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商衣料质地
夏商服饰的衣料质地，文献传闻中多有所云。如《说苑》言禹时有“衣裳细布”。《盐铁论·力耕》称“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帝诰》称商汤时贵族成员可得“衣文绣”。《帝王世纪》谓商未王“纣不能服短褐处于茅屋之下，必将衣绣游于九重之台”。又说纣“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说苑》还说纣“锦绣被堂，金玉珍玮”，至其“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紵之用邪”。由于当时大量物质生活资料为少数贵族统治阶级所聚敛，故其服饰的衣料多种多样，质地也相当华贵。
但在平民贱者一方，自当别论。《诗·豳风·七月》反映周初农夫犹常常是“无衣无褐”。大概粗麻粗葛织物是当时平民阶层的主要衣料所属。《礼记·郊特性》云：“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可见下层平民有以秋后变黄的植物草茎编以为服，跟贵族阶级一方锦绣紵的精工编制服饰，形成截然鲜明的对照。
考古发掘所见，夏代贵族服饰的衣料，主要有粗细不一的麻布和平纹丝织品。前述晋南陶寺遗址一些晚期的大、中型贵族墓，即发现这类衣料。
1975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内，出土一件绿松石镶嵌的圆铜器，正面蒙有至少六层粗细不同的四种布，最粗和最细的经纬线，分别为8×8根/cm2和52×14根/cm2，除最细的一种布未确定性质外，其余都是麻布①。
商代衣料基本仍以麻、丝织品为主体，但编织技巧大有提高，品种增多。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所出纺织品中，麻布属于平纹组织，原料是大麻纤维，与原始时代的麻布出土品相比，残留胶质较少，经纱是由两根纱合股加拈而成，为S拈向，纱线加拈均匀，说明当时随着韧皮纤维脱胶技术的提高，已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麻纱。在出土的丝织品中，计有平纹的“纨”，平纹纱类，平纹绉丝的“殻”，绞纱类的纱罗等，特别是生产绉这种富有弹性而轻盈透明的丝织物，需要有较复杂的工艺技术，另外似乎还懂得利用羊毛编织衣料，在所出麻布中，即发现若干山羊绒毛②。
麻、丝织品，在商代各地遗址中每有所见。北京平谷刘家河一座随葬有铁刃铜钺的商代中期墓中，出有平纹麻布，经纬密度分别为每厘米8～20根、6～18根，经纬纱投影宽度为0.5～1.2毫米，纱线大都为S拈向，与台西出土麻布相似③。陕西泾阳高家堡晚商贵族墓，出有麻布和丝绸织品④。长江以南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晚商大型墓，许多随葬器物上也留有麻布、丝绢织物痕，布纹疏密不一⑤。山东膝县前掌大一座晚商的中字型大墓，在所出的一些纺织品上，还涂饰有成层的红、黑、白三色图案⑥。
殷墟王邑所见，称得上是集商代服饰布料发现上之大成，各种粗细不一的麻布层出不穷，还有未成品的麻线、麻绳以及成束的丝和丝绳出土①。丝织品种类繁多，仅妇好墓所出就有六种：一是各种平纹绢类，经线密度每平方厘米20～72根，纬线密度每平方厘米18～30根不一。二是平纹丝类织物，还用朱砂涂染过。三是单经双纬组织之缣。四是双经双纬之绢绸。五是斜纹组织的由经线显菱形花纹之文绮。六是纱罗组织的大孔罗，每米大约有1500—2000个拈回，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纠经机织罗②。
殷墟王邑所见皮革衣料的加工技巧也令人耳目一新。侯家庄第1004号殷王陵南墓道中，曾发现皮甲残痕，上有黑、红、白、黄四色图案花纹③。甲骨文中有一裘字④，本意当如《说文》所云：“裘，皮衣也”，从字形看，或许同于段注说的“裘之制，毛在外”，这种裘衣大概不同于去毛或翻毛内裹体的战斗护身皮甲。皮革材料乃取之家畜和兽类。
除麻、丝织物和皮革衣料外，商代还有了木棉织物。
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的YHI27坑，张秉权先生在后来整理所出龟甲时发现，有65片无字碎甲上面粘附有布纹痕迹，经取样作电子显微镜反射光观察及进行穿透式、扫描式鉴定，又采用生物化学方法验证，得出这些纺织品具有植物性棉纤维性特征，而无动物性丝或毛的特征，从而确定其为棉类织物。棉布为素色平织十字纹，经纬线约平均每3毫米8～12支⑤。
木棉织物在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船棺墓中也有发现。原为墓主衣着，已碳化成残片。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鉴定，其衣着中有大麻、苧麻、丝、棉布四种质料，内棉布残片为青灰色，平纹组织，经纬密每平方厘米14×14支，系多年生灌木型木棉。船椁木质经碳14年代测定和树轮校正年代，距今约为3445±150年，相当中原的商代①。
《尚书·皋陶谟》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帝诰》云：“施章乃服明上下。”夏商衣料，凡麻、丝、棉织物或皮革制品等，确实每施彩绘及涂染。据《礼记·明堂位》云：“有虞氏服■，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孔疏云：“有虞氏服绂者，直以韦为■，未有异饰，故云服拔；夏后氏画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龙以为文章。”《檀弓》又说：“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史记·殷本纪》也称商汤“易服色，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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