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他建议，英国军队到达以后应分批开往马其顿边界上的战线，尽管看来英军不可能及时到达。我们当然拒绝接受这项建议，因为这和我们同意派遣军队的条件是完全不符合的。我们已电邀中东总司令前来雅典参加会谈。他于3月3日到达，会谈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由于帕普哥斯的态度僵硬，我们不得不请希腊国王协助，国王在以后的困难的会谈中始终保持冷静，有决心，而且肯于协助。
5．最后，他们愿意提供三个希腊师。……
6．因此，我们面临以下的三种选择：
（1）接受帕普哥斯一再提及的试图把我方军队零星开往马其顿边界的计划。
（2）接受三个希腊师，用于阿利阿克蒙线，这三师兵力约等于十六个到二十三个营，而不是我们在上次访问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所预期的三十五个营，并在这支军队的后方集结我们的军队。
（3）完全取消我们给予军事援助的建议。
7．我们一致认为，第一项办法适足以导致军事方面的摇摆不定，而第三项办法也似乎是同样有极大危害。……
8．因此，我们在稍事犹豫之后同意了第二项办法，但附有一个条件：授权威尔逊将军负责阿利阿克蒙全线的指挥和组织工作，当他能够接任这项工作时立即负起责任。这一点得到了对方的同意。
9．我们的军事顾问认为，这条战线形势险要，敌人进击的通道很少，因此在这条战线阻截并抵御德军的推进，不是没有希望的。遇到最坏的情况时，总还可以穿越最适于后卫战的山野从这条战线边战边退。
10．我们一致确信，我们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中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两天的焦虑不安非言语所能形容，但是，既然作出了决定，希腊方面的一般气氛显然好转。严酷的事实仍然是，我们的部队，包括我自治领的部队在内，将投入一场比我们在一星期前的估计更加危险的战役。无疑地，将要由你决定是否向各自治领政府发出通知。……
※ ※ ※
这时，在伦敦，我们的看法起了显著的变化。参谋长委员会注意到种种因素的演变都不利于我们的巴尔干政策，尤其不利于派遣一支军队前往希腊。他们首先着重指出局势的主要变化：希腊总司令意气消沉；希腊人没有执行他们在十二天以前所承担的义务——如果南斯拉夫不参战，便把他们的军队撤退至我们必须据守的那一条防线；本来应有三十五个希腊营协助我们据守这条防线，而现在至多不过有二十三个营，都是新编的，没有作战经验，而且缺少炮兵。此外，我们曾经期望希腊能够从阿尔巴尼亚前线调回几个师。但是，“帕普哥斯将军现在却声称，这不行了，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敌人在人数上已占优势。”
提起我们自己的困难来，三军参谋长指出，他们一向希望在进军希腊以前或与此同时攻克罗得岛，而现在须待进军完毕后才能办到。这意味着，我们不但不能集中我们的空军去抵御德军的前进，而且，目前为了保护我们通向希腊的交通线，还必须对罗得岛发动“相当规模”的空战。最后，这时苏伊士运河已完全被水雷封锁，在3月11日以前难望扫清。装载摩托运输工具的船只有一半在运河以北，而所有装载人员的船只则在运河以南，而且时间越来越紧迫。参谋长委员会估计，到3月15日，德国可以在阿利阿克蒙河一线集结两个师，到22日可以再集结三个师。这些师中有一个是装甲师。假定希腊军队只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阻止在这一线的前方，那么，我们最多只能有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新西兰旅对抗第一批入侵的两个德国师。
他们总结道，“这一行动的冒险性已大大地增加。”然而，他们觉得，目前还不能对现场人员所提出的军事上的意见表示异议，现场人员认为局势绝不是毫无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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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晚间，我独自一人在契克斯对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和当天早晨战时内阁讨论会上的趋势进行了反复考虑。然后，我向艾登先生发出了以下的电报，他这时已离开雅典前往开罗。我在这封电报中的口气的确与前有所不同。但是，我对于最后决定负完全责任，因为，我确知，如果我对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深信不疑的话，我是能够停止援助希腊整个计划的。取消一项计划毕竟比执行一项计划容易得多。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 1941年3月6日
局势的确是在恶化。参谋长委员会已作出评论，说明了形势的严重性，这个评论附后。帕普哥斯未能履行2月22日同你达成的协议，他的军队要想在阿尔巴尼亚和敌人脱离接触显然是有困难的；以及参谋长委员会举出的其他不利因素（例如进攻罗得岛的延期以及苏伊士运河遭受封锁）——上述种种情况使内阁难以相信，我们现在还拥有足以挽回希腊命运的任何力量。如果土耳其和（或）南斯拉夫参战，情况自然会有不同，但看来这是极不可能的。我们曾极力推动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德国。我们能够及时运往希腊战场的军队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切勿力劝希腊舍弃它自己的明智的判断，而单独从事毫无希望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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