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复道：
1942年1月31日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认为除非另有条件（而这些条件不是我的权力所能答应的），便不能帮我们的忙，担任军需部的重任。
以军需大臣为战时内阁的成员，是违反由生产大臣负主管军需品整个部门之责这一政策的，议院最近已经表示对这一政策坚定不移。这样做，也会进一步脱离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在现政府成立的时候和成立以后，舆论对这一点是十分强调的。我们已经从五位成员增加到八位；你如果把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计算在内，就有九位了。如果［·依·据·职·权］再加上军需大臣，那也就不可能把飞机生产大臣排除在外。如果这两个军需部门的长官列在战时内阁之内，那么也就有必要将它们所供应的作战部门的大臣级长官包括进去。这样一来，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和一位生产大臣的两个原则都遭受到破坏。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无论下议院或公众都是不会赞成的①。
①“依据职权”字样是我2月9日给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信中加上的。见第69页
你建议我可以时常和你会晤，那是一件乐事。我将随时准备接受你的友好的意见，尽管我过去所要求的是你能作出实际的帮助。也许有一天我总是能够得到的。
事情到这里搁下来了——但只是暂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关键--第五章 内阁的变动
第五章 内阁的变动
政治上的日益紧张——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健康——我和他的关系——他出任了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新的权宜之计：下议院领袖——莫因勋爵离开殖民地事务部——2月里的灾难——政府中进一步的变动——比弗布鲁克勋爵2月17日的信——他辞职了——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任生产大臣——新旧的战时内阁——其他大臣的变动——我们会议中的日常工作——我个人的地位——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的来信——我蝉联国防大臣。
信任票不过给人以暂时的慰藉。大难即将临头，我至少已给了充分的警告。到2月间大难果然降临了。同时我觉察到政界中的紧张情况也在增长。有的要求“加强”政府。他们说，“新的血液”应该加进去。现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新的血液当然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了。我极不愿意因受外力压迫而作出更动，在信任投票的辩论中，我曾为这件事用过一些强硬的言词。但是过了2月份，要成立生产部看来无论如何要有一次变更，这次变更应该具有内阁改组的性质。新闻部驻在世界许多地区的人员都报导了英国国内的政争会造成莫大的危害。明显得很，对于艰难的、麻烦的人事问题必须立即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成立一个生产部，尽管必须采取温和的办法总比采用激烈的办法好，虽然采用激烈的办法也许是必要的。
当我组织生产部的计划接近完成的时候，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身体正迅速垮下去，我听到了很难过。他开始患严重的气喘症，往往整夜不眠，而只有睡眠才能治好。我从华盛顿回国以后，有天晚上我们在新楼开会，我听见一个持续不断的声音，很不耐烦，突兀地说，“哪一位出去一趟，把猫叫的声音制止住。”大家沉寂下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那位可怜的朋友在气喘啦。我道了歉，事情也就完了，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因为这可以说明在那些使人疲于奔命的时期的紧张情况，而这又是促进比弗布鲁克行动的原因之一。他真想每晚能花三四小时，在万呎以上的空间飞行，以便减轻由于高度而产生的气喘病。
这种毛病是比弗布鲁克神经衰弱的根源，我只能管它叫神经衰弱。在我们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一次出于感情冲动的辞职打回去了。但是他现在增强了对职务的坦率而强烈的厌倦之意；虽然有一种要求有更广泛更无束缚的权力的心情，内心却盼望从重担和忧虑之中解放出来，在我的同僚中还有许多人也是这么要求的。
有的人没有像我那样知道他在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不知道他的力量、他的魄力和判断力，就往往不明白他对我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事务中和扫尾工作中有过长期的协作。除了我所十分尊敬但关系一直不算密切的大法官西蒙勋爵之外，比弗布鲁克是跟我一道在前一次斗争中经历了震惊和劳顿的唯一同僚。我们两人在政治上是属于老一辈的。在前些日子的危机和争论中，我们往往站在不同的方面，有时我们还彼此反对得厉害；但总的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关系，这是我的绵延不断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历经宦海浮沉，但是由于私人间的亲密友谊始终不渝，所以这种关系就更加巩固了。在这些暴风骤雨的新的年代里，同一位一向虽没有行政权力而往往能发号施令的人物，谈谈当时的困难和问题，把它们同我们已经克服的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比较比较，这对我来说，往往是一件乐事。我的其他同僚当年还都是不知名的人士，其中大多数是那些在记忆犹新的过去的日子里驰骋在战场上的年轻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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