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悬案_凌力【完结】(2)

　　[史学研究] 《清宫悬案》作者：凌力【完结】

　　书籍简介 　　清初三大案中的“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两大悬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堪称千古之谜。著名历史小说家凌力的新作《清宫悬案》，凭借学者型作家深厚的学养和广博的学识，旁征博引，剥茧抽丝，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孝庄太后一步步走上权力顶峰的辉煌，始终伴随着身为女性的艰辛苦涩。绝顶聪明的顺治独具的文人和情人气质，使他在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想受挫和爱妻仙逝的双重打击下，选择逃遁之路……理解了政治语境和爱恨纠葛中挣扎的帝后，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 古今罕见的太后下嫁(1) 　　“下嫁”这个词，多用于贵女出嫁，即地位身份家境高的女子嫁到低一等或几等的男家去。因此，又成为娶嫁中男方的谦词。但后来，它几乎成了公主出阁的专用语，凡皇帝的女儿结婚都称下嫁。想想也有道理，普天之下，论地位身份家境，谁还能超过皇帝呢? 　　皇帝的女儿下嫁，不管怎样礼仪重、排场大、花团锦簇，却是朝朝代代屡见不鲜的。　　而皇帝的母亲皇太后，怎么可能也与“下嫁”这个词相联系呢? 　　在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帝是君父；至尊至贵的皇后是国母。那么君父国母的母亲，当是天下万民的祖母了，这样的祖母竟公然下嫁，这样的事竟发生在视改嫁为耻辱、把失贞当罪恶的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华古国的历史上，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太不成体统了，可谓千古奇闻。　　然而，历史上倒有过这么惟一的事例，那就是近三百年来传说纷纷的清朝太后下嫁的故事，如果是事实，便也可上得“无双谱”了。只是遍查目前可以看到的官方史书史料，还没有找到关于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　　当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不等于历史上没有发生。　　这一段引人注目的历史公案的主人公，下嫁者据传说是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下嫁对象据传说是当时权势极大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　　太后下嫁的故事不仅流传很广，版本也有多种。现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介绍如下。　　第一种可称为“报恩说”，多见于文人笔记。　　清太宗皇太极去世，有人劝睿亲王多尔衮以弟承兄继立为帝，多尔衮却扶六岁的侄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登基，自己仅称摄政王，并且首先下拜。各王公大臣感戴多尔衮的诚意，共同呼拜，顺治帝位于是得定。不久，多尔衮率大军杀进山海关，击走李自成，乘势进踞燕京，入驻明朝紫禁城宫殿，仍不以帝位自居，迎请顺治帝移驾南下京师即皇帝位，幼年福临得以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天子。　　其时，举朝都因此替顺治帝感到过意不去，非有所报答不可。多尔衮看准了时机，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定计，授意亲信在朝廷中倡言，说：　　“摄政王功高望重，又谦抑自持如此，让位之德，亘古少有。我皇上虽想要报答，可这么大的恩德如何能够报答得了呢?正好，摄政王是皇上的叔父，今日让位的事，就跟皇父传位其子的意思一样。摄政王既然像对待太子一样对待皇上，皇上也应当像对待皇父一样对待摄政王，以此作为报答，诸位觉得如何?” 　　众人都附从此议。范文程于是出面提议说：“近日闻说摄政王妃新亡，而我皇太后又多年寡居无偶。皇上既视摄政王如父，自然不可使父母异居两处。宜请摄政王与皇太后同宫而居。” 　　众人又都附从。于是史官乃大书特书，记载于册曰：“皇太后下嫁摄政王。群臣上贺表。” 　　相传婚礼之盛，为从来大婚所未有。京师除一二自命清流者外，多播为佳话，同瞻盛典。当时又有恩诏宣示天下，也系汉人手笔，其略曰：　　“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周室懿亲，元勋贵胄，其身份容貌，皆为国中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 　　直到乾隆朝，主管修史的纪昀(字晓岚)见到这则记录，惊异道：“这种事怎么可以传示后人，以彰其丑?”立刻请示乾隆帝，将有关内容全部删削。此后，便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第二种可称为“私通说”，多被演义小说采用。　　清太宗之后博尔济锦氏有殊色，肌肤莹洁如玉，宫中私号为“玉妃”。入宫之初仅为才人，但慧黠有智谋，言必称“皇上旨”。洪承畴降清，使清朝尽得关外大片领土，多因博尔济锦氏劝诱说降，其功不在开国元勋之下。因此玉妃得以参与帷幄机谋，权力日进。又因为生皇子福临，遂得正位为皇后。　　博尔济锦氏有亲妹，嫁九王多尔衮，美貌白皙不亚于其姐，人称为小玉妃。姐妹俩十分亲密，劝降洪承畴，小玉妃也曾参与计议运筹，太宗因此待九王也格外优厚。虽然清朝定都沈阳后，起居仪从渐仿汉制，宫禁也稍稍森严，但九王以参与密谋，总能出入自由。　　太宗因频年用兵，东征西讨，几乎没有一天安宁，经年不还宫中，则内务琐政，尽都由九王决断，而九王又都是奉大玉妃意旨，逢迎无所不至。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住宫中，经旬不得归私第。借议军国要事之名，行私通之实。一时人言藉藉，颇多秽声，于是大小玉妃由姐妹变情敌。　　不久，李自成兵破北京，吴三桂将引清兵入关，大军行至途中，小玉妃贿通的某王向太宗进言，将大玉妃与九王私通丑事一一禀明。太宗震怒，说：“朕不处分此獠，何以取天下!”立即下令返师沈阳，准备先正宫闱而后出兵取明。但还宫不到一天，便以暴病崩逝。人们都疑心是被大玉妃和九王所害，但当时九王党羽极盛，无人敢撄其锋。不久，九王竟奉遗诏为摄政王，率师入关进燕京，从此恒居宫中，政事机密，大玉妃全权委任给九王办理，于是朝廷大权，九王独揽。 古今罕见的太后下嫁(2) 　　小玉妃愤恨不平，进宫寻姐评理，大肆诟骂，大玉妃拒不相见。小玉妃无奈回府，与多尔衮争吵之后，当夜就宣称暴亡。　　摄政王妃既亡，身为太后的大玉妃便名正言顺地下嫁了多尔衮。　　第三种可称作“保皇说”。　　清太宗初崩，太后原有垂帘听政的意向，但恪于祖训，怕宗室中有人挟此名义别生枝节，反而动摇福临的帝位。睿亲王多尔衮在诸王中树党自固，最有实力，因其福晋是太后的同姓姐妹，原本亲如家人，多尔衮更因才智过人，素受太后信赖，此时太后自然要借重多尔衮。多尔衮于是献计用摄政制，而许以内权让太后。这样，福临得即皇位，多尔衮为摄政王，成就了清朝入关的局面。　　太宗未崩之前，多尔衮就与太后关系暧昧，只是秽迹未显。至福临即位后，方腆然不讳。不过入关以后，顾及汉制，多尔衮与福临成了内则父子、外则君臣的特殊关系。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多尔衮虽居摄政王位，见福临还得援君臣之义，行跪拜之礼。　　随着摄政王权势日重，多尔衮每入宫，或遇宴会，王公大臣对他也开始北面而朝了，这使太后十分疑惧。她故意下诏命诸臣议尊崇摄政王的典礼。内三院便以皇叔九千岁的礼仪进上。多尔衮一时昏昧不察，竟欣然接受。从此诸臣见摄政王便都一跪三叩首了。　　一日，太后与多尔衮同游海子，并辇而行。侍卫前来奏事，都是先皇帝太后，再及摄政王。多尔衮偶有奏对，鸿胪寺赞礼者也如常仪一般在旁边三呼跪拜。多尔衮大为不满，翌日不上朝，不进宫，只遣人奏报太后说：“臣终不能与太后共享安乐了。以臣职分所限，君臣安得敌体。今又心劳多病，请罢摄政，闭门思过，不复能见太后颜色了。” 　　太后得奏，心中十分懊丧，福临年幼，国事离不开多尔衮；但多尔衮专擅，又威胁着福临的皇位。既能笼络多尔衮，又能保住福临皇位的办法只有一个，便是太后下嫁。于是太后立命内大臣往摄政王府议下嫁之事，并命内三院拟太后下嫁及称尊皇父的典礼。　　其时明朝旧臣陈之遴任内院大学士，闻命十分惊异，咋舌道：“这种礼也能议吗?”在侧的满官将此言上告，太后大怒，立论陈之遴死罪以示威。幸而有大臣相救，奏告说：“下嫁是大喜事大嘉礼，不宜用刑。”这才免陈之遴死罪，但仍将其谪戍吉林三姓城入军籍服役。　　有关传说还有很多种，有些故事荒诞不经，显然为了猎奇；有些更如同淫秽小说，令人难以置信，就不再引用了。　　太后下嫁以后的故事，也有种种传说。　　如说福临年长后，渐觉多尔衮专擅之非，愤愤不能平，往往见于词色，常使多尔衮自危不安，便请喇嘛用摄魂术：取摩天岭千岁鹿之皮，使巧匠用人发缝成人形，敷上鱼脂，几乎与活人一样；再照福临模样绘出皮人面目，然后将皮人悬挂坛上，由喇嘛诵经画符，不停诅咒，令福临得病，心神不宁、日渐衰弱。多尔衮向患怯症，常感怔忡烦躁，其时正在南苑行猎。侍者稍不称意，多尔衮便鞭挞诛戮，日必数起，弄得人人自危。一小侍卫衔恨，向福临告发了皮人的事。福临派心腹探明实情，立将皮人没收，移放别处。多尔衮的从人赶去南苑报告阴谋败露的消息，正值多尔衮驰马逐猎之际，闻报大惊，失足坠马而亡。　　也有说多尔衮之弟多铎平定江南后，要求封为江南王，多尔衮恪守祖制，不肯答应，多铎遂生怨恨之心；又因多铎时在江南，习于汉族清流之讽议，常以太后下嫁一事为满人的污点，甚为不平。福临既长，多尔衮仍居摄政王位不退，激起福临羞怒之心。多铎与福临先后都曾派人刺杀多尔衮未遂，后来福临决意密遣亲信召多铎于江南，召杰书于关中，以清君侧，除掉多尔衮。然而老天爷竟保佑清室，使九王自毙，免除了同室操戈、宫廷喋血的惨剧。　　还有说多尔衮坠马死后，福临立刻就要议罪处分，太后不许，反以帝王之礼安葬。多铎入朝后便与大臣们联通一气，敦请太后幸五台山进香。太后自知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不成体统，郁郁不乐地动身去了五台。途中，传来朝廷追论多尔衮罪行并夺其位号、籍其财产、碎其功德碑的消息，太后愧怒交并，对从行者说：“既如此，我再无回居宫中的道理了。论富贵荣华我业已达于极点，此生无憾，不如出家清修，以了世缘。今以常服衣饰为纪念物，交付皇上存之，他日尚可相见。”太后从此出家五台不归。福临常陈太后之衣饰于前，涕泣不可抑。自念不但未能报答太后的养育之恩，还因九王之故重伤太后之心，实在是为子的终天之恨。所以，后来世祖便以董妃之死，解脱尘缘，飘然出世，其实是往五台访母去了。　　更有传说在多尔衮削爵夺号之后，太后仍居睿亲王府，直至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崩逝。临死时，自觉曾经下嫁了小叔，对丈夫不起，无颜与太宗皇帝皇太极合葬，遗命在儿子顺治帝福临的孝陵边为自己建陵，便是有名的昭西陵。　　拿上面这些形形色色的传说来对照历史，似乎都有一点根据，有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的影子，但也仅只是一点影子而已。不但很不确切，而且错讹百出。特别是这些传说从故事构成到思想情绪，字里行间充满着讥讽和嘲笑，恶意是显而易见的。 古今罕见的太后下嫁(3) 　　无论是曾经删削或是原本就没有，既然史书史料上没有关于太后下嫁的记载，那么这些传说是从哪儿来的呢?有清一代文字狱最为严酷，思想钳制超过历朝历代，一般士子百姓多不敢谈论朝廷所忌讳的事，但说清世祖之太后下嫁摄政王，则无论南方北方，无论男女老幼，凡爱说故事讲传奇的，没个不知道。这也很奇怪，不但太后下嫁本身是个谜，这也是个谜。　　仔细推究起来，似有两个形诸文字的来源，形成了两次议论传说太后下嫁的高潮。　　第一次在清初，著名的抗清文人、南明大臣张煌言，写了十首著名的建州宫词。　　张煌言，字玄箸，号苍水，浙江宁波人，生于1620年。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他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据守浙东山区和沿海一带，官至兵部尚书。后鲁王政权覆灭，他又派人与荆襄十三家农民军联络共同抗清。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他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浙江南田县的一个岛上。不久他被一个旧部出卖，遭清军逮捕，解往杭州，拒绝投降，被杀。　　为了全面了解，现将建州宫词十首都摘录下来：　　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　　千乘骖骅知狩猎，挥鞭驰道拥明妃。　　毳殿春寒乳酷香，侍臣偏得赐新尝，　　老不识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　　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离弓抱月开，　　太液池边金鞅解，疑从紫蹇射雕来。　　弓鞍椎髻缀天魔，胡女宫装新样多，　　醉捧官家还笑问，燕支山色近如何? 　　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　　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笼诵佛名。　　十部梨园进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　　缠头岂惜千金赏？学得吴进一觞。　　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六曹章奏委如云，特敕写书翻译闻，　　笑杀钟王多妙楷，而今鸟迹是同文。　　玉几凭来顾命新，负闻道有家臣，　　从今赌却钻刀咒，不信华人信满人。　　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弓鞍椎髻缀天魔)、住处(毳殿)、食物(驼酥)、坐骑(紫蹇)、信仰(朝罢瞿昙次第迎)、娱乐(穹庐天子亦登场)、文字(而今鸟迹是同文)、习惯(赌却钻刀咒)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其中第七、八两首，特别是第七首(上寿称为合)，被认为是太后下嫁的明证——因为这是当时人写当时事。　　但苍水先生自1645年即顺治二年以后，直到他就义杭州，再不曾北上渡过黄河，更没有到过北京，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没有直接打过交道。