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商等级制社会，服饰已不可避免被赋以“礼”的内容，为后世相机形成的一系列贵族服饰制度奠定了基调。《左传·昭公九年》：“服以旌礼。”《管子·君臣下》：“旌之以衣服”，旧注：“衣服所以表贵贱。”明贵贱之别，序等列之分，“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①，正是服饰之“礼”的内容要质。当然，这种服饰之“礼”，就具体形态而言，在夏商社会乃渗透于人事、神事等方方面面，与原始先民的生活俗尚、宗教意识、审美观念和物质追求情趣等等，也是多少有其渊源关系的。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礼记·缁衣》。
① 《后汉书·舆服制》。
第一节 衣着装饰之原始
一 先民的衣着和发式
（一）衣着装束
人类初始，受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制约，只能顺乎自然，男女老少尽皆赤身裸体。《庄子·盗跖》形容说：“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人类为谋生存，求发展，在与自然世界的长期艰苦斗争中，逐渐有粗简的原始衣饰之作。
文献对此有不少追述。《礼记·礼运》云：
昔者，……未有麻丝，衣其（鸟兽）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墨子·辞过》云：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干刍草索），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人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海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
《韩非子·五蠢》云：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尧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
《易纬乾凿度》郑注：
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①《白虎通义》亦云：
太古之时，衣皮韦，能覆前而不能覆后。
《淮南子·汜论训》云：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抒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这些追叙揭示的基本事实，是原始衣料大抵不外乎两大类，一类获自动物，有兽皮、毛、鸟羽等；另一类取之植物，有草叶、树皮或葛、麻之类的植物加工品。最初不过是衣皮带茭，极简单地披挂拴结而已，其后乃有緂麻索缕，手经指挂，编织衣料，或加工揉制皮革，略事割裁缝缀，制成种种衣装服饰。季节气候不同，其衣亦异。所谓先知蔽前，大概原始先民于服装款式，很早就注入了羞耻意识，而不单单为了掩形御寒。
考古发现的事象表明，约在18000年前，山顶洞人已懂得缝制皮衣技术，出土的一枚骨针，长8.2厘米，针身略弯而圆滑，是经刮磨制成②，显然已非初始作品。利用骨针、骨锥缝纫兽皮制衣，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鲜见，东亚如此，欧洲亦然，文化发展大致是同步的。进入新石器时代，更得以广为流行，还出现了骨梭、纺轮的编织衣料工具。如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早期遗址，第一层文化层出土骨锥、角锥、牙锥达110件之多，骨针33枚，又有骨、角梭9件，网梭8件，骨梭针4件③。河南临汝中山寨裴李岗文化遗址，时代相近，也有骨锥、骨针等出土④。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前的骨锥58件，骨针15枚，管状针12枚，还有木纺轮，以及据说是用于纺织的木纬刀和骨纬刀①。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出有距今7000年左右的骨锥25件，骨针36件，一些器物上还发现了一经一纬、三经三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编织物遗痕②。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每有用植物加工成的各种布料出土，如吴县草鞋山遗址曾发现葛布三块，都是纬线起花，属于罗纹组织，花纹为山形或菱形斜纹，经纱密度约每厘米10根，纬纱地部密度每厘米13～14根，其罗纹部分则每厘米为26～28根，显示了相当进步的织造工艺技术③。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有麻布、丝线、丝带和绢片。麻布为苎麻织物，密度每时40～78根。绢片是用家蚕丝织成，密度每时120根④。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我国原始先民的衣着，不仅有羽皮制品，又有韧皮类植物纤维麻、葛织物等制品，还育蚕缫丝，织而衣之，衣料来源可谓多种多样。
随着人们逐渐脱离赤身裸体的蒙昧状态，衣以蔽形亦很早被引入丧葬领域，作为一种原始宗教观而流行于各地。《仪礼·士丧礼》说的“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也”，实由来甚久。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的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墓葬，人骨往往用编席裹卷⑤。山东泗水尹家城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男性墓主身上发现有一层白色纤维状灰痕，可能是麻布衣着或盖布⑥。曲阜西夏侯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一些女性和儿童的尸骨上也盖有黑色或白色布纹痕织物⑦。黄河上游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发现的距今约4100年前后的马厂类型墓葬，人骨周围均有布纹①。“衣尸”的事象，大致是现实生活中服饰俗尚的再构。
不过，今天欲想具体考察原始先民的衣着装束，复原久已失落的先民形象，几乎已不太可能。所幸的是，各地时有史前时期刻绘与雕塑的人物造型艺术品出土，结合其他考古发现，或多或少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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