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国家应该独立自主。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月8日
除在事实上承认以外，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1941年的俄国边界。这些边界是凭着可耻地同希特勒勾结的侵略行为而获得的。违反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意愿而把他们移交给苏俄，这将违背我们进行这次战争的一切原则，并将辱没我们的事业。这也适用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芬兰，因为据我推测，对于这个国家是并不完全有意去征服和吞并的。
2．俄国可以根据战略上的理由而提出往列宁格勒的通路问题，芬兰人曾经利用这些通路来向它进攻。在波罗的海上有着一些对俄国的安全可能是必要的岛屿。在某些场合对布科维纳或比萨拉比亚的边界也可以援用战略上的安全为理由。在这些情况下，设若居民愿意，就必须让他们撤出，并给以赔偿。在其他的一切情况下，领土的转让则必须在战争结束以后由自由和公正地举行的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与俄国所建议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任何情况下，在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以前都谈不到解决边界的问题。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同我一样坚定地持这个观点，他有好几次向我表示他对于我们在莫斯科所采取的坚定路线感到欣喜。假若英国内阁屈从这样的方针的话，我是不能作它的拥护者的。
3．我认为我们的诚意就包括在维护斯大林曾表示赞成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之中。我们同美国的联合也靠这一点。……
5．关于我们拒绝在战争的现阶段中做出有损于和平谈判的事，或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对俄国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必须看到，他们只不过在遭到德国袭击时才参加战争，而在先前对于我们的命运表现毫不关心，并且他们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确实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他们的军队曾经非常英勇地作战，并且在他们保卫本国本土的战斗中显示了无可置疑的巨大力量。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却从未想到我们。相反地，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援助他们，因为我们钦佩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也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行列。
6．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在战争结束时力量的对比将是怎样，或者战胜国的军队将到达什么地方。但是看来可能的是，美国和英国远不致精疲力竭，而将成为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集团，而且苏联在建设方面将需要我们的援助，这将远较我们那时需求于他们的援助为多。
7．你曾经允诺由我们和美国及自治领共同研究俄国的要求。那项诺言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但是对于由我任首长的任何英国政府的意见，绝不可以有任何误解，这个意见就是它坚持大西洋宪章中所公布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只要有关于割让领土的问题发生，就必须使这些原则格外发生作用。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一切关于领土的边界问题都必须留待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去决定。
从法律上来说，事情的现状就是这样。
※ ※ ※
当我在“棕榈海滨”时，我当然以电话同总统和在华盛顿的英国参谋人员保持经常接触，而且在必要时，我也可以与伦敦通话。发生过一桩虽然在当时令人尴尬却是有趣的事件。温德尔·威尔基先生曾经要求同我会面。这时，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紧张。罗斯福对于我同反对党的著名人物会晤一事，似乎一点也不热心，因而我一直没有这样做。但是想起温德尔·威尔基在一年以前，于1941年1月间访问英国的事，以及我与他建立起来的恳挚关系，我觉得我不应当没有和他会面就离开美国的海岸，这也是我们的大使的意见。因此，我就在5日傍晚打电话给他。过了一些时候，我被告诉说，“你的电话接通了。”我就说，“我非常高兴同你谈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会面。我将要在明天晚上乘火车回来。你能不能在某一个地点上火车，同我一起旅行几小时？下星期六你将在哪里？”有一个声音答话说，“唔，就在我现在待的地方，在写字台旁边。”我回答说，“我不明白。”“你以为你在对谁讲话？”我回答说，“对温德尔·威尔基先生，不是吗？”答话是，“不对，你在对总统说话。”我听得不很清楚，就问，“谁？”
答话说，“你在对我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话。”我说道，“我本来不想在这时打扰你。我是要同温德尔·威尔基说话的，可是你们的电话交换机弄错了。”总统说，“我希望你在那里过得很好，而且快乐。”接着就愉快地谈了些私人的行动和计划，末了我问道，“我想你不致介意我盼望同温德尔·威尔基讲话吧？”对于这点，罗斯福说，“我不会介意的。”于是我们的谈话结束。
必须记住的是，这是在我们友好相处的早期，所以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我认为应该从哈里·霍普金斯那里探听一下曾否造成任何开罪之处。因此，我写信给他说：
请你告诉我，我盼望同我们说到的那个人谈话的这个行动是否有任何被认为不妥当的地方，因为我确实认为以礼对待一位重要的社会人士，我是在按照我的职责行事；所以除非你给我以相反的劝告，我仍打算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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