对满族皇家与贵族的生活习性和种种故事，他只能是耳闻而非目睹。苍水先生是抗清义士、南明大臣，又是一位诗人。诗人作诗，必须有想像力，必须渲染、夸张。都说诗言志，好诗人的诗，必定浸透了作者浓烈深厚的感情。所以只凭这首诗便认定太后下嫁是史实，似乎难以服人。　　要是身为敌国大臣的张煌言都能听到太后下嫁的传闻，足以证明此事在当时确实沸沸扬扬。尤其在反清情绪十分强烈的汉族地区，人们以此为笑谈，指斥新来统治者的悖德乱伦，形成议论太后下嫁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　　清末，社会风气渐开，一些禁书逐渐流行。张煌言的《苍水诗集》出版，建州宫词重面人世，言之凿凿。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教育部整理旧礼部所积的历科殿试试卷，发现清初时，凡抬写皇上处，都加抬写皇父摄政王。于是轰然传遍，都认为既然有皇父之称，摄政王必定娶了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后来大库红本尽出人间，人们发现顺治五年以后，内外奏疏中，也多称皇父摄政王。时值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反满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之际，太后下嫁便又一次成为丑闻，成为抨击清朝腐败统治的一颗有力的子弹。和其他历史事件相比，这故事带有“脏唐臭汉”的宫闱秽史味道，又是“偷小叔子”类的桃色新闻，所以流传格外广泛长久，格外令人们津津乐道。　　本世纪30年代，清代各朝实录全部面世，清世祖实录里，不但没有太后下嫁的踪迹，皇父摄政王称号的来历也十分清楚合理。太后下嫁之谜仍然还是个谜。　　纵观我国历史，凡是敌对势力，无论争夺地盘还是争夺全国统治权，除了军事对抗之外，也很重视政治上的打击。称之为对敌方的揭露、批判、抨击，其实也可能是诬蔑、丑化、诋毁。这里面有正有误，有真理有偏见。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理清头绪，以弄清历史的真实面目。这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事。　　三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岁月的流逝理当涤去蒙在人们意识深处的那些历史偏见和民族偏见，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公正的评价。　　近些年，对太后下嫁事件的观念已有很大改变。但说下嫁者与说未下嫁者仍然各执一词，不能相下。双方各有道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分析考据。 古今罕见的太后下嫁(4) 　　不久前得到一则史料，说是宣统初年，内阁储存档案的大库围墙塌圮，当时任阁读的刘启瑞奉命检查库藏，从中得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诏书，便向朝廷作了报告。主下嫁说的研究者便认为疑案得到了解答，有了直接的证据。主未下嫁说的学者们并未认输，因为下嫁诏书只这么提了一句便没了下文。除非亲眼看到这件最重要的、货真价实的证据，否则下嫁说仍不能成立。　　还是把目光投向历史吧。　　近些年，史书史料的挖掘整理有了很大发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丰富极广泛的基础。只要较为深入地进去走一走，就会发现，真实的历史要比传说中的故事更错综复杂、更曲折多变。　　这里，把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摆一摆，谈一谈，或许对有兴趣追寻太后下嫁之谜的读者有点帮助。 游牧民族婚俗(1) 　　说太后下嫁，先得说说一个民族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　　故事的主角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生活在典型的草原文化环境中。所以得先介绍草原上的婚俗。　　每个民族的习俗和传统的形成，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注满了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谁也没有权力嘲笑和指责别的民族的习俗。因为你没有走过人家祖祖辈辈经历的路，你没有处在过人家的历史环境，你就不懂得这些民族习俗产生的必然和合理。　　许多人以流浪游荡来形容吉卜赛人，而吉卜赛人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有些人出于猎奇，对西藏的天葬窥伺、曝光，大加渲染，殊不知这是藏族同胞丧葬中的最高一等，是在实践佛家救度一切众生的教义。　　早期的蒙、藏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地广人稀，行数日、行数百里而不见人迹是常有的事。风雪严寒、干旱瘟疫以及频繁出没的凶猛野兽，都对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成致命威胁，所以人与人的互助就格外重要。长期的艰苦与贫困的磨炼，养成了游牧民族的独特性格，那就是粗犷、勇猛、忠诚、豪爽、重义气、重友情。　　在这样的环境里，严格男女防嫌、提倡贞女节妇是不可能的。有一条公认的社会规律：经济越是不发达、生产力越是低下的地方，伦理道德、婚姻习俗就越是接近原始形态。而原始社会的人类实行的是群婚制。　　在早期的草原民族的心目中，男女婚配交合，是天赋的权利，与生俱来。所以一群之中，男人不应孤鳏，女人也无须守寡。男人视所娶之女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妻子；女人视所嫁男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丈夫。平日男女之间的性交往很自由，父母、丈夫或妻子多不干预。那么，兄死弟娶嫂，父死子娶后母就是很平常的事，不以为怪了。　　藏族家庭更有兄弟合娶一妻的。虽然有贫困无力婚娶的原因，但习俗也认为这样的婚配能使一家和睦亲善，永不分开。兄弟合力经营的家庭，比起草原上孤独的牧羊人，无论是抵御灾祸、抗击侵扰，还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确实都要优越得多。　　这些婚姻习俗，在生活于中原地区、经历了数千年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汉民族看来，觉得可笑，觉得野蛮，斥之为悖理乱伦。殊不知华夏民族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时期，有过相同的婚姻制度。伏羲与女娲亲兄妹互相婚配、姜母踩着了巨人足迹心动而怀孕、孔母野合而生孔子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古老传说，正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反映。老祖宗如此，嘲笑别人何来? 　　当然，为了人类的优生优育，为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古老的婚姻习俗应该革新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习俗自然会随之改变。　　说起来，草原民族的这些习俗，也是源远流长的。　　有据可查的，比如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王嫱王昭君，她的故事已流传两千多年，播之诗歌，演以戏剧，就是在近现代中国，也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明星级人物。歌唱家一曲《乡恋》，竟也使她的故乡湖北秭归县闻名天下。　　当年汉元帝用和亲政策笼络日益强大的匈奴，令昭君出塞下嫁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立为宁胡阏氏，次年生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阏氏，是汉代匈奴对君主正妻的称呼，宁胡二字，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昭君下嫁所起的安定匈奴、安宁国家的作用。　　昭君出塞下嫁是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两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逝世，其前阏氏之子雕陶莫继立，为复株单于。汉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即，继立的单于将从父亲那里继承除自己亲生母亲以外的所有阏氏为妻。这样，昭君复为复株单于的阏氏。　　假定昭君下嫁时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年龄太大恐怕匈奴单于会认为受轻视而不肯接受)。那么呼韩邪单于死时她也不过二十二岁光景，尚在青春。想必她为是否再嫁继子心里很矛盾，专为此事请示过天朝皇帝，所以才有汉成帝命她从胡俗的旨意。　　昭君为复株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须卜居次，小女儿名当于居次。匈奴的居次称号，相当于汉朝的公主；而须卜、当于，都是匈奴的贵族大姓，也即昭君两个女儿的夫家。三十多年以后，即公元头五年的汉平帝元始年间，昭君的大女儿须卜居次还曾回归长安，入侍皇太后。　　昭君的第二次婚姻，最多继续了十年。汉成帝鸿嘉元年，即公元前20年，复株单于死，其同母弟且麋胥继立，为搜谐单于。当时昭君的年龄在三十二三岁左右，如果她还活着，仍会按照匈奴的习俗，再次嫁给继夫的弟弟。因不见记载，也就不好揣测了。　　十五个世纪后的明代，漠南蒙古又出了一个美丽聪颖的三娘子。　　在这十五个世纪中，中原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时而紧张时而和缓，但从来没有停止过。　　民族问题，即使在当今世界，仍是一个令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棘手问题，仍是一个使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不安定的因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兄弟姐妹大家庭的国家形成过程中，这同样是个严重问题。官修史书称之为边患。其中影响最大的，先是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后来又有辽、女真和蒙古。强悍勇猛的草原民族，凭借他们出奇的战斗力，无数次地入侵中原，边疆的血战，常常延续十年、数十年。 游牧民族婚俗(2) 　　中原的各个王朝，在心理和认识上顽固地坚持大汉族主义，视少数民族为夷蛮，时刻注意“严华夷之防”，决不肯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在军事上，打得过时就全力征讨驱赶，炫耀为帝国的伟大武功；打不过时又纳贡称臣，演出“靖康之难”或“土木之变”的悲剧，在历史上留下耻辱的印记。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矛盾冲突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它与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相始终。由于这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按各自的发展轨迹时有消长，表现在近边地区也就时而干戈，时而玉帛。　　汉唐时期，国力比较强盛，朝廷对付边患，用了刚柔并济的两手：大军征讨抗击外患，辅之以和亲。除了王昭君，下嫁和番的公主很多。像文成公主、乌孙公主，是其中最著名的。有时候，和亲能够使边疆地区获得相当长时间的安宁。　　这些都是汉家公主出塞下嫁。而上面说起的这位三娘子，是蒙古女子，由于她的明智，使战乱不断的明代北方边疆出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春天。　　三娘子名叫钟金，蒙文史籍中称她为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蒙文中“克兔”的意思是三，“哈屯”的意思是皇后或娘娘。所以汉文史籍把克兔哈屯译成三娘子。也儿克兔哈屯，意思是“有权力的三娘娘”。　　钟金是西蒙古卫拉特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的女儿，原本许配当时控制整个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王的孙子把汉那吉。但由于钟金美貌非凡，不知在什么场合被未婚夫的爷爷俺答汗看到，惊为天人，便不顾一切地将她抢到手，成为汗王诸多妻子中最受宠爱的一个。　　这个意外事件，使把汉那吉极受伤害，他不像唐玄宗的儿子寿王那样，在妻子杨玉环被父亲夺走时忍气吞声，而是一怒之下，偷偷跑到敌国明朝的边关请降。　　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美丽绝伦的三娘子是俺答的外孙女儿，身为外祖父的俺答竟把她纳为姬妾。三娘子原已接受邻近的鄂尔多斯部的聘礼，他们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发兵来进攻俺答，夺回三娘子。俺答自知理亏，又舍不得放弃美丽的三娘子，就使用调包计，将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改嫁给原三娘子的未婚夫。把汉那吉得知内情后，愤然地说：“外祖父娶外孙女，祖父把孙子媳妇送给别人，这算什么话!”于是率领家人，逃到中原。　　以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的事件为契机，关闭多年的马市竟恢复了。这可说是边疆民族史上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所谓马市，是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一些贸易市场，蒙古族各部可以定期到市场上用马和羊跟明朝政府和中原百姓交换生活必需品，诸如铁器、布帛、粮食、茶叶等。