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必须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来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明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俄国（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的新国界。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内阁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内实质上完全是个失败主义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法国不去履行最近还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要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在外表上好像两个烂熟的西瓜挤在一起压碎了；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需要的却是刀剑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这一点，英法两国却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像孩子一样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国和法国在向捷克人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法、英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要提早，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请你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英国毕竟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但法国确实有这样的条约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二十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言犹在耳。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实为劫数的凶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保卫他的防线。按照我在那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两天，拜访我在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这两位部长都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作出了牺牲，也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反而使法国政府由于失去两个最能干最果断的人而更为虚弱。我甚至冒昧地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了他们。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便回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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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个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惭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头提出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从英法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的团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现在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离职后立即就参加了捷克军队。他还取得了捷克国籍。
法国曾提出下面的辩解，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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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二十五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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