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骨金文中的邑
甲骨文中邑的材料约略有200多条，金文中亦有一些。邑的规模有大邑与小邑之分。顾名思义，大邑规模必定可观，如商王都即以大邑称之：
大邑商。（《甲》2416）
武王既克大邑商。（《何尊》）
此商都也称作“天邑商”（《英》2529），或迳称“王邑”（《英》344）、“商邑”（《■簋》）。但甲骨文中之“大邑”未必尽指王都，如：
方其敦大邑。（《合集》6783）
贞■大邑于唐土。（《英》1105）
唐之地望，或谓在今湖北随县西北之唐城镇，古唐国所在①；或谓在山西南部夏县一带，即唐叔所封大夏之地②；不管怎么说，据它辞“方其出于唐”（《甲》2924），此等大邑时受敌对方国侵扰，可见是王国的边地重镇。
至于小邑，骨臼刻辞有：
戊寅小邑示二屯，岳。（《合集》17574）小邑大体是分布于各地的小规模邑聚。
在商代，大小邑簇集各地，甲骨文有二邑、三邑、四邑、十邑、廿邑、卅邑等等③。邑以群称，一小地域范围竟多达30邑，反映了人口的增衍程度和邑聚的密度，然其邑应该属之中小规模者。
甲骨文有云：
……其多兹……十邑……而入执……鬲千……（《合集》28098）鬲为人鬲，即人数，十邑鬲千，平均一邑为一百鬲（户），则至多算作中下之邑。文献有谓“十室之邑”④、“三十家为邑”⑤、“邑人三百户”①、“千室之邑”②，邑的规模大体以人口的众寡为准。凡群称的邑，大概都自有其命名。西周厉王时《■从■》所云“十又三邑”，分别名之为■、■、■、■、言、■、句商儿、雠■、競、■、才、州、泸。商代群称之邑有云“炋、■、鄙三邑”（《合集》7074）、“魌、夜、方、相四邑”（《合集》6063），亦十分难得的记下了群邑之名。
旧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③此乃西周晚期以后出现的“正名”现象，都字的产生比较后起，厉王时《宗周钟》铭有“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至为四至之至，即方国之都的周围边地。春秋齐灵公时《叔夷搏》记鲍叔之厘邑，又称为厘都。但案之商代却不然，邑为居民聚居点的通称，并不以宗庙先王之主的有无细加区分。商代的邑，据其性质可分为四大类，叙之于下。
其一，商王都称邑，见上文。
其二，方国之都称邑。如：
（1） 王族其敦夷方邑旧，左右其■。（《屯南》2064）
（2）左其敦柳邑。（《合集》36526）
（3）雀克入■邑。（《合集》7076）
（4）其既入邑龙。（《乙》5241）
（5）……呼……丙邑。（《合集》4475）
（6）令邑并执■。（《英》608正）
（7）邑■。（鼎，《三代》4）
（8）利邑。（周原甲骨文42）
（9）辛邑■。（矛，《文物资料丛刊》3，203页，图3）
（10）余征三邦方……■■令邑。（《后》上18.2）
以上夷方邑旧、柳邑、■邑、邑龙、丙邑、邑并、邑■、利邑、辛邑、■邑等，大抵是为方国之都。其中邑龙当为龙方之都，它辞有“贞勿呼妇井伐龙方”（《续》4.26.2）。丙邑为丙国之都，近有学者统计，有铭的丙国铜器约有170余件，时代约自商代武丁至西周早期康昭之世，其立国至少前后有300余年①。邑并为并方之都，甲骨文有“并方”（《乙》7767）。它辞有“贞并、■伐■方”（《粹》1535），■亦称“■方”（《续》5.28.8），故知并亦同为方国。山西石楼城关公社肖家塌曾出土并国铜戈②，有人认为并国可能就在今山西中部一带③。利邑即《商书》“西伯戡■”或《路史·国名记》“黎氏故国”所在，《说文》云：“■，殷诸侯国”，址在今山西长治县西南④。辛邑矛出土于陕西渭南南堡村西周初墓葬，但辛国铜器晚商已见，山西灵石施介一座商墓，所出一件铜解的器内底铸有“辛”字“徽识”⑤。
王都或诸国之都，两周以来亦每每以“邑”称之。成王时《卿鼎》称成周洛都为“新邑”。厉王时《散氏盘》有“散邑”、“井邑”。春秋时《曾侯乙编钟》有“楚邑”、“申邑”、“晋邑”之称。《左传·桓公十一年》称郧国伐楚所联合的随、绞、州、寥四国为“四邑”。《说文》谓“邑，国也”，是切合商周时代实际的。
其三，诸侯或臣属贵显领地称邑。如：
（1）贞■夷■于唐邑……。（《合集》20231）
（2）贞行以■师暨■邑。（《合集》8987）
（3）卤小臣其右邑。（《合集》5596）
（4）小臣邑。（斝，《三代》13.53.6）
（5）丁亥卜，在■卫酒，邑■典■，有奏方豚，今秋王其……。
（《合集》28009）
（6）戌邑。（《怀》550）
（7）■望乘邑。（《合集》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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