明朝政府更把马市当做笼络蒙古各部的手段：哪个部不扰边，就向哪个部开马市；一扰边，作为惩罚，立刻关闭马市。　　自从在“土木之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英宗皇帝的瓦剌蒙古首领也先死后，蒙古族各部又一次分裂，互相仇杀，部落人民越加穷困，缺衣少食，便常常侵扰中原；明朝就干脆关闭了所有的马市。蒙古各部生活用品来源全断，就越发频繁地进入中原抢掠，使得长城内外，几无一日安宁。　　俺答汗是位有见识的蒙古族首领。他懂得要强盛必须发展经济；要想发展蒙古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就离不开中原。所以，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他控制了整个漠南蒙古西部之后，年年都要求明朝政府开放马市。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由于边患严重，巨大的军饷开支，已经达到全国一年总收入的一倍，寅吃卯粮也实在难以承受、难以支撑了。　　适逢其时，出了个把汉那吉降明的事件。双方借此事进行接触，达成了协议：俺答用明朝一直向他索要的、逃往蒙古地区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人，赎回把汉那吉，并保证从此不再犯边；而明朝，则同意重新开放马市。　　把汉那吉降明事件的次年，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明政府正式宣布恢复马市，并封俺答为顺义王，特地为他铸了一颗金印。　　蒙汉两族百姓盼望已久的马市终于开放了。开市这一天，马市所在地大同得胜堡如同节日，一片欢腾，蒙古各部牧民扶老携幼，赶着马和羊，络绎不绝地前来贸易。江南丝绸、蒙古皮张、山西粮食、口外土产，琳琅满目，摆满了市场。汉蒙各族人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气氛友好而热烈。这时，三娘子盛装浓妆，率领着蒙古各部首领，赶着五百匹精心挑选的蒙古良马也来到大同，她是代表新受封的顺义王俺答来向明朝政府进贡的。　　此后，三娘子经常到马市上贸易，曾因到宣府的张家口马市而认识了明朝的宣府巡抚吴兑。吴兑对待三娘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关怀，无微不至。特意赠给她贵重的八宝冠、百凤云衣和精美的红骨朵云裙。他们的这种亲友般的关系一直延续了很久。明朝政府也因此而获得很大好处：因为三娘子积极维护马市贸易，一听说哪个部落想进关掳掠，就事先告诉吴兑，让他防备。　　三娘子与明朝结好，必然在蒙古各部中招来嫉恨，其中俺答的长子黄台吉最为激烈。只因有俺答这棵大树的保护，三娘子得以无恙，马市也能维持。俺答自己也知道，一旦他倒下，三娘子的处境就危险了，所以拨给她很多兵马，另筑一城。明朝皇帝命名这个城为归化，此城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 游牧民族婚俗(3)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俺答去世，理应黄台吉继位。但顺义王金印在三娘子手中，没有金印黄台吉不能继承王位。而且照蒙古族习俗，黄台吉在继承王位的同时，应该继承除生母以外的俺答的所有妻子。只因他和三娘子素来不合，拖了两年才成婚，这样才得到了金印，继承了顺义王位。　　起初，黄台吉还野心勃勃，企图进关南下，不止一次地挑唆并责骂三娘子，说：“老婢子手中这么多兵马，竟不敢攻打中原，真是太可笑了!”三娘子始终不为所动。后来黄台吉年老多病，又沉湎酒色，不问政事，内外大小事务全由三娘子主持，马市贸易才得以继续。　　不久，黄台吉病死，其长子扯力克继承王位，仍然娶三娘子为妻。明朝政府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其后，凡有蒙古部落在边关进行抢掠，被三娘子发现，就都依照法令给以严惩，明朝边境于是得到相当长时期的安宁。　　三娘子做了三代顺义王的妻子，始终维护马市贸易，维护汉蒙两个民族的友好往来，减轻了两族人民因战乱带来的灾难。所以，三娘子不仅深受蒙汉两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就连视少数民族为蛮夷、一向抱有很深民族成见的汉族士人、朝廷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三娘子的重大贡献，并为她写出赞美的诗篇。　　下面就是明代大臣、有名的学者于慎行的《题忠顺夫人画像》：　　天山猎罢雪漫漫，绣袜斜偎七宝鞍。　　半醉屠苏双颊冷，桃花一片春寒。　　三娘子嫁给黄台吉的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远离长城边关的白山黑水间，建州女真的青年将军努尔哈赤，已经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了。　　建州女真，即满洲前身，是在山林大河的哺育中成长起来的，以渔猎为生。虽然生存手段与游牧民族有别，但经济形态、生活条件及社会发展进程却与蒙、藏民族大体相当，蒙藏民族所笃信的喇嘛教，对满族也有不小影响。所以，在关外时期，满族较少受到汉族文化的浸染，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特点，婚姻习俗也与蒙族相似。就是入关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太后下嫁故事发生的前后数十年里，由早期习俗所容许的收继婚、异辈婚等，也屡见不鲜。　　满蒙婚俗的相通，为两族通婚联姻提供了方便。而满蒙联姻，又成为爱新觉罗氏不断壮大自己以统一女真、统一全国的重要策略。所以，不论在关外时期还是入关以后，为了这个重大的政治目的，一个又一个蒙古格格穿过草原，远嫁满洲，走进爱新觉罗氏的汗王、帝王、亲王的后宫府邸，去做福晋、皇后、王妃。　　不知道三娘子能不能看到这一桩桩政治联姻，因为不知道她逝世的准确时间。不过，三娘子的故事，想必会在蒙古部落间长久广泛地流传，想必会对三十年后一个诞生在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女孩子发生相当的，也许是重大的影响。　　这个女孩子，就是太后下嫁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千里姻缘(1) 　　公元1613年二月，虽然春寒料峭，毕竟已经春回大地，处处可以见到初生的草芽儿的嫩绿。忍受了整整一冬严寒风雪折磨的牛马羊群，终于可以在黄绿相间、色彩缤纷的草地上，在辽阔的科尔沁大草原的天地间奔驰撒欢了。　　二月八日，科尔沁蒙古王爷、博尔济锦氏的莽古思，又得了一个孙女儿。这是莽古思的独子、小王爷塞桑禀告父亲的。对于人丁一直不够兴旺的草原民族来说，无论男孩女孩，家庭增加新成员总是一件好事，何况素称蒙古世家贵族的博尔济锦氏家族。喜庆欢宴、亲朋祝贺，着实热闹了一番。　　新生的小女孩儿被命名为布木布泰。　　布木布泰的出生已不具有新鲜感。因为她已经有四个哥哥，曼珠习礼、吴克善、索诺穆和察罕，还有一位比她大五岁的姐姐海兰珠。　　布木布泰的出生也没有什么异常，至少没有从史料上看到许多历史名人出生时红光金光、紫气黑气或梦日梦月等等地动山摇的征兆。不过，关于她的传说却不少。至于这些传说是当时就有，还是后来才编的，就很难说了。　　相传布木布泰七岁那年，跟随哥哥到草原上巡视牧场。途中，遇到了一个精通相术的喇嘛。哥哥和从人先后请喇嘛看相，喇嘛倒也不是一味奉承，只说哥哥有贵相。布木布泰还很小，对看相算命这一套不懂也并无兴趣，只在一旁骑马奔跑嬉戏。喇嘛一眼看到了她，大吃一惊，说：　　“这是大贵人哪!怎么会生在此间?怪事!大怪事!” 　　从人们倒并不奇怪，回答说：“这是莽古思王爷的孙女儿，我们小王爷的小女儿，自然是天生的贵命，还用你说!” 　　喇嘛赶快说道：“我讲的贵，可不止这个。此女将来要与大国君王为偶，母仪天下呀!” 　　从人们仍不在意，说：“那是自然。扈伦四国，叶赫最大。我们王爷一向与叶赫贝勒交好，想必将来我们的小格格要当叶赫国福晋了!” 　　喇嘛连连摇头：“不止不止!此女当偶万乘之君，为华夏兆民之母!” 　　在场的人一齐哈哈大笑，说：“哪有天朝之主娶外夷之女为配的道理?快闭嘴，别胡说八道啦!” 　　喇嘛讨个没趣，只得走开。但他还是边走边嘟囔着说：“相面嘛，就是相面，将来能否有验，我怎么能知道?我不过就风鉴照实而言罢了……” 　　人们都当那是一句笑话。谁知二十五年后，清太宗皇太极病死，布木布泰的儿子福临即位；当年清兵南下，入主中原，福临成了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尊生母为皇太后，正应了喇嘛“为华夏兆民之母”的预言。　　只是当时的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家族，不但看不到未来的尊荣富贵，也不复有昔日的辉煌。　　第一个以博尔济锦为姓的，是一位名叫孛端察儿的蒙古人。兄弟及子孙数代传下去，因逐水草而居，散向蒙古高原各处，以名为姓，以山林河湖名为姓，甚至入了其他部落之姓。持有博尔济锦姓氏的一支，直传到第七代合不勒罕，才开始强盛。合不勒罕的曾孙，便是成为全蒙古大汗的铁木真——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生前立下法令：只有他的子孙——所谓黄金血胤，才能称大汗当皇帝。这跟千年前汉高祖“非刘氏而不王”是一个意思。所以，其他的博尔济锦氏部落，无论血缘是近是远，不过是黄金家族的亲戚。　　科尔沁博尔济锦氏的先祖，是在统一蒙古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成吉思汗之同胞弟哈萨尔，算不得黄金，也堪称白银家族。传到莽古思、明安、孔果尔兄弟几个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七代。因为他们的父亲纳穆赛是次子，所以实力和声望远不及科尔沁博尔济锦部族宗主、长子齐齐克所领的部落，是弱小的一支。　　两个半世纪以前，朱元璋推翻元朝建大明，元朝末帝被驱逐出中原，退回漠北。虽然后来的二百多年中，蒙古各部强酋辈出、争权夺利，互相攻伐杀戮，政局十分混乱，但无论是当傀儡还是握有实权，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始终代代相传，占据着蒙古大汗的位置，始终是名义上的蒙古各部的共主。　　布木布泰出生的时候，这位蒙古共主林丹汗所领的察哈尔部已日益强大，开始真正称霸了。　　这样，科尔沁蒙古就得面对西方的察哈尔部、南方的大明朝和东方的新崛起的建州女真。来自任何一方的打击，都是科尔沁蒙古难以承受的。　　一个小部落，要想在列强环伺中生存下来，就不能不依靠灵活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是一种，政治联姻也是一种。科尔沁蒙古两手都使用了。说起来，他们的首领们还是有眼光的，在蒙古诸部中，最早向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表示友好，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氏联姻。那时候无论旁人还是他们自己，都不会想到，只莽古思王爷这一支博尔济锦氏家族五代，竟为大清朝贡献了四位皇后、三位皇妃和十多名亲王福晋! 　　就在布木布泰出生的这一年，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草原，震动四方：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灭掉了乌拉女真，使强大的扈伦四部，只剩下叶赫女真一支了!这消息对科尔沁蒙古不啻是一声警钟，告诫他们威胁正在逼近。他们只是不能明白：当年努尔哈赤不过是明朝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女真族低级小军官，手中只不过有祖父和父亲遗留下的十三副兵甲 ，怎么算怎么数也是建州女真中最弱小的一支，为什么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变得这样强大? 千里姻缘(2) 　　回顾一下努尔哈赤三十年来走过的路，或许能找到这个答案。　　明朝中期，生活在我国广大东北地区的女真民族逐步南移。和历史上许多北方少数民族一样，在南移的过程中，和汉族的先进文化频繁接触，商业交换迅速增加，经济生活大大发展，日渐强盛起来。　　到了万历初年，女真族大体分成了四大部，即建州女真(包括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长白女真(包括纳殷部、珠舍里部、鸭绿部)；海西女真(即扈伦四部，包括叶赫部、乌拉部、哈达部、辉发部)；东海女真(包括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哈部等)。由于明朝政府采取分而治之、使之互相牵制的老办法，使得女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和混战。　　当时的女真族，各部蜂起，都称王争长，以强凌弱，以众击寡，互相掠杀，甚至骨肉相残。建州女真内部，同样是争财夺货，动辄厮杀交战。这种分裂割据、战乱不息的局面，给女真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广大女真人民都希望从分裂和仇杀中解脱出来。历史创造了条件，努尔哈赤应运而生。　　努尔哈赤是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物。他跟13世纪蒙古帝国的开创人成吉思汗铁木真的遭遇，很有几分相似，都是幼年丧亲，离家流浪，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经受磨砺、增长见识和才干、开阔胸襟和智慧。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我们来看看，努尔哈赤是怎样承担他的大任的。　　明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为祖父和父亲报仇的名义，以十三副遗甲、数十名部众起兵，攻打建州女真的另一支——苏克苏浒河部酋长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　　公元1584年，努尔哈赤攻占兆佳城和玛尔墩寨，降服了董鄂部；　　公元1585年，努尔哈赤进攻界凡寨，击败界凡、萨尔浒等五寨联军八百人，征服了浑河部；　　公元1586年，努尔哈赤攻占克鄂勒浑城，杀尼堪外兰，控制了苏克苏浒河部；　　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收服哲陈部；　　公元1588年，努尔哈赤收服完颜部。　　