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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事情就清楚了：韦维尔将军早怀疑我们能否长期保卫新加坡。读者自会明白，由于目军必须先把重炮卸运上岸、搬运到适当地点安装好，然后才能围困要塞，我是多么指望这个岛屿和要塞能顶得住啊。我离开华盛顿之前，原希望至少要进行两个月的抵抗。我注视着我们的部队从马来半岛撤退时所遭受的损耗，心中忧虑，但没有作出有效的干涉。
另一方面，却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韦维尔将军致三军参谋长 1942年1月14日
昨日，即1月13日飞抵新加坡，乘汽车到昔加末，会见希思和戈登·贝内特。计划正在执行，但是由于吉隆坡以北的战斗，第九师、第十一师在人数上、士气上又受到打击，敌军的前进比我所想象的更为迅速。新加坡的保卫战将是够呛的事，我们需要运气好，才能盼望运输船队如期平安到达。昨日整天大雨，掩护了重要的运输船队的最后驶近，还可能推迟敌军的进展。戈登·贝内特和澳大利亚军精神饱满，我确信他们会狠狠地打击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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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我一直认为毫无问题的近陆防务及其抵御包围的准备工作，我发了下面一份电报：
首相（在华盛顿）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15日
1．万一你们被迫退到岛上，会发生何种后果，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2．保卫这个地区需要有多少军队？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像在香港那样的登陆？靠近陆地一带设有什么防御工程和障碍物？你有没有把握，能用要塞大炮去压制任何部署围攻炮队的企图吗？万事齐备了么？对于无用的人口作了什么布置？我一向以为最迫切需要的，是把该岛的保卫战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但我还希望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3．这里对你发来的电报，人人感到高兴，这使大家感觉到你是如何意气风发地正在大抓你那艰巨的任务。所有的美国人正像你的英国朋友一样，对你怀着同样的信任。
一直等我回到伦敦以后，我才接到韦维尔的复电。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6日
我近日逗留在新加坡时讨论了该岛的保卫问题，并且要求作出详细计划。直到最近，所有计划都是以击退海上向岛上的进犯并牵制陆上在柔佛或以北地区的进犯为基础的；对于炸毁长堤，虽然已经作了布置，但对于在岛北建筑防御工事以阻止敌军横渡柔佛海峡一节，却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最重型的要塞大炮能向四面八方回转，但是平直的弹道使大炮不能适用于进行炮战，实在不能保证用它们来压制围攻的炮队。供应情况尚属满意。已授权将某些空军设施和储藏品迁到苏门答腊和爪哇，以免拥挤。一俟接到详细计划，当再电告。大半要看空军形势而定。
我在19日早晨读到这份电报，不胜惊异，痛苦之至。原来海军基地和城市的陆地方面，并没有设置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来加以掩护。而且，更使人震惊的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特别自从日军已经在印度支那扎下根来以后，竟没有任何司令官采取值得一提的措施来构筑野战防御。至于野战防御的空无所有，他们竟连提也没有提过。
就我对于战争的一切所见所闻，我相信，根据现代的火力，只要有几个星期就可完成强大的野战防御，也可用地雷和其他障碍物来限制和隔断敌军的进攻线。而且我从来也没有想到，那里竟没有团团一圈永久性的彼此分离的炮台来保卫这个著名要塞的后方。我不能明白，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但是当地既没有一个官员，国内也没有一个专门的顾问曾经认识到这项极端需要的措施。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甚至连看见过我的电报的，也没有一个人向我指出这一点来；我的电报是根据错误的假定，以为正规的包围是少不了的。我在书本上读到过1877年的普列文战役，还在机关枪时代以前，土耳其人在俄军袭击的虎口之中，就在普列文临时筑起了防御工事；我曾在1917年考察过凡尔登，在那里，在一年前，一支野战军驻扎在彼此分离的炮台里和炮台之间，造成了如此辉煌的战迹。我相信敌人要粉碎新加坡各个坚强的据点，定会被迫大规模地运用炮兵部队，而由于困难重重，旷日持久，这样就会阻碍炮兵部队的集中，会阻碍军火沿着马来亚的交通线集结起来。而现在这一切突然间化为乌有，我面前只见一片可怕的景象：全岛几乎赤裸裸的，即使还不是筋疲力尽却已疲惫不堪的军队，撤退到岛上来了。
我把这些情形写下来，并非要原谅自己。这是我早该知道的。我的顾问们也早该知道；早该有人告诉我，我早该问问他们。我提了几千个问题，恰恰没有问起这件事，原因在于我的头脑中认为新加坡不可能没有接陆防御，正像一艘战舰下水时是不可能没有舰底一样。我知道为解释这个失策而提出的种种理由：一则军队忙于训练，忙于在北马来亚修筑防御工事；二则民工的缺乏；三则战前经济的限制以及陆军部的集中管理；四则陆军的作用是保护该岛北海岸的海军基地，因此他们的任务是在北岸前面作战，而不是沿岸打仗。我认为这些理由不见得能够成立。防御工事是早应该建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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