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金文中地方族落组织或基层地缘组织总数700个左右，按8200余人的平均人口规模数计之，这部分的总人口数约略有575万人左右。再合上述方国人口190万和下节所估商王都人口数万人，则晚商人口总数约略近780万人④。较之商初400～450万人的人口总数，大概净增率为73.33～95％。
《逸周书·世俘》述武王伐商，“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则史料的几个数字值得注意，一是或灭或降国族数为751个，与甲、金文中方国、方伯、诸侯包括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组织名共约791个，比较接近。二是被杀被俘者为四亿八万七千余人，按《尚书·洛诰》：“公其以予亿万年”，传云：“十万为亿”，是人数为48.7万多人，约为上估780万的晚商全国总人口的1/16，国家倾覆，战争惨酷和民人遭殃可以想见。这则史料应该说是可信的。
总之，粗估夏商时期人口总数，夏初约略为240～270万人，商初约为400～450万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左右。《竹书纪年》称夏代“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又称商代“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我们暂且按950年的夏商总积年数，依据人口学复利公式，平均年增长率= ①，计算得夏商时期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10～0.12％，可见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即就中国鸦片战争前近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才约为每年递增0.1％②，与夏商人口增长情况几乎相同，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① 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83页。
②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220～251页。
① 《诗·商颂·玄鸟》。
② 张秉权：《卜辞中所见殷商政治统一的力量及其达到的范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分，1979年，219～220页。又彭邦炯：《商史探微》，重 庆出版社，1988年，174～179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又参见茹士安：《略谈半坡遗址同时期存在房屋的数字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③ 陕两省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上册。
④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165～183页。
② 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57页。
③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3年第3集。
④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之《尉缭子》作：“……■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文物出版社，1985年，释文注释77页）。
① 林■：《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6期。
② 徐光翼：《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① 资料出处均见上章第二节之（三），此不另注。
① 参见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381～418、 431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又：《1972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见《考古》1972年3、5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① 顾颉刚：《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9年，15～16页。
② 李学勤：《大盂鼎新论》，《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3期。
③ 李学勤：《宜候矢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7期。
④ 张秉权先生在《甲骨文中所见的数》一文中推测过，假定殷代有500个可出兵地方，每地平均出兵3000，则全国壮丁人数有150万，再加上老弱妇孺，当时全国总人口数可能有750万人左右。（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3本，1975年。此说又收入《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学术著作编市委员会，1988年，514～515页。）
① 见《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227页。
② 宁可：《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1期。
第三节 夏商王邑人口分析
一 王邑人口规模
夏商王朝都邑屡迁，夏代自禹都阳城，至桀居斟寻，其间前后立过十余邑；商代自汤都西毫，至盘庚迁殷，前后有过六都。都邑城址所在，今已发现四处，王邑人口规模，约略可据之以一考。
传说夏王桀淫虐暴戾，在王邑内“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③，宫中有“女乐三万人，晨譟闻于衢”④，还“以虎入市，而观其（民）惊”⑤。《吕氏春秋·顺民》记商初汤王祷桑林，祝辞有云：“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如按一夫代表一家5口计，则商初王邑人口总数恐怕超过5万以上了。商末王纣的朝歌别邑，据说有“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灸”①。著名人物师望尚父，传说早先是“朝歌之废屠”②，其在朝歌市肆操鸾刀卖肉，而被周文王昌求贤访识，《天问》：“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讲的就是这回事。可以想象得到，夏商两代的王邑，已极一时之繁华，不仅规模可观，经济发达程度远逾各地大小众邑之上，而且居民纭纷，人口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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