至此，周边女真各部都来归附，努尔哈赤用六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　　努尔哈赤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勇猛顽强，身先士卒，常常能以少击众，屡克强敌，更在于他的聪明和才略，始终把征讨范围限定在建州女真内部，使其他各部女真有“他人家事不容置喙”的顾虑而不好出面干预。他避免与强大的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对蒙古、朝鲜，也使用着“远交近攻”这样一个著名的、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老策略，不时进行笼络、表示亲睦；而对明朝中央政府，则更是恭顺，年年遣使通好，岁岁进贡人参貂皮，努尔哈赤自己也多次亲赴北京朝贡。　　他果真赢得了大明朝廷的信任。　　公元1589年，明廷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也即建州军区的第三把手，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参谋长，成了朝廷的高级将领；同时，他还从朝廷那里获得了约束叶赫、哈达等五十三部女真的权力。　　公元1591年，努尔哈赤晋升为建州卫左都督，即建州军区的副司令官；并因为管束女真各部有功，给他加号“龙虎将军”。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迅速崛起，无疑对女真各部形成了重大威胁；实力不弱于他的海西女真，怎肯低声下气地服从建州女真酋长的管束?对努尔哈赤获得的权力和荣誉，女真各部又怎能不嫉恨眼红? 　　一场大冲突势所难免，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公元1593年，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集合了乌拉、哈达、辉发及长白女真的珠舍里、纳殷两部，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共九个部落的三万联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　　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第一次关键性的大战役，生死成败在此一举，“成则王侯败则寇”，他个人的命运将由此战的结果决定，真到了转捩关头。　　面对这样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处在被围被歼的危险中，再坚强冷静的人也会不安，也会心里打鼓。而努尔哈赤竟在酣睡! 　　努尔哈赤身边的大福晋富察氏衮代却耐受不住了，连她也弄不懂自己的丈夫，赶紧推醒努尔哈赤，说：“如今九国兵马来攻，你怎么还在酣睡?你是糊涂了还是害怕了?” 　　被推醒的努尔哈赤回答说：“害怕敌人的人才不能安枕。我不害怕，所以能熟睡。前几天听说叶赫兵马三路入侵，但来期未定，使我心里不安定；今日叶赫大军已经来到了，我心里也就安定了。”说罢，安睡如故。　　说努尔哈赤临战前故作姿态，以安定军心民心，也未尝不可。就算如此，也是一种智勇。　　至少能够看出，他是胸有成竹的。这可以证之于他在交锋之前对部属的话：　　“你们不要忧虑害怕，我不会让你们陷于苦战的。来兵虽多，但九国酋长，杂乱不一，这样的乌合之众，临阵必定退缩不前。在前头领兵攻战的，一定是主要头目，我们立即集中力量战他。只须伤他一二头目，敌兵必然败走。我兵虽少，集中兵力一战，必胜无疑!” 千里姻缘(3) 　　这简直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近现代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古代例证，是努尔哈赤从弱小到强大、不断取得胜利的秘密。他对敌方的了解分析，也完全符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老格言。　　战役的进程和结果，全如努尔哈赤所料。建州女真集中兵力打击叶赫军，斩杀了叶赫贝勒布斋，使叶赫全军恸哭丧气，继而夺路溃逃。就像草原上的羊群一样，头羊一逃，羊群也就跟着逃命，九部联军于是各自狼狈溃退。偏遇上努尔哈赤精心布置好的伏兵，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杀，三万联军中的四千人阵亡在古埒山下。　　这一战，使努尔哈赤威名大振，真正跨上了雄长女真各部的宝座。　　这一战，更使努尔哈赤信心倍增，或者说，野心倍增。　　努尔哈赤的非凡之处还在于他胜利之后并不头脑发热发涨，并不一味求助于军事对抗。古埒山战役之后，他又对自己的策略进行调整，把统一建州女真时行之有效的远交近攻维持下去，并进一步发展为强交弱攻，以达到分化瓦解、逐步蚕食扈伦四部的目的。　　他与四部中较强大的叶赫、乌拉两部结盟联姻，加意笼络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娶了布占泰的侄女和女儿，又各自把女儿嫁给布占泰，以此来拆散扈伦四部的联合。同时，用军事征服对付其中的弱小者。于是，努尔哈赤又添新的战绩：　　公元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灭扈伦四部中的哈达部；　　公元1607年九月，努尔哈赤灭扈伦四部中的辉发部；　　次年，努尔哈赤开始对结盟通婚的扈伦四部中的乌拉部下手，派长子褚英和侄子阿敏前往征伐，获胜而归；　　公元1612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攻打乌拉，再一次获胜而归；下一年，就是科尔沁草原上博尔济锦氏的布木布泰出生的那年正月，努尔哈赤终于灭掉了乌拉。　　这个消息对于科尔沁蒙古来说，受震动的同时，还带有几分庆幸、几分荣耀。　　当初，科尔沁蒙古也有兵马参加九部联军，那是莽古思的二弟明安王爷和他的部属。古埒山一战，科尔沁蒙古尝到了失败的苦果，知道了努尔哈赤的厉害，不但损失惨重，就连明安王爷本人，也因人马陷入泥淖，不得不赤身裸体地跳上无鞍的骣马仓惶逃命。　　识时务者为俊杰，古埒山之战的第二年正月，真心佩服努尔哈赤的明安王爷就向建州女真遣使通好，这在蒙古各部落中是最早的；以后便归附了努尔哈赤，成为他后来统一战争中的得力帮手。在努尔哈赤攻打乌拉的1612年，明安王爷又在蒙古各部中第一个送女儿与努尔哈赤为妻。　　明安王爷的一系列举动，是个重要标志。这之前的百余年间，女真部落被称为珠尔齐特，是向蒙古大汗进贡称臣的属国、奴仆。如今开始了友好往来和通婚，女真与蒙古能够平起平坐了。　　纳穆赛的这三个儿子似乎已达成共识，在老二明安嫁女后第三年，大哥莽古思和三弟孔果尔也把女儿嫁到建州。孔果尔之女仍然去做努尔哈赤的小福晋；莽古思的见识和眼光似乎胜出一筹，他把十五岁的女儿哲哲，嫁给了当时只有二十二岁的努尔哈赤第八个儿子皇太极。　　此时，努尔哈赤十五个儿子中，有十二个儿子岁数比哲哲大，都称得上是年貌相当；论贵盛，第二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十子德格类与皇太极都是嫡出，不相上下；论军功，当是的皇太极也并不特别出众，至少还赶不上已经在战场上驰骋多年的哥哥。推想起来，应该是具有知人之明的莽古思曾经见到过皇太极，看出他在诸兄弟中最能成大器，所以最为中意。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一年之后和二十年之后，这位蒙古王爷又把两个心爱的孙女儿先后都嫁给皇太极。　　努尔哈赤一直很重视与科尔沁蒙古的亲善，重视这一门亲事。公元1614年四月，莽古思王爷亲自送女儿哲哲进入建州女真国境的消息传到时，这位已经得到喀尔喀蒙古敬赠的神武可汗称号的女真首领，命令第八子皇太极亲自远迎数百里至辉发河流域，并在辉发的扈尔奇山城大宴宾客，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极力渲染，让这喜讯传遍四面八方。　　这不仅向人们宣告建州女真与科尔沁蒙古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为蒙古其他部落提供榜样，向大元直系的察哈尔蒙古大汗示威，也等于指定了哲哲在皇太极诸福晋中的最尊贵的地位。　　人们于是看到，在公元1614年到1615年间，似乎掀起了一个蒙古格格远嫁建州女真的浪潮。　　与莽古思送亲同时的，又有扎鲁特蒙古的钟嫩王爷送女儿与努尔哈赤的第二子代善为婚；　　扎鲁特蒙古的内齐汗送妹妹与努尔哈赤的第五子莽古尔泰为婚；　　扎鲁特蒙古的额尔济格王爷送女儿与努尔哈赤的第十子德格类为婚。　　这时，与建州女真通好通婚的蒙古部落，已从科尔沁蒙古扩大到扎鲁特蒙古，这是黄金家族中内喀尔喀五部之一，虽然它只是元朝后裔中很小的一支，也足以表明努尔哈赤的策略正在取得新的进展。　　孔果尔王爷也是这年送女儿嫁努尔哈赤的。这位格格是哲哲的堂姐妹，出嫁时年龄不见记载，但她被称为努尔哈赤诸妃中最老寿者。她没有为丈夫生育子女，只因她活过了所有同代的人，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才尊她为皇曾祖寿康太妃。此后，又活了四年，终于告别了人世。 千里姻缘(4) 　　莽古思王爷兄弟同努尔哈赤做了亲家。对科尔沁的博尔济锦氏家族而言，从此以后，努尔哈赤的成败、皇太极的升沉，都与他们休戚相关了。他们自然格外热心地注视着建州女真的动向。　　努尔哈赤又一次超过了他们的想像和期望。　　建州女真位于浑河流域，即今辽宁省新宾县一带。灭哈达、灭辉发，扩展了它的疆土，使它仿佛长出了左右两只巨大的翅膀，准备扑向面前的新猎物乌拉部和叶赫部。乌拉部的灭亡，清除了建州女真通往东海和黑龙江流域的障碍。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与政治气候，并没有把矛头立刻指向他的老对头老冤家、扈伦四部中最后残留的孤零零的叶赫部，而是挥师北上东进，去征服更遥远的地方。　　以公元1613年灭乌拉为起始点，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又推上了新的高潮：　　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遣兵征服东海女真窝集部的雅兰、西林二路；　　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派兵攻占窝集部东额赫库伦城(今俄罗斯纳赫塔河附近)；　　公元1616年七月，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牛满河一带的萨哈连地区，攻占五十二村寨；　　同年九月，努尔哈赤招服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以东的使犬部；　　公元1617年，努尔哈赤再次派兵继续收服东海女真散居各部，攻占了库页岛及其附近的岛屿，于是库页岛内附。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开始了对明朝的战争，当年就攻克了明朝东北重镇抚顺。　　公元1619年三月，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再次使用了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战场和战机、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再次以少胜多，以六万八旗精兵，击败了号称四十七万大军的四路明军。并于此后挥军西进，蹂躏辽东，攻破开原、铁岭，进入了辽沈地区。到这时，努尔哈赤才觉得灭掉老对手的时机瓜熟蒂落了，八月里，回军北上，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扈伦四部中最强、也是坚持到最后的叶赫部，并且再次派兵收取东海女真的瑚尔哈遗民。　　至此，从东海库页岛到明朝的辽边，自蒙古、嫩江，至朝鲜鸭绿江，同属女真语音的地区都已被征服，诸部合而为一。努尔哈赤终于用三十六年漫长的血雨腥风的征战岁月，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　　有人作过统计，说满洲人蓦然间被请进山海关的时候，他们在东北所征服的土地已达三百万平方公里，而此时明王朝的疆域，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满洲入主中原以后，东北的这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的土地，就成了他们嫁妆的一部分。这一大笔嫁妆的底子，是努尔哈赤奠定的。　　所有这些胜利征服的消息，无疑都会传到科尔沁草原、传到博尔济锦氏家族，引整个家族一次又一次的欢呼喜悦；同样的，这些消息无疑也会对一年年长大的小格格布木布泰发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最使他们兴奋的，应该是公元1616年，岁在丙辰，此年是明朝的万历四十四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日，统一了女真族各部的努尔哈赤立国了!国号后金，建元天命，国都赫图阿拉城，莽古思的这位亲家翁终于登上了汗位，被尊为“覆育列国英明可汗”，成了一国之主。科尔沁蒙古派专使前往图赫阿拉祝贺，参与登基大典，每个人都感到了荣耀和自豪，因为，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家族从此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亲国戚了。　　更有喜中之喜，新登基的英明汗王又授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人为和硕贝勒，号称四大贝勒，共理国政，掌握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四大贝勒中最年轻的一位，汗王的第八子、二十四岁的皇太极，正是博尔济锦氏莽古思家的姑爷。　　找到这样强大的、前途无量的靠山，实在要感谢老王爷莽古思的眼光。　　贝勒一词，源于女真语“勃极烈”，译成汉语是大官、高官的意思。最初，女真各部中强有力的酋长使用这个称号，一直沿用到努尔哈赤时代。和硕的意思，在满语中表示“四方之方”，引申为一方或一部落。那么和硕贝勒，就可以理解为可汗一人之下的独领一方的王爷了。直到二十年后的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正式称皇帝的时候，颁定宗室爵号，贝勒的爵位才放在亲王、郡王之下，成为第三等。　　蒙古各部酋长多各自称王称汗，归附努尔哈赤的蒙古部落，大约在天命元年以后，随之改称贝勒。莽古思王爷因为归附有功，更因为成为努尔哈赤的亲家、皇太极的岳父，在皇太极称帝的次年，得到和硕福亲王的崇高封号，这在当时的蒙古诸部中是绝无仅有的。　　称尔沁蒙古于是成为蒙古诸部中最高贵的一族。