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托卜鲁克现在的情况。考虑到奥金莱克的计划是等待进攻，又考虑到几个月已经过去了，难以想象在托卜鲁克的那些久经考验的工事，是否仍然保持着最有效的状态，是否切实加强了。对于他已决定的防御战来说，托卜鲁克的工事和出击口，都是一种无法估价的因素。
最后，应用于托卜鲁克防守上的“暂时”一词，还具有一种为伦敦所没有意识到的意义。我们的意图，我们以为总司令也完全同意的那种意图是，即使主要战事不利于我方，托卜鲁克也应再一次作为一个孤立的堡垒而守住，而第八集团军则应沿着它的主要交通线，撤到马特鲁港的阵地。这样，就会使托卜鲁克仍然留在隆美尔的侧翼，而他必然会加以包围或者监视，于是他自己的交通线就日益加长，并且越发处于紧张的境地。由于新西兰师已近在咫尺，又有强大的增援部队将从海上来到，我本人认为，双方以可能最大的实力来进行苦战的局面，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对我们有害。我因此没有打消既定的再次访问华盛顿的计划，因为，我需要在那里处理一些对战争的整个战略说来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了我同僚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关键--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需要为1942年和1943年制订一致行动的计划——“合金管”：原子弹——我在6月16日给国王的信——飞往华盛顿——在海德公园的一次颠簸的降落——与总统同车出游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原子裂变的早期历史——6月20日与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的会谈——“重水”和一无所成的危险——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我对于总战略计划的笔记——托卜鲁克的陷落——患难之交——关于未来战略的一次会谈——同艾森豪威尔与克拉克的初次会见——我把横渡海峡进攻的文件交给他们——又举行了几次晚间会谈——6月22日报纸上的醒目标题——6月24日参观杰克逊炮台——对美国陆军组织工作的赞颂——奥金莱克的来电——我对他的再度保证——6月25日又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平安飞回国内。
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1942—1943年的作战行动达成最后的决定。一般的美国当局，特别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都急于立刻在某些计划上作出决定，从而使美国能在1942年同德国在地面上、在空中大举进行交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三军参谋长就有认真对“德国第一”的战略考虑进行根本修改的可能。另一问题也使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合金管”问题。“合金管”是后来称之为原子弹的密码代号。
我们的研究和试验现在已经达到必须同美国订立明确协定的地步；人们认为，只有我亲自同总统商讨，事情才能成功。战时内阁竟在沙漠大战方酣之际，决定我应当在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的陪同下离开祖国和伦敦，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对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严重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重视。
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事态紧急，危机四伏，我于是决定由空中而不是由海道前往。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二十四小时得不到充分的情报。为了使消息能从埃及立即转来，为了使所有的报告及时发出，迅速译出，我们已经作了各种有效的安排，以免在预计或事实上要采取决定时，发生有害的贻误。
在习惯上，首相往往不向国王正式提出自己的继承人，除非他被要求这样做。因为，这是战争时期，为了回答国王在最后一次每周例行的谒见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向他发出下列的信件：
唐宁街十号，白厅
1942年6月16日
陛下：
我假若在即将开始的旅程中遭到不幸，请求陛下恩准我的建议，将组织新政府一事委托给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下议院最大政党和我所荣幸主持的联合政府中一位杰出的大臣。我深信，他能以当前这危险时期所需要的果断、干练、才智来处理陛下的事务 你的忠实的臣仆
温斯顿·丘吉尔
我虽然在此时已了解到1月间从百慕大飞回时曾冒了危险，但我对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和他的波音水上飞机非常信任，因此，我特地要求他来负责这次空中旅行。我的一行人中还有：陆军部计划局局长斯图尔特准将（他后来从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飞返国内时遇难）、查尔斯·威尔逊爵士、马丁先生和汤普森海军中校。我们在6月17日午夜前不久离开斯特兰拉尔。当时圆月当空，天气良好。我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两小时有余，欣赏着光耀的海洋，思索着我的那些问题，也考虑到令人担心的战役。我在这个“新房”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我们到达甘德的时候。我们原本要在此处加油，但是，由于无需加油，就向机场打了招呼后，继续前进了。在阳光之下飞行，日子显得很长。我们在相隔六小时的时间里，吃了两次午餐，并打算在到达目的地后再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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