瑞典商定的，后来扩大到欧洲大陆和南美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些办法是在1940年春季以后商妥的，我们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能够商定和维持这种办法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足见英镑是受人信任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用英镑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进行贸易，把我们大部分宝贵的黄金和美元保存下来，以便向美国购买重要物资。
①斯退丁纽斯：《租借法案》，第60页。
1940年5月，当战争急转直下，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可怕的现实时，我们意识到，在英美的关系上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自从我组成新政府，由金斯利·伍德爵士出任财政大臣以来，我们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在敌人继续不断地轰炸，虎视眈眈地即将入侵之际，我们为生存而战，而且现在几乎成了孤军，如果过分担心于美元告罄的后果，那是错误的节约方法和不恰当的小心。我们意识到，美国舆论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而且，不仅是华盛顿，就是整个联邦，也越来越相信，他们的命运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况且，这时，在美国全国掀起了一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的浪潮。从华盛顿直接给我们送来了非常友好的信息，而且还通过加拿大转告我们，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战斗，并指出，无论如何能想出一个办法来。有摩根索先生当财政部长，盟国的事业就有了一位始终不渝的拥护者。
我们在6月间把法国在美国的订货合同接手过来，从而使我们外汇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我们向各方面发出了新的订货单，订购飞机、坦克和商船，推动了美国和加拿大兴建大规模的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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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40年11月，我们付清了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货款。我们已经卖掉了价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是用英镑从英国的私人持有者那里征购来的。我们支付了四十五亿美元以上的现金。我们只剩下二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投资，有许多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显然，我们再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即使我们卖掉了我们的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货款，况且，战争的拖延还使我们需要的订货增加十倍。我们手头必须留点钱，以供日常的使用。
洛西恩确信，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认真寻找一条最好的途径来帮助我们。现在，选举已经结束，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爵士和摩根索先生代表双方的财政部正在华盛顿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大使催促我写一封信，向总统全面地陈述我们的处境。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在迪奇利和他商量着草拟了一封致总统的私人信。11月16日，我打电报给罗斯福说，“我正在给你写一封长信，阐述1941年的展望，将于数日后由洛西恩勋爵面交。”由于这份文件需要经过参谋长委员会和财政部的一再审核，而且还要经过战时内阁批准，所以在洛西恩返回华盛顿以前，未能完成手续。11月26日，我给他拍去了一封电报说，“我仍在忙着致总统的那封信，希望能够在几天之内拍发给你。”这封信最后定稿的时候是12月8日，并且立即拍发给总统。由于这封信阐明了伦敦各有关方面对整个形势的共同看法，而且对我们的前途起了显著的作用，所以值得研究。
白厅，唐宁街10号
亲爱的总统先生： 194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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