哪怕科尔沁蒙古曾经是弱小的、默默无闻的，有大清国的支持和庇护，兴旺发达还不容易?后来科尔沁蒙古果然成为蒙古四十九旗中最贵盛、最有实力的一旗。当初莽古思择婿嫁女时，也许没有想到这一后果。但家族的繁荣勃兴却来自他的知人之明。可惜他没能看到他愿望的最终实现，甚至也没亲身感受和硕亲王的荣耀威风。因为和硕福亲王的封号是追赠的。　　天命元年的1616年，小格格布木布泰才三岁，虽然还不懂事，却也能够感受家族中那随处可见的欢乐气氛。而且从此以后，她就生活在一个皇亲国戚的贵族家庭中，领受与此相应的教育和训练了。她会和家族的每个成员一样，被不断传来的来自后金国的消息所激动，为每一场征战的胜利而欢呼雀跃。萨尔浒大战、攻占叶赫之战，她会和祖父母、父母亲一起，特别关心着汗王努尔哈赤和四贝勒皇太极的安危，盼望着后金捷报频传。 千里姻缘(5) 　　这位小格格六七岁的时候，在大草原广阔的天地中与小伙伴们骑马游戏的时候，她不会向伙伴们极口赞美她心目中的英雄吗?那是成吉思汗铁木真，那是英明可汗努尔哈赤。她不会向伙伴们夸耀自己那不寻常的姑父姑母吗?那是英勇善战、机智果敢的四大贝勒皇太极和美丽的博尔济锦氏的哲哲。她还会向伙伴们转述那些在草原上流传了许多许多年的动人故事：王昭君，呼韩邪单于，三娘子，俺答汗…… 　　再长大几岁，小格格应该读书写字了。蒙古族的文化程度高于此时的女真族，毕竟他们曾称雄于世界，统治过整个中华，有文字，有典籍，有史书。人们都知道孝庄太后很有学问，通蒙、汉、满诸文字，爱好读书，也练书法，想必都是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经过文字和史籍熏陶的布木布泰，就会用更新、更明亮的目光，注视着后金那如日中天的兴旺发达。　　那正是如日中天的事业。　　努尔哈赤获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并灭亡叶赫部之后，进入辽沈地区，攻占了辽阳和沈阳，金州、复州、海州、盖州随之而下，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尽都降金，英明可汗便拥有了整个辽东。　　随着努尔哈赤事业的发展，他的都城也一迁再迁，每一迁都意味着他统治和控制区域的扩大。从1603年建起兴京图赫阿拉始，萨尔浒大战之后，便向西迁都一百二十里，到界凡。在界凡只住了一年半，又西迁四十里，住到了萨尔浒；不到半年，再次迁都到辽阳。就这样步步为营，扩大和巩固着他的统治。　　努尔哈赤是在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春三月发动辽沈之战的。三月十五日拿下沈阳，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取辽阳，他中午就率师进驻辽阳的都司衙门，随即决定迁都，派人立刻到原都城萨尔浒搬迁眷属。四月初五日，大福晋率领诸福晋匆匆赶到辽阳。其时，诸大臣列队在城外教场恭迎，下马步行，引诸福晋入城；城内又有众官兵列队在街上恭迎。入城内居舍，福晋们才踏着芦席上铺着的红毡，陆续进入到汗王屋内。　　这是汗王在显示他的胜利?这是汗王在表示他的豪情和气派?无论如何，这是努尔哈赤一生头一回拿到手的一座真正的城市。辽阳是当时辽东的首府，大明朝东北地区的著名古城。汗王会不会在辽阳长久地居住呢? 　　这一年的八月，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的孙子、布木布泰的哥哥吴克善来到辽阳，代表祖父和父亲为汗王的新胜利远道致贺，并问候姑母、皇八子福晋哲哲，他却在辽阳城东八里外又看到了一座新建的都城。因为汗王命令皇十子德格类、皇侄济尔哈朗、皇孙岳托，就在距新城五里的地方宰牛杀羊款待客人，并嘱他们宴后把客人带进新城。于是，吴克善就在那座装饰华丽、黄琉璃瓦镶绿釉瓦边的金光闪闪的八角大殿里谒见了英明可汗。努尔哈赤一贯对蒙古亲戚格外优厚，这一天，杀了八旗献上的八头牛，再设大宴，尽欢而饮。　　这样隆重的接待，不仅是亲戚之谊，还有宣威的作用。更有一层意思，那是在吴克善见到姑母哲哲以后才领会到的。那就是希望亲上加亲。　　这一年哲哲二十一岁，结婚七年了，还没有生养。虽然由汗父指定了她的嫡福晋的地位，但并不十分稳固。她嫁给皇太极的时候，皇太极已经有两位福晋了。两位福晋都比她年长，都非无名之辈。　　一位是钮祜禄氏，皇太极的结发妻子。她是努尔哈赤的生死之交、开国五大臣中占第一位的额亦都的女儿，可算是后金国的贵盛之家、名门之女。还在哲哲出嫁之前三年，她就已为皇太极生下一个儿子，名洛博会。不过这个孩子只活到七岁就夭亡了，但也改变不了结发妻对后来妻的威胁。　　另一位继妻，是继钮祜禄氏的，生育更早，在哲哲嫁过来的五年前，就为皇太极生了长子豪格(这位在清初功勋卓著、影响极大、屡升屡降，后来又被封为八家世袭罔替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只比他的嫡母小不到九岁)。两年后又生了第二子洛格，如今，又生了长女。有二子一女的侧福晋，对无子无女的哪怕是嫡福晋，无论如何也存在着可怕的压力。何况这位继妻乌拉那拉氏更非等闲，她是现今汗王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的姑姑。　　有这样两位对手，哲哲怎能安枕?不难想像，在皇太极的和硕贝勒府里，嫡福晋不一定能指挥得动那两位侧福晋，不一定能维持住女主人的地位。蒙古格格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克服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的困难?纵然哲哲嫁来时不过十四岁，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环境，那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衰落了，仍然是贵族。出身蒙古名门的哲哲，处在新暴发户的女真贵妇之间，显然很孤独，她打不破对方的统一战线。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争取后援。适逢汗王想要进一步加强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她便出面提出了与娘家再次联姻。　　吴克善回到科尔沁草原，兴奋地向祖父母和父母禀告此行的所见所闻：大金国的八旗铁骑是怎样兵强马壮、威风凛凛；新建的东京怎样完全不同于赫图阿拉、萨尔浒等早先都城的土墩木台原始状态，竟与中原汉人一样用砖石筑城；东京城里的殿堂宫室又是怎样地金碧辉煌、十足的皇家气派；汗王又怎样盛情款待，用极高的规格宴请他这位亲戚中的小辈后生。 千里姻缘(6) 　　面对这位完全摆脱了草原游牧、山林渔猎气息的亲家，莽古思和寨桑父子认定了女真族的爱新觉罗氏的帝王之象，更加相信天命所归，不可逆转。他们对哲哲的处境也很理解。不过此时可以出嫁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就是寨桑的幼女布木布泰。但这年她才八岁，尽管蒙古族盛行早婚，这年龄也太小了。最后的协议可能是先聘定，待到布木布泰年满十二岁时再成亲。　　英明可汗考虑的却是另一个方面。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他在统一女真各部时习惯使用的野蛮掠夺杀戮，激起了广大汉族百姓的强烈反抗。而这反抗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使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他没有从政治的角度认识自身和形势，没有采取像他在战场上采取的灵活多变的相应的政策，反而控制不住地大发野性，用血腥的大屠杀进行残酷镇压。越压越反，他新征服的辽东大地，似乎处处埋藏着火药桶，时时威胁着英明汗王的宝座。在他疯狂与残暴的后面，要说还有清醒的地方，那就是他很清楚蒙古各部对他的重要性，那是保住和支持他宝座的强大兵团。那么用新的联姻以达到新的亲密关系，就成为这时的必然。　　这样，人们看到了又一次的蒙古格格远嫁的高潮，英明可汗的女儿、后金的公主，也第一次远嫁蒙古。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科尔沁蒙古孔果尔贝勒送女儿与皇十三子阿济格为婚；　　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科尔沁蒙古桑噶尔寨送女儿与皇十四子多尔衮为婚；　　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将皇八女聪古图和硕公主嫁给喀尔喀蒙古博尔济锦氏台吉固尔布锡。　　同年，努尔哈赤又将抚养宫中的侄孙女封为和硕公主，即肫哲公主，嫁给科尔沁蒙古博尔济锦氏宗主奥巴汗。这一联姻，最后确立了科尔沁蒙古成为后金最忠实的盟友地位。　　也是这一年，科尔沁蒙古部寨桑贝勒之子吴克善送妹布木布泰与皇八子皇太极为婚。　　值得一提的是，天命十年的这三桩联姻，两桩都和皇太极有关。因为皇八女的母亲、努尔哈赤的侧福晋叶赫那拉氏，是皇太极生母的亲妹妹，是庶母又是亲姨。生母去世后，姨妈不就格外亲吗?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远嫁蒙古的小妹妹聪古图，皇太极想必怀着悲悯和怜惜之情；然而他又将迎来一个来自蒙古、比自己小二十一岁的小妻子布木布泰。　　又是一个草原的初春，草芽儿萌发的时节，盛大的送亲队伍在科尔沁组成了。将要年满十二周岁的布木布泰就要告别祖父母、告别爹和娘、告别游玩嬉戏的伙伴、告别心爱的羊羔小狗、告别生她养她的故乡大草原，踏上远嫁的路了。她泪落如雨，哭得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她紧紧搂着祖母和母亲不放，就像一只要被拉上屠宰场的小马驹。哥哥硬着心肠把她从亲人怀中硬拽出来，推进了为新娘准备的花轿。　　总领送亲队伍的吴克善大声吆喝，手中马鞭一挥，车辚辚，马萧萧，送亲队伍上路了。花轿里的布木布泰还在嚎啕大哭，透过杂乱的车轮马蹄金戈旗帜的响动，一阵又一阵地捶打在她父母亲人的心上。甚至这队人马已经走远，已经消失在茫茫的远方，草原的风依然深情地把布木布泰的哭声吹送回她的故乡。　　久久伫立、久久远望的亲人们，抹着眼泪轻轻叹息。他们是为了科尔沁草原的安宁、为了布木布泰的终身福分而缔结这门亲事的。他们无愧于心。只是哀怜她幼年离家出嫁远方，可怜的小女孩儿，才十二岁啊!…… 　　然而，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却不寻常。　　从科尔沁草原到辽阳，远嫁的路漫长又漫长。当最初的悲痛过去之后，对未来的揣测、想像便渐渐代替了、淡化了对亲人的思念。一个人，最怕突然间被投入莫测高深的汪洋大海，因为孤立无援。布木布泰心理上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使她面对未来时恐惧与惶惑之余，能有几分轻松，能得一点安慰，这就是她的姑妈哲哲。　　哲哲肯定见过小小的布木布泰，而布木布泰却一定记不得姑妈。因为哲哲远嫁的那年，布木布泰才是个两岁的婴儿。但布木布泰长大以后，会经常地听到有关姑妈的所有故事，特别是在科尔沁蒙古博尔济锦氏成了皇亲国戚、哲哲成了大金国和硕贝勒的嫡福晋之后。姑妈成为部落和家族的光荣，布木布泰同样引以为自豪。如今，布木布泰将要嫁的男人，就是哲哲的丈夫、自己的姑父，亲上加亲，她到了那边是不会孤立无援的。远离父母，姑妈就是母亲，布木布泰一定会从姑父姑母那里得到父母一样的疼爱。　　在似乎没有尽头的远嫁的路上，渐渐定下心来的布木布泰想了许多，初通经史的她，能够理解她此行的意义吗?她或者自比为王昭君，因为从文化教养上来说，她像昭君一样也是下嫁，以换来勃兴的大金国对科尔沁蒙古不侵犯、不并吞；她或者自比为三娘子，以自己的婚姻带来满蒙两民族间的友好共处。　　她想得最多的，还是等待着她的未来。姑父姑母虽然是她常想的内容，然而他们仿佛已是她的熟人，最吸引她注意力的，应该是她自幼铭刻在心、与蒙古民族最尊崇的英雄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英明可汗、她的公公努尔哈赤。她从记事起，就听过无数有关这位汗王的故事传说，他狂飙一样席卷辽阔的东北大地，在布木布泰心目中如同一位天神。 　　就要成为这位天神的儿媳妇，就要亲眼看见、亲身面对这位大英雄，真使布木布泰兴奋激动，难以安宁。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1) 　　布木布泰在途中度过了她的十二周岁生日。来到辽阳以东那从城墙城门到街道殿堂宫院都一色崭新的东京时，已是柳绿桃红的仲春了。　　尽管她没有嫡福晋的身份，尽管她不过是个小女孩儿，只因为她来自蒙古部族，又是与四贝勒为婚，仍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和婚宴。新郎皇太极亲迎至沈阳北冈，努尔哈赤也率大小福晋出迎十里。大宴的地方，若不在人称“大衙门”的八角殿，就该在喜气洋洋的四贝勒府。不过婚礼婚宴的主人公可能并不是她布木布泰，而是她的姑父姑母。她这个新娘子进了新房以后，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炕上按女真族的规矩“坐福”。　　洞房花烛夜，对大多数结过婚的女人来说，总该是一种神秘、甜美和惊惧相混合的复杂又新鲜的特殊感受。然而对于布木布泰，却未免过于残酷：一个还未发育成熟的稚嫩的十二岁小女孩儿，要面对一个三十三岁的强壮魁伟的男人；一个幼弱的小侄女，要在威严的长辈面前宽衣解带并投入他的怀抱，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想到羊入虎口的惨剧。或者由于姑妈的爱护和干预，姑父通情达理并且十分体谅，她得以安然度过这一关，较少受到伤害和摧残。　　婚后次日，拜罢祖宗，照女真族的习俗，新娘子应在妯娌的带领下给本家亲人装烟敬茶，借机会认识大门，明确辈分。布木布泰不是正妻，能不能像嫡配那样正规地去拜祖宗神龛，不得而知，但装烟敬茶的规矩是不能免的。布木布泰要由管家妈妈带领着，自带盛烟末的烟荷包去给尊亲装烟点火并敬茶。临行之时，姑妈把应该去的亲人家一一介绍，并告诉她，老公公现有十一位福晋，丈夫有十四位兄弟，这十四位兄弟又各自有一个或好几个福晋和儿子。所有这些兄弟子侄和福晋们，像众星捧月一般围绕着一个人，他就是家族的尊长、领袖，英明可汗努尔哈赤。　　按理说，婚礼宴上她已经跟着皇太极一起向与宴的尊长亲戚一一拜过席了，但那时人多嘴杂，她又满心羞怯慌乱，谁也没看清，谁也没记住。此刻，有了这样的机会，她就要实现她的宿愿，亲眼见到她心目中天神般的大英雄了! 　　平整崭新的街道，高大的宫殿房屋，宽敞的院落，这一切和布木布泰自幼熟悉的科尔沁大草原完全不同，使这个小女孩儿感到新奇。东京城里处处显示出来的皇家气派，更令她兴奋又自豪：这就是她的新家!成吉思汗一般的努尔哈赤，就应该有这样的气派! 　　忐忑不安的新娘子终于跨进了汗王府。　　布木布泰所听到的传说中，努尔哈赤是一位仪表雄伟英俊、面色如铜、声若洪钟的铁铮铮的大汉，她在自己的想像中更为这形象增添了耀眼的神的光环。