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封、对、自、阜、陴、陵、陆、■、沙、襄、■、队、陮、
堆、麓平原地貌类型的名词有：
原、野、湿、隰、畴、啬、囿、析、徉、梁、林、森、蒿、萑、
柳水道或河谷地貌类型的名词有：
泉、■、■、■、川、州、洲、渊、河、涛、洹、滴、■、湡、
泷、■、渔、淮、洋、灉、洧、沚、洛、淋、■、泺、■、■、
■、■、洒、泾、潢、淡、澎、沖
不备举。由此已可看到，殷商时代人们不仅已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类型划分知识，而且已能根据不同的地势、地貌、物产生态、交通状况、地形变化等不同特征，确定不同的地理专名。前述《周礼》中提到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地貌，分类，在甲骨文中已大体具备，只是前者更简明核要，更系统规范化而已。甲骨文中如此繁复的地理类型划分专名的出现，显然不可能是小区域范围内的地表形态感观，当时人们的足迹所及远远超过了夏代人，因此他们的交通地理观念也比夏代人更接近现实，更富有实际意义。
夏商二代人们的交通地理观念有其 共同性的一面，两者都对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其了解，方位系列比较清楚；但显著的不同则在两者的活动视点和交通地理概念各有特色，并不一律。
夏人的政治中心区主要在今豫西晋南一带，河北、山东和苏北受其文化影响最深，这在考古学上有反映，夏人致力的侧重点呈现出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大趋势。古代文献中追述的夏代交通地理观念，每可用“四海观”以概之。如述禹时史影，《大戴礼记·少闲》谓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禹贡》谓“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尚书·皋陶漠》言禹“外薄四海”（《尚书大传》卷三《夏传》同）；《淮南子·原道训》言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至于讲到禹治理洪水，疏川导河，更是与海相系，或言“合通四海”（《国语·周语下》），或言“致四海”（《史记·夏本纪》），或言“注诸海”、“注之海”（《孟子·膝文公》），或言“注之东海”（《吕氏春秋·古乐》），或言“注于东海”（《越绝书》卷十一）。夏代诸王亦对海有所关注留意，如帝启“德教施于四海”（《帝王世纪》①）；“伯杼子征于东海”（《竹书纪年》）；后荒“命九夷东狩于海”（同上）；直至未王桀，犹传说“与妹喜及诸劈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帝王世纪》②；《列女传·夏桀末喜》同）。包括夏代商人的祖先，亦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颂·长发》）。甚至所谓商汤受天命革夏，尚且承夏代而“肇域彼四海”（《商颂·玄鸟》）。终有夏一代，可谓与四海观共起共落。四海观反映于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其实就是东方观，是夏人神往东部滨海地区，着力于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产物。
当夏人崛起于黄河中游时，最初的治水和水流东注的地理因素，最足以使人们对东方奥秘发生兴趣。东方夷人发达的经济物质文化水平，在当时明显处于领先地位。考古发现表明，承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岳石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夏代，不仅有其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代，并有占卜风俗，对夏人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也最有实力同夏人较量。夏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同东方夷人的社会交往或剧烈争斗①。《墨子·节葬下》说的“禹东教乎九夷”，《史记·夏本纪》说的“帝禹东巡狩”，《战国策·魏策三》说的“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正是后人对这类史影的追记。四海观即产生于这种历史背景中。
不过，夏人在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四海观，只是对东部滨海地区的联想概念，有其虚拟含混的成分，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地理形态的实貌。这种对东方的模糊认识，说明夏人虽致力于东方，但足迹所及有限，对于东西交通道路的开辟也实在有限得很。
商代人的政治中心区域大致在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但其势力范围，有可能东到山东和苏北，南逾长江以南，西至甘肃和内蒙古，北达河北北部和辽宁部分地区，其发展的波峰呈中心向四外平面辐射推进状，具有东西横向和南北纵向交叉扩伸的特征，轴心即商中心区，这与夏人自西向东横向发展远不相同。《孟子·膝文公下》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商汤向东方出征，西夷人就不高兴，向南方征伐，北狄人就不高兴，都在讲“为什么不先打我们？”人们盼望他，就像在旱年盼及时雨一样②。这则故事生动地勾勒出商代以东西横向、南北纵向朝外扩展势力的特征。
这种特征可以用“四方观”概之。文献中有大量例证，如《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尚书·多士》云：“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墨子·非攻下》说汤“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史记·殷本纪》载汤见野外网张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尚书·盘庚上》谓“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尚书·说命》载武丁自谓”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国语·楚语上》叙武了三年不言，作书解释“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尚书·微子》云：“殷其弗或乱正四方。”甚至《牧誓》列数商未王受的罪状，犹有“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①四方观可谓是商人的立国之本，并且通常与都城商邑对言，如《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尚书·立政》云：“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武见德。”有一片甲骨文云：“商。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屯南》1126）与文献记载完全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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