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请向战时内阁转致我对于他们非常善意的新年贺电的谢意。你喜欢我在加拿大的演说,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在那里受到的接待使我感动。
未来的历史家们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第一次华盛顿会议——代号称作“阿卡迪亚”——的最宝贵和最持久的成果就是设立了现在著名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因为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必须住在靠近本国政府的地方,所以就由常驻华盛顿的高级军官充任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们每日,实际上每小时都同伦敦接触,因此就能够在不分昼夜的任何时刻对他们的美国同僚们说明和阐释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对于任何一个战争问题的意见。在世界各地区——卡萨布兰卡、华盛顿、魁北克、德黑兰、开罗、马耳他和克里米亚半岛——频繁举行的会议,把长官们本人集合在一起,有时达两星期之久。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战争期间举行的二百次正式集会中,有不下八九十次就是在这样的会议中举行的,而且大多数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这些隆重的集会中作出的。
经常的程序是,在清晨的时候,每一方的参谋长委员会自行开会。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双方集会而成为一体;他们往往在晚间又举行一次联合会议。他们考虑到战争的全盘指挥问题,并向总统和我提出商定的意见。当然这时我们自己的直接商讨经由电话或电报继续进行着,而我们是同自己的参谋人员保持着密切接触的。然而,专业顾问们的建议由全体会议加以考虑,于是就把命令发给所有的在战场上的司令官。不管在联合参谋长的会议上意见冲突是多么尖锐,不管争辩是多么坦率而甚至热烈,对于共同事业的真诚效忠却凌驾于国家或个人的利益之上。一经达成并由政府首脑们批准了的决定,就由大家,特别是由其原来的意见被推翻了的那些人完全忠诚地予以实行。从来没有一次不能达成对于行动的有效协议,或者不能发出给每个战区的司令官的明确的训令。每个执行命令的军官都知道他所收到的命令是具有双方政府的联合观念和专家权威的。在同盟国中从来没有设立过一个比这个机构更有用的作成机构,它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却在事实上继续存在到今天,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俄国人没有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他们有着一个辽远的、单一的、独立的战场,所以参谋部的合并既没有必要,也是无法实行的。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行动的一般范围和时间,而他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的,这就足够了。在这类事情方面,我们尽量在他们所允许的范围内同他们保持密切接触。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叙述我亲自到莫斯科的几次访问。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所有三个国家的参谋长们都聚晤在一张桌子的周围。
具有共同语言,当然是英美之间一切商讨中的最大便利。
在利用译员时所发生的稽延和常有的部分误会得以免除了。
但是有着说法的不同,这在初期曾经引起过一个有趣的事件。
英国参谋人员拟好了一个打算作为一件紧急的事提出来的文件,因而通知他们的美国同事们说,他们希望“列入议程”。
对于美国参谋人员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文件搁置在抽屉里并忘掉它。经过长时间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以后,双方才知道他们对于此事的得失之处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所要求的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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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叙述过迪尔元帅虽然不再是帝国总参谋长,却怎样地同我们一起乘“约克公爵”号前来。他曾经在一切商讨中起了他的充分作用,这不但在海上是这样,在我们会见美国的领袖们时,尤其是这样。我立刻看出他在他们面前所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已经达到最高的水平。没有一位由我们在这次战争期间派遣到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军官曾经获得美国人的同等程度的尊重和信任。他的品格、谨慎和机智,使他几乎立刻获得总统的信任。同时,他同马歇尔将军又建立了一种真诚的同事关系和私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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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领域内曾经安排了大规模的扩充。在这些方面,比弗布鲁克是一位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的人物。美国官方发表的战时工业动员经过①对此提供了大量的证明。美国战时生产管理局长唐纳德·纳尔逊曾经拟定了一些庞大的计划。“但是,”据这个美国的记载所说,“作大胆尝试的需要,却是由比弗布鲁克勋爵于12月29日给予纳尔逊以重大的影响的。……”经过情形,最好用纳尔逊先生自己的话语来描述:
①《战时生产局史》,1940——1945年。
比弗布鲁克勋爵强调这个事实,即我们必须把生产的眼界放得比1942年的高得很多,以对付一个资源丰富而顽强的敌人。他指出,我们对于现在进行的这样一种战争中所特有的物资损失还没有经验。……他再三强调这个事实,我们在计划生产必要的战争物资方面应当把我们的眼界放得更高。
例如他认为我们应当在1942年计划生产坦克四万五千辆,而不是努森先生所估计的三万辆。
这项美国记载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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