然而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位身体已经开始佝偻、头发眉毛和胡须已经花白的老人，岁月的风霜和残酷的战争在他脸上刻下了数不清的深深的皱纹，黧黑的脸上几乎看不出表情，在一大群浓妆艳抹的春花一般的大小福晋的簇拥中，更加显得衰迈。布木布泰被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惊住了，惊愕中她才记起姑妈告诉她的事实：老公公今年已经六十七岁高龄了。　　老公公长相严峻，不苟言笑，但看来很喜欢孩子，喜欢这个十二岁的乖巧的小小儿媳妇，和悦地接受了布木布泰为他装烟点火，接过了新娘子敬献的茶盅，并按规矩回赐了丰厚的“装烟钱”。只在这一刻，布木布泰看到了白眉下面深陷在皱纹中的亮闪闪的鹰眼，触到了一个非凡的精神世界的窗口，找到了眼前这位老人与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的交汇点。她满意了。　　装烟差不多装了整整一天，布木布泰马不停蹄地在这个威震八方的大家族中逡巡。回到自己家中，她仍处在兴奋和激动中，毫不觉得疲累。她不敢、也还不能向她的新郎述说自己的感想，但这个草原上长大的无拘无束的蒙古小格格，却可以跟她的姑妈用她们民族的语言说个够。　　哎呀，竟有那么多的婆婆，竟有那么多的大伯子小叔子，竟有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婶儿!数都数不清!装烟装得头也晕了，敬茶敬得腰也酸了，还得了这么多的“装烟钱”!我能拿这钱买胭脂花粉、买零嘴儿吗? 　　哦，想起来了，那么些婆婆里面，那些大婶儿小婶儿里面，真有不少蒙古格格呢，我都跟她们请安问好了，她们也用咱蒙古话答了礼。日后，我能去找她们说说话儿、聊聊天儿吧?要不然，可该寂寞死了! 　　姑妈笑着问她究竟记住了几家亲人?小姑娘掰着手指头一一数过来：　　老公公就不用说了，记得住住的。跟老公公并坐着的那个漂亮福晋，就是大福晋吧?她好像才三十多岁，还没有我娘岁数大咧。旁边还有那么多侧福晋，一大片红红绿绿的，记都记不住。可二叔爷三叔爷家的两位姑姑，拉住我就不放手，可亲呢，给了我好些绸子缎子珠子。　　大伯子代善就是大贝勒吧?他最老，他的大儿子岳托都快能当我爹爹了。　　小叔子多铎，最小，今年是不是才十岁? 　　三贝勒莽古尔泰最冷冰冰的了，长的样子又凶，他跟咱们家是不是有疙瘩? 　　最高兴是在多尔衮府上。他才比我大一岁，去年他成亲的时候跟我一样也是十二岁。他的福晋是二叔爷家四房的三格格，是我堂姐呀!我们俩一见面都高兴疯了，搂在一起又是跳又是笑的，可说了个痛快!在她那儿，我呆得最久……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2) 　　等布木布泰说完了，平静些了，姑妈才命人带进两个孩子来见新娘：十六岁的长子豪格和四岁的长女；并告诉布木布泰，曾经有过的第二子与第三子，先后在天命六年和天命二年殇逝了。　　布木布泰又一次怔愣住了：她才十二岁，就有了名分上的儿女，而且，儿子比她还大四岁!真不知该怎样接受古怪的，却又是大家族常有的境遇。　　布木布泰出自世家，自然也知道女人在这种家庭里的地位，很要取决于是否能生儿子。她不敢问姑妈这个问题，因为她知道姑妈嫁过来后，十一年了，还没有生养。但姑妈却悄悄告诉她，现在她真的“有了”。　　还在布木布泰出嫁前的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东京的宫室殿宇就竣工了。天命九年，努尔哈赤又将祖父、父亲和故世的大福晋叶赫那拉氏、富察氏等人的遗骨灵榇从赫图阿拉迎来，移到东京城东北四里许的杨鲁山安葬。这些迹象表明，努尔哈赤似乎要将辽阳东京作为永久性的都城了。　　然而，就在布木布泰嫁到后金的下一个月，即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不顾诸贝勒大臣的反对，又决意丢弃费了许多心力刚刚筑成的东京城，丢弃崭新的八角大殿和宫室宫院，要迁都沈阳。并且，三月初三日清晨告祭祖灵后，辰时便启行，夜宿虎皮驿，仅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就急匆匆地率领着兄弟子侄妻子老小和数十万官兵人等，在三月初四日赶到沈阳。　　辽阳是辽东重镇，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城市面积两倍于当时的沈阳，人口也是当时沈阳的一倍，何况费巨资兴大役，营建了东京城。弃大就小，弃便利就不便，努尔哈赤的子弟妻女们想不通，新加入这个家族的布木布泰就更糊涂了。　　只有极少数子弟猜透了汗王的心思，其中就有她的丈夫皇太极。布木布泰在姑父姑母私下谈论这件事时，听懂了。　　关键是辽阳无险可守。　　为什么要守? 　　汗王在迁都辽阳、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就拿“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作为基本国策，对汉族军民不堪忍受奴役欺压而爆发的起义和反抗，一概采取野蛮屠杀血腥镇压的民族高压手段。　　如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刚进入辽阳，便纵兵大杀在辽商贾五万人，甚至按籍查对，凡状貌可疑的一律戮尽。同年七月，为改建辽阳新城，又将汉民强行驱赶到城北。次年和第三年，又不断把汉民逐出家园。在这过程中，更杀了许多不愿迁出的穷苦百姓。这就是当时辽东人民所说的“头年杀富户，二年杀穷鬼”。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夏州一万八千汉民密谋逃往明军驻地，努尔哈赤闻讯，立即派大贝勒代善统兵三万，杀尽该地男丁，使辽南地区出现了“赭地数百里，辽人不复耕”的凄惨景象。　　努尔哈赤的屠杀与暴政，必然激起辽东汉人的更加强烈的反抗，从而屡屡发生汉人在食品、水井中投毒，或袭杀后金官兵以及大批逃亡等事件。原来已经归降后金的很多汉官，也因此时的错误政策而受到打击和排斥，迫使其中的许多人怀疑后金能否在辽东站住脚，因而多与明朝边官私通声气，寻找退路，伺机叛逃。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叛逃，几乎无日不有。到天命十年，反叛愈演愈烈，已经动摇后金的统治了。　　西南有明朝这个强敌，北有始终与后金为敌的强大的察哈尔蒙古，东面朝鲜是明朝的属国，东南海上又有明朝大将毛文龙据守的皮岛，后金处在腹背受敌的包围之中。　　四境逼处、内外交患，这才是努尔哈赤再次迁都的真正原因。之所以选择沈阳，是因为在这里建都，既不放弃已经到手的辽沈地区，可以继续与明朝对垒，又因北接铁岭、开原、抚顺等建州女真故地、满族共同体的核心，能与后金国巩固的大后方连成一片。在这里，努尔哈赤进可攻，退可守，基础雄厚。　　至于这次迁都，为什么如此匆忙、如此仓促，或许是努尔哈赤一贯的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也可能当时他感到某种突发的危机，将使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对他形成强大的压力。不过，迁都的打算，倒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必定早有盘算，因为当他的大金国朝廷还在辽阳东京城办公、城内还在陆续添置新建筑的天命九年，他已经命海州工匠在沈阳为他和他的兄弟子侄们建造宫室了。据专家考证，沈阳故宫里著名的大政殿和十王亭这一组建筑，就是这时建成的。　　新婚的布木布泰，也随着汗王的家眷和数十万大军急匆匆地迁到了沈阳。没想到沈阳的新居比辽阳的宫院更壮观、更宽敞：两重山门、两进院落，两院中左右有配房，第二进院正中北房是正殿，青砖青瓦红檩红檐，很是气派。　　大体相同的宫院，在沈阳城里建了十四座，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皇七子阿巴泰、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四子多尔衮、皇十五子多铎，以及代善的长子岳托、代善的三子萨哈廉、阿敏之弟济尔哈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还有汗王弟弟舒尔哈齐的家人，汗王长子褚英的长子杜度。　　这十四座青砖青瓦的王府，簇拥着由黄绿琉璃瓦铺顶、建在高台之上的壮观典雅的汗王宫，比辽阳东京的宫院，更显尊贵和集中。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3) 　　然而，这只是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前草创的汗王宫，是他来到沈阳后的临时寝所。一到沈阳，他立刻开始大规模地拓建和修筑，拓建城区，修筑城墙、敌楼、角楼，改建城周的八个城门，同时营造正式的宫殿王府居室。　　沈阳城的拓建，工程浩大，耗资巨万，动员了众多的兵民，以致有沈阳民谣说：“有身多作城下土，筑城还家十无五”，可知筑城百姓的悲惨命运。拓城建设历时七年，汗王宫更是一建再建，差不多十年以后才形成规模。这一切，努尔哈赤没有看到，他在他的临时汗宫只住了一年零五个月，就崩逝了。　　布木布泰已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她当然还想家，想父母亲，想辽阔无际的科尔沁大草原。但这里有待她亲如母亲的姑妈，有她从未见识和经历过的新鲜事物，有比草原上丰盛富足的吃喝穿戴，这使她安心，让她好奇。各王府离得都不算远，她所在的四贝勒府紧挨着大贝勒代善的王府。也许是皇太极的意思，哲哲常领着布木布泰到大贝勒府玩，两家的福晋来往走动得很勤。尽管人们都夸赞大贝勒战功卓著而又为人厚道和善，布木布泰却本能地不喜欢他，跟他家的眷属们也无话可谈。　　布木布泰最喜欢去的是多尔衮王府和豪格王府。因为两府的福晋都是科尔沁蒙古博尔济锦氏家族的格格，都是布木布泰的堂姐，年龄相仿的小姑娘们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体己话儿，何况她们是近亲，自幼就生活在一起，现在又先后嫁到一个大家庭里来，比以前更亲密。　　因为嫡庶之分和母子名分，布木布泰跟豪格没有太多交谈。跟多尔衮就不同了。布木布泰的聪慧活泼，知书达礼，粗通史籍的学问，赢得这位十三岁小王的赞赏和敬慕。在满洲这个刚刚开始有文字的民族里，布木布泰的书卷气可说是出类拔萃，而多尔衮同样好学、同样仰慕汉家文化。声气相求者，谓知音，多尔衮于布木布泰，可能很早就有这种知音之感。　　布木布泰很快熟悉了环境，学会了语言，更多地来往于汗宫和各个王府，和大家庭的成员们都熟识了。因为当初迎亲时汗王的重过寻常的礼仪，家庭成员们不管心里乐意不乐意，表面上也要维持对她的亲切。实际上，人们也都喜爱这个聪明伶俐、乖巧懂事的小福晋，因为她那么幼小可爱，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当然也有不少人看出她是个美人胚子，日后定会出落成家族中最艳丽最漂亮的福晋，那就说不准是祸是福了。　　时间一长，这个辉煌灿烂、赫赫扬扬、威震八方的大家族渐渐向布木布泰显示出它的内部，它的另一面。她不像一般小女孩子那样只醉心于漂亮的衣服花朵、香粉首饰，她还有很强的好奇心，很喜欢问“为什么”和“怎么样”。她的多数问题，都能得到亲切、和悦的回答；有些则不然，人家顾左右而言他；更有的刚刚提出，话还没问完，被问的人已经变色掩口，仿佛触到了什么忌讳。聪慧的布木布泰敏感到，这个辉煌的家族内部还隐藏着重大秘密。　　其实，她最初的问题很简单，只不过对十四个王府中有两个王府没有特别显贵的主人感到奇怪而已。一个是汗王之弟舒尔哈齐家人府第，一个是并没有显赫战功而刚刚被封为贝勒的杜度的王府。二贝勒阿敏不就是舒尔哈齐的儿子吗?为什么还要给舒尔哈齐的家人另建府第?都说杜度是汗王的长房长孙，他是因为这个才获得王府的吗?那么大贝勒代善不是汗王的长子了?汗王的长子是谁?…… 　　她终于发现，她的问题只要是涉及到汗王之弟舒尔哈齐和汗王长子，就都得不到回答。她的相好姐妹多尔衮福晋和豪格福晋跟她一样年纪轻轻，初来乍到，对这些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而那些明明应该知道的亲戚们，却不是支吾就是一脸尴尬地回避。　　常到汗宫请安问候的布木布泰，又渐渐感到大福晋阿巴亥与两位大贝勒的关系有些古怪微妙，两位大贝勒之一是代善，另一个是她的丈夫皇太极。这感觉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前者似乎是一种暧昧的尴尬，后者却是勉强的恭顺下隐藏的敌意。　　布木布泰知道汗王最疼爱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的王府离汗宫最近，几乎就挨在汗宫墙边。这一年阿济格二十岁，多尔衮十三岁，多铎才十一岁，汗王却命令拨给他们全旗，都成了一旗之主，而最有权势的管理国政的四大贝勒，也才共领其他五旗。疼爱幼子，自然也就是疼爱幼子的母亲。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同父同母，他们的母亲，就是现在主持汗王中宫的大福晋阿巴亥。　　作为汗王成年儿子的皇太极，难道不感到失宠的忧虑?作为皇太极的小福晋，布木布泰难道不感到隐隐的威胁?如果她有一分危机感，那么她的姑妈就该有十分!聪明的小姑娘找到了突破口，她要从姑妈那里弄清家族的秘密。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4) 　　姑妈一直很忙，嫡福晋要操持王府每日大大小小的许多事务，还有例行的请安和来往应酬。但是一个好机会来了。姑妈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离产期越来越近，被允许免除家务和常礼，在屋里静养。布木布泰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旁，成了姑妈的良伴。她于是把数不清的问题细细地一个个提了出来。不过，小姑娘弄了个狡狯，先从大福晋阿巴亥说起。因为她早已从短短的生活经历中总结出，儿媳妇说婆婆，小话没有头，特别是在私下里，就像现在这样姑侄至亲独自相对的时候，更少忌讳，何况她们还能用别人听不懂的蒙古语交谈呢。人类社会最古怪、最难以解释清楚的人际关系——婆媳矛盾，被这小姑娘得心应手地用来揭秘了。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5) 　　大约在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前后，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被立为第三任大福晋。她是四贝勒皇太极的生母。她一生也就只有皇太极这一个儿子。　　说起来，孟古姐姐与努尔哈赤是有些缘分的。　　许多年前，十七岁的努尔哈赤逃避明朝兵丁的追捕，一直逃到了海西女真的叶赫部落。