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内服当指王畿区的“设官分职”，外服则指畿外四土的王权驾驭力度。显然外服是建立在维持域外大小国族固有地缘性组织基础上的，是王权对诸侯或臣属邦国的册封、认肯，而不是调遣、改变或打破。商王在内、外服的统治支配权上贯彻了明显的强弱消张区别和因势机变策略。
这种策略亦推行于四土边地的弹性伸缩或影响地区。甲骨文有言“东戈”、“南戈”、“西戈”、“北戈”②，四戈为四上周边之地③。别辞有“戈田牧”④，殆指与商有结盟关系的边地侯甸族群。他辞又有“南牧”、“北牧”、“右牧”⑤，大体均指边地，此由甲骨文记“在易牧获羌”、“戍伐右牧，禽启人方”⑥，牧与边地羌人、人方屡屡发生交割关系可以知之。别辞又有记商王“商（赏）牧”、“牧称册”⑦，则中原大国与其的政治关系应是外服制的变宜扩大。《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以视商代，未必尽然。《逸周书·度邑解》云：
维王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徵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
不难看出，“国君诸侯”乃来之原商国的内外服倒戈者，“九牧之师”应指原与商国有盟好关系的边地大小族落组织之师。
下面试对商代国土经纬作一图示勾勒：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 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① 参见尹申平：《陕西新石器时代居民对环境的选择》，《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奏出版社，1987年。
② 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224、225页。
③ 参见王宇信：《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年6期。
①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33～137页。
②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99、200、 246～247页。 ·15·
① 《史记·夏本纪》。
② 《论语·泰伯》。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又董琦：《王城岗城堡毁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① 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
② 参见前引邹衡、郑杰祥二书。又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61卷5期，1980年。
① 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257～259页。
② 《尚书·盘庚下》。
③ 《故文尚书·五子之歌》。
④ 《左传·襄公四年》、《帝王世纪》。
⑤ 郑光：《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2年10月18日。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11页。
②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③ 《国语·周语上》引。
④ 《左传·哀公元年》。
① 参见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又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又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大陆杂志》27卷6期，1963年。
② 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72页。
③ 《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
① 《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② 《尉缭子·兵谈》。
③ 《河南淮阳平粮台尤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④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178页。
⑤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21·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参见杨升南：《“殷人屡迁”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 天野元之助：《殷代产业に■よる若干の问题》，《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①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② 参见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八辑，1990年。又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00～221页。
③ 《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
④ 《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9日。
⑤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92～96页。
⑥ 《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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