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卜，朕耳鸣，有御于祖庚羊百，又用五十八侑母……
今日。
庚戌卜，有鸣，御于妣辛暨父丁，惟之侑■■。
庚戌卜，余自御。（《合集》22099）
朕、余是商王武丁自谓。商王为其耳鸣的病症，可与先王先妣沟通，杀牲致祭进行自御。有一辞云：
贞王■。（《天》85）末一字像一人头戴面具卧倚版榻状，或即《仓颌篇》“阴病疑瘣”的瘣字初形，盖指装扮鬼相驱疫鬼。《论衡·订鬼篇》云：“巫者力鬼巫。”近代原始民族中有以鬼神附体与之沟通的巫术，如萨满施行巫术时，“下神”是其活动的核心①。《周礼·夏官》有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郑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殴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可见古代有戴假面具装扮鬼巫以惊跑疫鬼的巫医行为。商代的面具在殷墟、老牛坡、滕县前掌大、城固苏村、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地均有出土（见本书五章六节之三），有的是为舞具，有的则可能曾用于殴疫场合，为巫师的法器。（参见前图40）这条卜辞似记商王自为鬼巫惊殴疫疠之鬼。
商代晚期武丁以后的几位商王，好为巫医的，尤数武丁。《殷本纪》称其“夜梦得圣人”而“求之野”，是其用人以神示借稽。武丁时甲骨文有“王梦珏，不惟循小疾臣”（《合集》5598），记其梦见礼玉而有循询巫医官“小疾臣”。《殷本纪》又有记其祭成汤，“有飞雉登鼎耳而呴”，为之恐惧，怕灾祸降临。可见他的行为准则时时受鬼神信仰所支配，当然这与整个社会固有宗教意识是分不开的，但他更显得笃信致诚。相比之下，《殷本纪》言商王武乙有“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之举，后一王的鬼神观念无疑淡薄得多。甲骨文中有关疾病的占卜，近百分之九十六、七出现在武丁时期，武丁既能自己充当巫师御除病祟，又曾为鬼巫惊殴疫鬼，还能关心众多的朝臣、王妃、子息或其他贵族成员的病患，并为他们判断病象病因，析其病症，察其病情变化，进行巫术作医。在当时社会，商王武丁算得上是一位体智能力与病理药理知识较为厚实的出色政治家兼总巫师。
商王为巫术作医时，王朝内一批巫师每每降到次要位置。甲骨文有：“丙戌卜……。巫曰：御”（《合集》5649），在此场合，巫师似乎成了一位向王提供参考意见的副手。尽管王和巫同时都充当了与鬼神沟通的中介人角色，但王是主角，巫只是王的配角，只能附从王的言行举止。
显而易见，商代已不再属于那种“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①的原始巫觋信仰滥觞时期，巫的阶级属性十分鲜明，是王权的组成部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与鬼神沟通，唯有以王为首的少数人独占着这种巫术的权力，握有巫医的专门知识，且这种知识也不是为社会的所有人服务的。
商代各地诸侯或族氏方国，也自有其巫。甲骨文有“巫由”、“巫臾”、“巫如”①等，殆兼记其出身族氏名。又有“周以巫”、“爯以巫”、“妥以巫”②等等，是各地向商王朝致送巫师。巫可致送，则其地位应在当地上层权贵之下，表明巫已作为当时社会一个专门的知识阶层，而服务于贵族阶级，因其人才难得，故在政治权衡场合常成为权贵之间进行某种交易的利用对象。巫以其握有的特殊知识，故能跨越空间和时限，身分却不会改变，死后也如此。甲骨文有已故巫师称“东巫”、“北巫”者③，为神名。这批上升为人格神的巫，群称为“巫先”、“四巫”或“九巫”④，仍被视为鬼神世界的一个专门知识阶层。
陕西周原建筑遗址出土过一个蚌雕人头像⑤，鼻梁隆准，深目闭口，头上似戴一平顶高冠，冠顶刻有一“巫”字，面目表情严肃专注，俨然为一巫师形象。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发现的一座墓，墓主约为一45岁左右的中年男性，随葬有不少铜、石、骨、陶器，近头部一侧有卜骨3块，脚边放着一个长方形漆匣，内装“石砭镰”的医疗用具，生前应是位巫师⑥，与文献说的巫作医可对照。同墓又殉有一20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可见墓主生前地位不算太低，但随葬品在同批墓群却又只能列为中等偏上，说明其应处在当地上层权贵的属下，充当着巫医的专门角色。
巫因鬼神崇拜而产生，巫医不分，是信仰与理性的合一。从原始社会巫“事鬼神祷解以治病”，到巫“多明药性”，到商代有专职的巫医之设，其中深含着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历经的无数次痛苦失败教训和日积月累的经验认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旦人们从鬼的幻觉世界回到人的现实世界，巫医之分也就势在必然。
二 医疗的俗信
上古巫师作医，内含一些合理的医疗术，只是受认识的局限，在行为状态和信仰系统上采取了占卜、致祭、诅咒、祈禳、驱疫等等一系列歪曲处理的巫术方式。其合理的医疗术，乃出于人们长期生活和生产中经验教训的提炼，在一定条件下，会向俗信转化。形成一种传统习惯，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并直接间接服务于生活①。对巫医方式进行自发性的分辨和取舍，早在夏商之前当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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