当时的叶赫部落首领杨吉弩一眼看中这个魁梧的小伙子，说他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凤眼大耳，生就的福相，前途未可限量，要将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努尔哈赤当时表示愿意娶杨吉弩的长女。杨吉弩却郑重声明，只有小女儿的容貌奇异、禀赋不凡，能够称得上是努尔哈赤的佳偶，其他女儿均无此福分。不过小女儿年岁尚幼，约定一到婚龄，就送到努尔哈赤处完婚。　　从定约到完娶，中间经过的十年，正好是努尔哈赤由一个普通女真族边将成长为建州女真首领的十年。老杨吉弩的知人之明得到了应验。　　孟古姐姐嫁给努尔哈赤时才十四岁，却已颇具大家闺秀的丰采了。除了青春美貌，她更以稳重端庄、温良恭俭，见逢迎而心不喜，闻恶言而色不变的高人一等的文化素质，在努尔哈赤诸福晋中鹤立鸡群，使其时正值而立之年的努尔哈赤惊叹为此生所仅见，宠爱之情，可以想见。不过，衮代的继立大福晋地位刚刚确立不久，并且已经生了儿子，孟古姐姐到底还很年轻，夺富察氏大福晋位置给叶赫那拉氏，怕是难以服众。　　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叶赫那拉氏十七岁的时候，为努尔哈赤生下第八子皇太极，使孟古姐姐晋为大福晋的资格又增加了几分。不过在这前后，建州女真与扈伦四部，尤其是与其中的叶赫部关系非常紧张，因土地、人民的归属，经常发生纷争，次年就爆发了叶赫部纠集九部联军攻打建州女真的大战。而叶赫部的首领、联军的总司令，正是当年为践婚约亲自送妹妹来嫁建州的纳林布禄。叶赫与建州既成敌国，叶赫那拉孟古姐姐也就难以登上大福晋的宝座。　　这倒没有影响努尔哈赤对孟古姐姐的宠爱，爱屋及乌，也格外喜爱孟古姐姐所生的皇太极，给他以优厚的生活待遇，大福晋衮代的儿子莽古尔泰反倒受冷落，幼年的皇太极常拿出他所得的吃穿使用之物给大他五岁的莽古尔泰看，显摆自己的优越，有时也分一些送给这个倒霉的哥哥。以至成年以后，皇太极还以莽古尔泰幼时得以“依朕为主”而自负。　　直到万历二十五年，努尔哈赤采用强交弱攻策略，跟主要对手叶赫部结盟通好，总算等到了时机，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才被立为大福晋。　　可惜好景不长。四年以后，建州女真与扈伦四部中的乌拉部结盟通好，数次联姻，乌拉部的首领布占泰将侄女乌拉那拉氏阿巴亥送来与努尔哈赤为婚。这一年，是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此年努尔哈赤四十三岁；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二十七岁，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十二岁，皇太极九岁。　　努尔哈赤对更加年轻美貌、几乎可以当成孙女的小妻子自然格外疼爱，也格外感到新鲜。他纵然没有想到把这样一个小姑娘提高位分去取代现在的大福晋，可是因为年幼而无所顾忌地撒泼耍赖、夺爱争宠的阿巴亥，怎么说也是对叶赫那拉氏的威胁。这威胁会随着阿巴亥的年岁增长、权势欲增大而越来越可怕。　　孟古姐姐尽管胸襟阔大，能够忍受新来小福晋的专宠和恃宠而骄；而丈夫对自己的冷落却令她十分忧伤，她越是要在外表上显示出喜怒不形于色，就越得用内心去承受这打击和郁闷，这对她的健康自然非常有害。所谓郁结于内，忧虑成疾，在阿巴亥来到两年后，即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九月二十七日，孟古姐姐久病而后亡故。她病危之际，极其思念自己的母亲，想要与母亲见最后一面。努尔哈赤不顾当时建州与叶赫的敌对紧张关系，特派使者去恭请，却被纳林布禄拒绝，以致孟古姐姐含恨而死。时年二十八岁。　　对叶赫那拉氏的早逝，努尔哈赤十分悲痛，日夜哭泣，用格外优厚的丧葬祭奠典礼寄托他的哀思，借以表示自己的负疚之情。祭礼上宰杀牛、马各一百头；斋戒一月不饮酒茹荤；棺椁停放家中三年多；对亡灵立下了报复叶赫的誓言；还将孟古姐姐生前四名贴身婢女殉葬，使她在另一个世界里能有人使唤，平安舒适。这是清初帝后崩逝时令生人殉葬的最早一例。　　悲伤尽管悲伤，思念尽管思念，逝者已去，留下的这个包括九位福晋、十八个子女及许多侄子侄女、孙子孙女的大家庭，怎么能没有主妇呢?九位福晋里，论贤慧，有嘉穆瑚觉罗氏真哥，当初就是因为倾慕她的贤名努尔哈赤才去下聘的；论资历，有与孟古姐姐同来的阿敏姐姐；论年龄，有与努尔哈赤相差不多的兆佳氏；论贵盛，还有孟古姐姐的妹妹叶赫那拉氏，然而，情有独钟，几乎就在孟古姐姐崩逝的同时，努尔哈赤毫不犹豫地立十四岁的阿巴亥为大福晋! 　　这个除了年轻美貌之外、除了倚仗年轻美貌撒娇耍泼之外，任何方面都胜不过诸福晋的小姑娘，竟爬到了众人头上! 　　各房福晋不可能服气，少不了嘁嘁喳喳，骂骂咧咧，在背后议论；大儿大女们跟他们的母亲一样，对于竟要向这个比他们年龄还要小许多的女孩子天天跪拜请安，既尴尬又愤怒。但是，谁也没有办法，谁也不敢提出异议，面容如铁、目光如电的努尔哈赤，是位威严而不苟言笑的父亲，容不得一丁点儿冒犯。大家庭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6) 　　心里愤懑最强烈、最难忍受的自然是刚刚失去母亲的皇太极，那年他十一岁，却已经在丧母的悲痛之余，隐隐感到不幸的阴影在渐渐向他逼近。　　阿巴亥并不愚蠢。她一旦得到大福晋的地位，很快就收敛了她那不得众心、只得丈夫心的娇痴泼赖，一本正经地当起了这个大家庭的女主人。她似乎命中子星兴旺，成为大福晋的第三年，她十六岁的时候，为努尔哈赤生了第十二子阿济格；隔了七年，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她生了第十四子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她又生了第十五子多铎，成为努尔哈赤诸妻中惟一拥有三个儿子的福晋。　　到这时候，家族中的成员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有强烈尚武精神的民族，向来把能生儿子的看作是最好的妻子。　　“丈夫亦爱少子，甚于妇人”，两千年前触砻说赵太后时阐明的至理名言，放之四海而皆准，努尔哈赤也不能例外。随着渐入老境，他怜爱少子之心，更甚于一般丈夫。阿巴亥所生的三幼子，成了他时刻不能离开的心肝宝贝。　　皇太极在生母去世后，地位随即下降，不再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三个幼弟的降生，以及他渐渐成年，父亲对他更加疏远了。正是这种冷落和孤独的境遇，激发和磨砺了他的志气。他拼命地苦练骑射武艺，拼命地读书学史，增长才干和见识，终于用战场上的功勋，博得了汗王对他的重用，在天命元年立国之时，成为掌国的四大贝勒之一。　　皇太极对母后大福晋阿巴亥的难言之恨，就这样通过哲哲之口，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布木布泰，在这个十二岁小女孩的心里，搅起阵阵寒意，也招来阵阵不平。在亲姑妈跟前，她说话无所顾忌，想想故乡慈爱和善的老祖父和父亲，她不由得问：当初老公公要立阿巴亥做大福晋的时候，为什么大家要忍气吞声地接受?为什么不劝说?那么多大伯子，为什么不合起来向父亲进言?再怎么害怕，总是自家的父亲呀。　　哲哲看着小侄女轻轻叹息。你刚来，不知道厉害。汗王发怒的时候，赛过猛虎，亲兄弟、亲儿子都杀过!谁有两个脑袋?能不怕他吗? 　　布木布泰吓坏了，只当自己听错了。虎毒不食子，难道汗王比虎还毒狠?这与她心目中那个环绕着神光的英雄，与她每天亲眼所见的威严掩不住衰态的老公公，实在不像是一个人。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不相信也没办法。　　早年，汗王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的时候，比他小四岁的弟弟舒尔哈齐就不离左右地辅佐他了。舒尔哈齐与汗王同父同母，幼年同受继母虐待，还曾同为人质，同在艰难困苦中长大，所以哥儿俩相依为命，情深似海。　　在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随着建州女真的崛起，兄弟两人都拥有了兵强马壮的队伍，被称作建州两都督，渐渐有了分庭抗礼的条件。　　问题出在后来统一海西女真的过程中。　　击败九部联军以后，舒尔哈齐支持努尔哈赤强交弱攻的策略，将自己的女儿额石太嫁给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布占泰，布占泰也将自己的妹妹滹奈送与舒尔哈齐为妻；不久，布占泰又将侄女阿巴亥嫁给了努尔哈赤，(就是那位第四任大福晋)并再娶了舒尔哈齐的另一个女儿娥恩哲；最后，努尔哈赤把第四个女儿穆库什也嫁了过去，成为布占泰第三个建州女真籍的妻子。　　这样一来，乌拉女真部的布占泰，对努尔哈赤来说是妻叔又是女婿，对舒尔哈齐是内弟又是两个女儿的夫婿。在努尔哈赤眼中，联姻不过是政治手段，不可能改变他统一女真的雄心；而舒尔哈齐却比哥哥重亲戚之谊，在后来与海西女真的战事中，由不热心到消极以致贻误战机。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努尔哈赤授命舒尔哈齐率皇长子褚英、皇二子代善及诸将，领三千人马去接应东海女真的瓦尔喀部众。因为瓦尔喀部落是要摆脱乌拉女真来归附建州的，作为统帅的舒尔哈齐心里不愿得罪亲戚，表现得态度消极。出师不久，他就借口大旗深夜发光不是吉兆，提出班师回军，褚英和代善力争，才得以完成接应瓦尔喀部落的使命。凯旋途中，遇到他的内弟兼女婿的布占泰发来的万余乌拉兵马拦击，舒尔哈齐又一次消极退缩，领着五百精兵滞留山下，坐观褚英、代善兄弟率军拼死血战。他手下的两员大将常书、纳齐布也心领神会，各领百余人的精锐跟着他留在山下不参战。　　褚英和代善不愧名将，以少胜多，击溃了万余乌拉兵，还遗憾斩获不多。　　回师后论功行赏，不知是为了给舒尔哈齐留面子，还是故意羞辱他，畏敌怯战的他居然赐给勇士之号达尔汉巴图鲁。但努尔哈赤还是杀鸡给猴看，以滞留山下不力战之罪，要杀常书和纳齐布。两人是舒尔哈齐的心腹大将，骁勇善战，他怎能见死不救?便力争道：“诛杀二将就是诛杀我!”努尔哈赤还不想把事情弄僵，就势免了二将的死罪，只罚常书百两黄金，夺去纳齐布所属部众。从此以后，不再派遣舒尔哈齐领兵出征。　　厮杀半辈子、为努尔哈赤出生入死的舒尔哈齐闲居下来，郁闷不平可想而知。他甚至发出“此生有何可恋?不如一死”的哀叹。然而，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与努尔哈赤一样的暴烈狂野的血，决不肯低头认输，也决不能长期处于人下。也许早些年他拥有能和努尔哈赤相匹敌的兵力时，潜意识中就已有了拥兵自立的念头，此刻，这念头突然变得十分清晰，十分坚决了。他深思熟虑以后，召来自己的儿子们，向他们愤愤地说：“难道我父子就为区区衣食而受制于人吗?”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7) 　　儿子们早就为父亲抱不平了，此时立刻响应。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札萨克图便率先行动，领着所属人马，簇拥了父亲，移居黑扯木，造成了建州女真的分裂态势。　　分裂，这是努尔哈赤决不能容忍的!在劝阻和威胁都无效力之后，努尔哈赤发怒了!一怒之下，雷电暴雨降临，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断然诛杀了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阿尔通阿和札萨克图，剥夺了舒尔哈齐的部属和家产，并假舒尔哈齐之名，召那两员勇将常书和纳齐布入宅，以暗中埋伏的甲兵腰斩之，除去后患。　　舒尔哈齐难免锁拿下狱的结局。哥哥没有立刻处死弟弟，但也不肯放过他。舒尔哈齐被囚禁在不见天日的牢房中，用铁汁灌注门锁门缝，表示永不开启的决心。只有两个洞口，用来通饮食，出便溺。两年以后的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八月，舒尔哈齐死在牢房，时年四十八岁。有说他是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的。无论病死还是自杀，说舒尔哈齐是被兄长努尔哈赤所杀，怎么也不过分。　　至于杀子，指的是汗王的长子褚英。　　褚英自幼跟随父亲东征西杀，十八岁就因战功赐号洪巴图鲁，封贝勒。在上面提到的与乌拉部的战斗中，和代善一起，鼓舞士气，奋勇杀敌，得到斩三千级，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的战绩，凯旋归来，受到努尔哈赤的嘉奖，再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意为广略，所以褚英常被称作广略贝勒。　　由于褚英屡有战功，又是长子，早在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年过半百的努尔哈赤就委任他执政，想要树立他的威信，锻炼他的能力。但这位长子令他的父亲失望了。　　褚英的最大毛病是心胸太窄而欲求太多，总嫌分给他的部属、国人、牧群、财产少了，总想从所得比他还少的诸弟那里索取更多的东西，总想要杀掉那些不肯顺从他的弟弟，还利用他执政的权威强迫诸弟发誓，不把他的所作所为和隐秘恶念报告努尔哈赤。天长日久，众人的不满积累起来，终于压不住了。不知道具体的导火线是什么，总之，褚英的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努尔哈赤所倚任的五大臣，竟联合起来向汗王控告褚英，控告中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担心汗死后，我等的性命难保。” 　　努尔哈赤严厉地斥责了褚英，他无法再信任这个激起众怒、没有执政才能的长子，当年秋天征乌拉时，褚英被留下与代善守城；第二年努尔哈赤亲征乌拉，也不让褚英参加。从此，褚英实际上已被取消了储君的资格。　　褚英是不是也继承了父亲的暴烈的性情?或者有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他与舒尔哈齐一样不认错，不低头；反而书写咒语诅咒父亲、诸弟和五大臣，并将咒语焚烧告天，以宣泄心头的仇恨。他盼望努尔哈赤亲征乌拉失败，并策动亲信，阴谋在父亲大军兵败而归时，守住城门，不让父亲和诸弟入城。亲信们慑于汗王的严酷，都十分恐惧，其中一人留遗书自缢而死，另三人更加害怕，便主动告发了褚英的全部罪行。　　努尔哈赤又一次勃然大怒了，立刻将褚英幽禁。经过三年深思熟虑，他看清了长子的存在会危及国家、诸子和众大臣；这是个潜在的暴君，褚英不死，人人自危。他终于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八月，下令处死了褚英。这一年，褚英三十六岁，汗王五十七岁。　　既然舒尔哈齐和褚英都是因罪而死的，都是汗王自己要杀的，为什么汗王还要为他们在沈阳城营建府第呢?布木布泰怎么也想不通。姑妈这样解答：　　汗王老了，心肠变软了。用亲弟亲子的生命鲜血换取女真族的统一和大金国的强盛，他也许没有后悔，但对死去的舒尔哈齐和褚英，他总会怀着痛苦的歉疚之情，年岁越高，这痛苦就会越深。　　