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内阁的改组是2月19日宣布的，虽然现在延揽了两位新人，人数却从八位减到了七位。读者自会看到，同舆论的强烈潮流恰恰相反，目前我已充分实现了我的意见，即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应该是负责部门的主持者，不仅仅当个空头顾问，除了想想、讲讲、又根据折衷方案或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以外，就没有事干了。
旧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掌玺大臣艾德礼先生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先生
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新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兼众议院议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当然由此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克兰伯恩勋爵觉得，作为上议院议长，他应当是战时内阁的阁员，至少也应经常出席会议。他也急欲加强政府在上议院中的辩论力量；按照惯例——在宪法上虽然不是强制的，上议院至少该有两位国务大臣。在这时候，我想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以贵族身分去进行他的新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克兰伯恩勋爵 1942年2月20日
我认为，把那种“在战时内阁开会时经常出席的绝对权”给与任何一位领导上议院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小型组织的议论是大家所坚决主张的。上议院和战时内阁之间从前唯一的联系是比弗布鲁克，他是难得来参加会议的，即使参加，也只是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我也不能保证，必须由上议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议会经验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门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当然要注意到有没有充足的辩论能力。
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达夫·库珀也许愿意提升，只是我还没有向他提过。
可是这两三日内我不想作出任何最后的安排。同时我为你所建议的任命，我准备暂不作决定。比如说，也许可能，将任务划分一下，由一位大臣领导上议院，另一位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部。
承你坦率地写信给我，十分感谢。我深知困难，并将设法解决。
过了几天之后：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既极愿意留在下议院，这又显然符合该院的愿望，因此我不能请他到上议院去帮助你了。宪法精神是完全维持下来了。但你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我可以请达夫·库珀带着他的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的职位到上议院去。或者你可以再试几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
在次要的机构中也作了一些其他的调动。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不少的帮助。为了铺平艰难的道路，竟有九位主要的次官把他们的机构交给我自由处理。有些调动过了几个星期才实行；最后的改变名单如下：
1942年2月22日
殖民地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补莫因勋爵缺
飞机生产大臣卢埃林上校，补穆尔——布拉巴宗上校缺
贸易大臣多尔顿先生，补卢埃林上校缺
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勋爵，补多尔顿先生缺
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补马杰森上尉缺（辞职）
公共工程大臣波特尔勋爵，补里思勋爵缺（辞职）
1942年3月4日
主计大臣威廉·乔伊特爵士，补汉基勋爵缺
副检察总长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少校，补威廉·乔伊特爵士缺
上议院在战时内阁的代表问题，我是采用了前已介绍的办法来解决的，即有几位大臣虽然不是正式阁员，实际上却是“经常的列席者”。如此，月终之前我已能够恢复我们的正常工作。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7日
内阁下周工作作如下安排：
1．星期一下午五时半，地点十号。全体参加；尚有经常的列席者、三军参谋长、各自治领和印度代表等。议程：战事的一般形势，不提特殊的机密事件，例如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还有任何其他适当的论题。
2．星期二下午六时，地点十号。太平洋会议。
3．星期五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只有战时内阁和你自己参加。我们讨论特殊项目需要他人参加时，另行召集。
4．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战时内阁。（如果有需要，星期三、四两日下午六时，再开会一次。）
5．星期五下午十时。国防委员会。由三军参谋长，海、陆、空军三大臣，如有需要，或经指定时，印度事务大臣和自治领事务大臣，我自己，副首相和外交大臣，也许加上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我们且看看这样行不行。
大体说来，新闻界和公众对改组的主要方面表示欢迎。政府机构经过这样大的变动之后，议会也觉得需要稳定下来，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喘息时间，去经受正在临到我们头上的更多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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