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陆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安排在“元首大本营”附近，意味深长。凯特尔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作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的传递员，尽力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赢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希特勒如此安排，意在严格控制陆军总参谋部；而哈尔德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大本营的这个有利条件，对作战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起码能遏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约束。然而，事与愿违！
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山崖城堡”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林务所”，于1940 年3 月11 日完全准备就绪。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从东部边境地区返回柏林后，仍在总理府办公和居住。后几个月，他也只是偶尔到贝希特斯加登作短时间逗留，还有一次是圣诞节到西部展开地域，走访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些部队。这几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军人只有他的几个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专列”上一样，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设在老总理府的二层楼，隔壁是联邦议会大厅，兼作地图室和会议室。这样，这两位将军便不知不觉成了希特勒的“侍从官”，和所谓的“贴身”。约德尔还要按时参加有众多第三帝国头面人物出席的午餐会。
希特勒的这些“新调整”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是他分散权力的本能表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整个大本营“体系”必然落得一个充满紧张和弊端的结局。虽然根据陆军的要求，陆军能经常有机会与领率机构接触，如参加希特勒自波兰战局以来每天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但它所发挥的却是“无名的、没有权威的影响”，正如贝克将军在过去争执中所说的，陆军“在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里..没有位置”。讨论会上尽管谈论的绝大部分还是陆军问题，然而却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在场，只有“侍从官”凯特尔、约德尔，以及他的副官们参加。一般情况下，戈林的“个人联络官”博登沙茨将军也在座，原来到会的陆军联络官因为在约德尔眼里被认为可有可无，被挤出这个讨论会。身负重任的国防处处长及其军官们，不管是从前线，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一般也不得参加形势讨论会——特殊情况除外。在一段时间内，约德尔将军依然以主要发言人自居。由于他所具有的资历和知识，被希特勒特意任命为部队高级指挥的助手。他借此机会，超越他的上司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事事处处不与凯特尔商议，然而他的高谈阔论也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希特勒的观点。他将每日情况报告的一部分，交给他的两名助手担负，使希特勒的副官们从此沦为听众——这也是约德尔的安排。
每个报告的最基本的依据，都是由国防处收集来的三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和报告。其实，这些消息和报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日常情况及其一些变动，不可能有象各指挥员从部队实际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围工作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并未受此种报道的左右，他们是根据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论据，漫不经心的发表他们的议论，作出他们的决定，时不时地向陆军总司令发表一些无根无据的意见，虽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将陆军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已完全被置于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离了国防军，特别是疏离了他们出身的军种陆军的精神，这是产生另一个巨大危险的根源。这两个在布洛姆贝格离职时曾为国防军的统一领导而担扰和为之奋斗的人，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破坏国防军的内部团结而卖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和玩忽职守
在约德尔自己的参谋部内已经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国防处长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请调工作。也许人们还没感觉到，在波兰战局的数周里，人们之间的陌生感有增无减。当然，促使瓦利蒙特产生这种愿望还出于其他理由，起初，他觉得战争将为大批高级军官大开用武之地，可事实上，出路越来越窄，职位越来越少。当然，在战争中单靠这一条理由也不能成立。从迄今一系列事实看出，一个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在约德尔身边的这样一个职位上，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认为，调动一下工作似乎对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于9 月末趁国防处实施动员时，将一大批军官免职，重新分配。
约德尔未答复瓦利蒙特的请调，不知可否地将他留了下来。在此期间，约德尔对于领率机构里工作的日益烦琐，越来越感到反感。在约德尔晋升到现在这个职位以后，也开始启用“工作班子”这个名称，这个“工作班子”曾是1938 年他和统帅部与希特勒发生关系的主要形成，约德尔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现在他也把这一称呼用到了国防处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员身上。这首先就意味着，仅拥有12—15 名军官的国防处，在战地大本营组建过程中，将再度被分割。然而，当时显得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实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把“工作班子”这个称呼应用到他的参谋部内，这对国防军领率机构尔后工作方式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约德尔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传统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让其参谋部的军官们成为起草命令的机器，不把他们看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建议和咨询的同僚。他的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而且完全符合总参谋部一种新流派的观念，这种观念戈林早在1939 年就想在空军加以实现。这种观念要求“对上绝对负责，对下绝对专制。”两者无疑都是纳粹的准则，总参谋部内部工作的变革与其外部形式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都是由约德尔接收下来的希特勒所创立的体系，也就是用一种最高指挥来取代德国陆军采用过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任务式指挥法”，试图通过一种对细枝末节都规定得死死的命令，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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