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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防军大本营_[德]瓦尔特·瓦利蒙特【完结】(45)

  作战开始前,确保固定目标(物资、档案、德国或敌国组织、部队、集团的卡片等,特别是重要人物:流亡政治领袖、破坏者、恐怖主义者等)的安全。在由于增派特遗队可能使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干扰的下属区域内,集团军司令可不予以增设。b)陆军后方地区:研究和对付故国非军队实施的敌对行动,以及向陆军后方地域司令通报一般政治形势。1937 年1 月1 日与帝国国防部谍报处共同拟制的“国家秘密警察和国防军谍报机关之间的合作原则”的基本精神,也适合于与谍报军官或谍报机关的合作。2、特遗队与集团军后方地域军事指挥当局之间的合作。保安警察特遗队在自己负责范围内执行任务。在行军、补给宿营等方面隶属于集团军,在惩戒法律方面由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局长官处理,集团军无需过问。在专业方面他们执行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指示。在某些活动受到集团军规定的限制时,应服从集团军安排。

  为对这些特遣队实施统一领导,应在每一集团军地域内,委任一名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代理人。他有义务将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特遗队长官下达的指示及时通知集团军司令。为避免干扰作战正常进行。集团军司令有权向代理人下达有关指示;这种指示压倒一切指示。

  代理人要经常与敌情军官紧密配合。代理人可按指挥当局的要求,派一名联络官员与敌情军官保持联系。敌情军官需将特遣队的任务同军事谍报、战地秘密警察的活动和作战协调起来。

  特遣队有权庄其职责范围内,对当地居民采取行政措施。在此方面,应与谋报机构实施最密切的合作。可能会对作战发生影响的措施需经集团军司令批准。3、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与陆军后方地域司令之间的合作。4、特遣队、特别行动队、特别行动组和战地秘密警察的权限。在部队内部的政治谋报任务和直接保护部队的任务,是唯一由战地秘密警察担负的任务。全部此类事务,特遣队、立即交给战地秘密警察处理,反之,一切属特遣队任务范围的事情,战地秘密警察要毫不迟疑地交给特遣队、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处理。此外,1937 年1 月1 日的协议有效。

  代理人签字

  不久,“保安警察特别行动组”在这个协议的俺护下,在东方战局开始不久,便按照希特勒向希姆莱下达的秘密指令,在东线后方地域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犹太人。对这一点。参加会商和拟制命令的军官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

  早在1941年3月30日举行的约200—250名高级军官——主要是三军即将担任东方战局的高级指挥官及其最亲密的同僚一一参加的会议上,希特勒在民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就公开提出了违法的要求。按希特勒的本意,同1939 年8 月22 日波兰战局和11 月23 日西方战局前夕的“动员”一样,即向高级将领及其高级参谋助手们,就即将来临的东方战局,灌输他的观点,要求全体与会者,应将东方战局作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由于无法改变的“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别,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言词尖刻,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十分紧张。只有两次起立打破了场上的寂静——一次是当希特勒从后门走上讲台时,一次是当他离开会场时。

  在这次讲话中,希特勒还宣布了“政治委员命令”,颁布了在“巴已罗萨”地区实施审判权的法令,简称为“巴巴罗萨命令”。希特勒在讲话的一开始就提出一条方针:苏俄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不管是部队的还是地方的,一律是罪犯。因此,既不能把他们当成不人看待,也不能当成战犯处理。如果他们被俘,应将他们转交保安局的特别行动组处理;如果条件不容许,当地部队可将其就地处决,对另一道命令,希特勒早在3 月3 日所提出的要求叫就作了解释。他要求军事法庭对待部队要采取双重原则,德国士兵有侵犯“敌国居民”行为时,不应严格按军事惩处法和纪律条令处理;相反“敌国居民任何侵犯国防军的行为”都要以最严厉手段,其中包括立即处决来加以惩处,而不受军事法庭的起诉。希特勒的这些指令,基本上就是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判决,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犯罪”等同,特别指出了红军在进犯波兰、巴尔干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时,政治委员和干部所犯下的残无人道的暴行。在这一基础上,他反复强调,试图让他的听众相信,对俄作战绝不能以军人的侠义精神进行,军人情谊的“过时观念”已不适用;这是一种特殊战斗,不仅要打垮红军,而且要把共产主义永远从地球上根除。

  据后来传说,当希特勒离开会场后,他的讲话引起了某些与会者的抗议和强烈反响。然而,据我的观察或当时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譬如,陆军总参谋长详细记录了会议的过程,但对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他只记道:“将领们必须有自我牺牲精神,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两句话的旁边还注有“陆军总司令命令”的字样。紧接着上面的话记有“上午:共进早餐——,下午:在元首处会商”从下面的记录可以知道,这两次活动是在陆军集团军群司令和个别下一级将领的小范围内举行的,只听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古德里安的由于哈尔德对尔后的会商,只用了一句话即“没有新东西”来表示,因此可以断定,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讨论希特勒在上午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陆军高级军官们的这种保留态度,也许决定了陆军的大多数人不会照希特勒的每一句话去办;另一些人可能会低估他的企图的全部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可以先看上司的反应如何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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