后来大贝勒跟舒尔哈齐、褚英一样冒犯了汗王，只因事情出在天命五年，汗王已经年过花甲，不再舍得用那样严酷的手段处罚儿子了。　　褚英死后，代善成为诸皇子中最年长的。论嫡庶，他是大福晋佟佳氏所生；论军功，他在诸贝勒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上面提到过的与乌拉大战奏捷后，代善被赐给古英巴图鲁称号，意思是无畏勇士；论权势，由于长期随汗王征战，他已经独领正红、镶红二旗了。理所当然，努尔哈赤又立代善为嗣子，并对诸王大臣们说：“等我死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都要交大阿哥善为收养。”确定了代善为汗位的继承人。　　天命五年三月，就在代善的太子地位最显赫、最稳固的时候，一桩普通的侍卫与侍婢的通奸丑闻，牵连出一件地震般的大案：汗王小福晋代音察告发大福晋阿巴亥与大贝勒代善私通! 　　努尔哈赤大为震惊，立即派大臣查问，经调查得实：　　大福晋确实两次备饭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　　大福晋确实经常有事无事一日两三次地派人到大贝勒家看望；　　大福晋本人也确实有两三次深夜出院却不知去向；　　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王家饮宴或议事时，大福晋便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地露面，与大贝勒眉目传情，诸人都看在眼里，只是惧怕大福晋和大贝勒而不敢向汗王告发。　　性情暴烈、杀人如麻的汗王，对此事倒十分明智，十分冷静。因为女真族与蒙古族一样，有父死子娶庶母、兄死弟娶嫂的传统习俗，努尔哈赤自己就从死去的族兄那里继承了嫂子衮代为大福晋，而且他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他死后由代善继承阿巴亥。现在，阿巴亥出于对未来地位的考虑，提前向身为储君的代善传情，表达自己的倾心爱慕，可谓预作准备，原也在情理中。须知，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须发苍然；阿巴亥正当三十岁的盛年，最是女人丰姿绰约的成熟时期，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很难不生外心。再说，拿贼要赃，拿奸要双，并无通奸的确证，只是一些想当然的推测，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呢?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8) 　　问题是，汗王还活着!怎么就这样迫不及待了呢?大福晋的行为无论如何是一种情感的背叛；大贝勒居然接受大福晋的献媚，是对汗父的不忠!努尔哈赤自然也有寻常丈夫所有的妒火，有被最疼爱的人所弃的愤怒，但他不愿为此而轻易动摇代善的嗣子地位，便把怒火倾泻向大福晋阿巴亥。事实上，调查结果也说明，阿巴亥是主动挑逗的一方。于是，避开真正的原因，找了个“私藏金帛财物并私自送人”的过失将阿巴亥定了罪。　　指着面前的大福晋阿巴亥，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激愤地说了一番话，从中可以感到他的良苦用心、他的真实的苦恼和内心深处的伤痛：　　“你们看这个女人吧!邪恶狡猾、诈骗偷盗，凡是人有的邪心她都占全了!我用金子、东珠打扮她，拿别人见都没见过的好缎子给她穿，给她最优厚的供养，她却不爱汗夫、蒙骗汗夫，撇开汗夫去照顾别人!难道还不该杀?……可是，杀了她，我那爱如心肝一样的三子一女会怎样痛哭悲伤呢?……若不杀她，则欺骗我的罪恶又太大!如今，她的小儿子们正在生病，正需要她照料看护啊!……” 　　他说了这段一波三折的话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免大福晋死罪，将其休离，但可以在幼子生病时回来照料。　　一场风波平息了，代善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但在父子两人各自的心中，难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在众贝勒大臣中，代善的威信不受损失吗? 　　不久，后金将要从界凡迁都萨尔浒，努尔哈赤亲往视察并指定各贝勒兴建各自宅第的地址。在修建地基的过程中，大贝勒气量狭小，出尔反尔，几次向汗王要求换地，都打着孝敬汗父、欲为汗父换宽地的旗号，但最后的结果，是汗王的宅基地反而比大贝勒的宅基地还小。这就大大伤了汗王的体面。努尔哈赤虽然没有发作，但自古常言“功高震主、权大逼君”，身为太子的代善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汗王利益，没有在努尔哈赤心中投下阴影吗? 　　九月里，有人告发代善之子硕托要潜逃投明。努尔哈赤立刻将硕托监禁。在事情还没弄清的时候，代善竟一反常态地向汗王五六次跪求杀掉他的儿子。努尔哈赤很疑惑，反复查问，硕托才讲述了父亲虐待他的内情，他不过是喝醉了酒，发泄对父亲不满时说了些气话。　　努尔哈赤再次找代善查对，代善竟拙劣地诬蔑儿子硕托与他的侍妾通奸。努尔哈赤于是亲自审讯，弄清了代善的继福晋密谋诬陷硕托的真相，进一步了解到代善听信继福晋之言，长期虐待前妻之子岳托、硕托的事实。　　这件事，触到了埋藏在努尔哈赤心底最深处的伤痛，幼时受继母虐待迫害的情景又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为此，他怒斥大贝勒说：“如果称了你的心，使硕托受诬陷被杀，你是不是又将去对付岳托?岳托、硕托都是你的儿子，你若听信你妻谗言而杀亲子，又将怎样对待其他兄弟?你这样听信妇人谗言而欲将亲子诸弟全都杀尽的人，哪里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权?” 　　努尔哈赤的渐次推理的责备可能是太过分了。但对于他这个大金国的创始人来说，是很实际的担心，是很可以理解的。他接着就宣布了对代善的严厉惩罚：“先前欲使大贝勒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其所属的僚友、部众，全部褫夺!”努尔哈赤就这样又收回了军国大权。　　两次立储的失败，给六十三岁的努尔哈赤很大刺激。他终于打消了预立储君的意图，提出了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九位贝勒为和硕额真。　　代善不像他的哥哥褚英那样顽固、那样烈性，他屈服了，认罪了。只是认罪屈服的方式卑鄙而怯懦。九月二十八日，被废为庶人的代善亲手杀掉被父亲视为祸根的继妻，用福晋的血洗刷自己，向父亲请求赦罪。他得到了汗王的宽恕。然而这次为期半年多的风波，使他在家族中的声望地位一落千丈，最重要的是，他永远失去了成为储君的可能。惨痛的挫败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从此他的雄心和锐气销蚀殆尽，只在战场上余威尚存，在家族里、在皇室内部，他越来越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了。　　对努尔哈赤来说，家族中的流血已经看够了，该结束了! 　　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正月十二日，汗王与获得宽免的代善及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诸贝勒等，对天焚香发誓，誓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今祷上下神：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 　　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这个誓言，虽然是告诫子侄长孙互相保护，祈祷天地神用“夺其寿数”和“护佑”两种命运来对待同室操戈者和善待骨肉者，但处处可以感到努尔哈赤对以往自己所做的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的往事的忏悔，所以希望天地神不咎既往。　　努尔哈赤确实是老了，垂暮之年回首往事，大概有许多悔恨，也格外珍重起亲情并变得宽容了。就在对天发誓的这一年，不仅代善获得原谅，大福晋阿巴亥也重新回到汗王身边，再为汗王后宫之主。 老汗王的四位大福晋(9) 　　努尔哈赤还做了许多他过去不可能做的事情，来消弭家族间的怨气，化解女真各部对他的敌意。　　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四月，从赫图阿拉迁祖陵往辽阳东京时，因罪而被杀的亲兄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继福晋衮代也同努尔哈赤的祖父母、父母的灵柩一同迁到，努尔哈赤亲自将他们迎入灵堂，亲自焚告天地祖宗。　　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正月元旦，他又将与他虽是亲戚、又有灭国之仇的乌拉国岳母(阿巴亥之母)、叶赫国岳母(孟古姐姐之母)、老对头布占泰之妻以及一向与他为敌的两位族兄一起请到宫中，同饮团圆酒。　　这一年三月迁都沈阳，都城里十四所王府中，之所以还有舒尔哈齐和褚英的份儿，正是汗王这种老来的善念所致。　　明白了吗? 　　家族的历史，就这样在姑侄两人长长的、悄悄的交谈中一点一点地明晰起来。　　十二岁的布木布泰听得聚精会神，细想起来又不寒而栗。　　煊赫威严的爱新觉罗氏，天神的后代，百战百胜，荣华富贵，众望所归。然而，家族史上那一桩桩血腥的事件又是那么可怕：杀儿子、杀兄弟、杀亲侄、杀母亲、杀妻子……布木布泰这时才感到了这壮丽的大家庭中充满的杀机；布木布泰这时才明白，在这个家庭里，政治和权力是绝对压倒亲情的。她这个十二岁的小福晋，在这样的复杂又可怕的家庭中何以自处?即使有姑妈的保护，难道她不会在无意中触犯了什么看不见的忌讳，也遭到杀身大祸? 　　努尔哈赤仍是她心目中的英雄。统一战争就是统一战争，战争就要杀人死人。这对在草原上长大的蒙古格格布木布泰而言不成为问题。只要不杀到自己头上就行。能有权力杀布木布泰的，只有她丈夫。　　她的丈夫皇太极会杀她吗?不，不会的。布木布泰嫁过来不久就发现，她的丈夫跟汗王，跟其他大伯子小叔子都不一样。为此，她感到了安心。　　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的八月初九日，哲哲临盆了，生下一个女儿。布木布泰一直在床边侍候月子。皇太极虽然有些失望，并不表现出来。他把他这第二个女儿叫做马喀达，亲切慰问了首次为他养育后代的嫡福晋。同时，他也注意到，嫁过来才半年的布木布泰突然间似乎长大了许多，温静、娴雅、柔顺，竟像个十五六岁的懂事的少妇。　　这是怎么回事?皇太极真觉得惊异了。 皇太极继位(1)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新春，须发如银的汗王虎老雄心在，亲自率领号称二十万的八旗大军征讨世仇明朝。守卫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的明朝将军们，慑于八旗的军威，纷纷烧屋焚庐，丢弃多年储存的军粮军备退回关内去了。只有宁远守将袁崇焕率领他的二万守军固守不退，并发誓与宁远共存亡。宁远于是成了独居关外的一座孤城。　　无论八旗军如何骁勇善战，无论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怎样足智多谋善于指挥，三天的血与火的拼死搏斗，宁远城就像铜墙铁壁，屹立如故，大金国徒然地在城墙脚边留下堆积如山的八旗将士的尸体。　　大金国实实在在地碰了壁 ，碰得很痛，他们带着冒死夺回来的弟兄们的遗骨，全军回师沈阳。袁崇焕实践了他用血写的誓言，取得了明、金交手打仗数十年来的第一个胜利! 　　不知是出于胜利后产生的幽默感，还是真的有乱敌军心的目的，袁崇焕又备了一份礼物，派一名专使追上缓缓撤兵的努尔哈赤，恭敬赠送，并传达了他的口信，说：老将军久久横行天下，今日竟败于我这后生小子之手，岂非气数所致?努尔哈赤不动声色，十分大度地回赠了名马和礼物并致谢词，同时又约再战之期，颇有大将风度。　　然而他心中的愤懑是不言而喻的。二月里回到沈阳，曾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怎么惟有这个小小的宁远城不能攻下?”为此，他长时间地闷闷不乐。连四月里征服喀尔喀蒙古巴林部的胜利，也不能消除他的忧伤。他感到疲惫、沮丧，他感到衰弱。　　六月二十四日，他训示诸贝勒，并把训示书写下来交诸贝勒收藏，训示中重申“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凡军中所获之物，毋隐匿而不明分于众，当重义轻财”的原则，再次确认他在天命七年所颁布的八王共治国事的政体。那就是八个儿子分别是八旗之旗主，为固山王；八固山王中，有才有德能接受不同意见者，才能继承汗位。臣子向汗王禀告请命时，八固山王要共理国政、共商国事。　　这实在是努尔哈赤的一个梦。这种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只能在战争时期，只能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地方得到实现。可是大金国要永远打仗吗?女真民族要永远以渔猎为生或刀耕火种吗? 　　七月二十三日，自觉身体不适的努尔哈赤前往清河温泉养病；八月初，病体沉重，乘舟顺太子河而下，并遣人召大福晋来迎。舟入浑河的时候，大福晋阿巴亥赶到了，衰弱的老汗王却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八月十一日下午，舟至距沈阳城四十里的瑷鸡堡的时候，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走完了他的人生。　　他无疑是一位英雄，女真人的英雄。他结束了女真民族多年的分裂、内战和仇杀，用四十三年的艰苦奋战，建立起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国家，并努力使它们日渐强大，饱受战乱、贫穷和掠杀痛苦的女真人民因此得到了多年未能得到的安定。　　不过，他仍然没有脱出草莽英雄的范畴。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立志“救黎民于水火”的英雄。努尔哈赤虽然客观上起到了这种作用，但他主观上并没有为天下先的志向，没有那样高尚的使命感，在他，更多的可称为英雄气，或者说是征服欲。　　战争就是战争，双方都无可避免地要付出极高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但是努尔哈赤的一些没有道理的残忍行径，是不能用战争来为他解释和辩护的。　　当年九部联军进攻建州女真而大败，联军总头目之一的叶赫部首领布斋阵前被建州女真所杀，叶赫已经认输，哀求努尔哈赤将他们首领的尸体归还，努尔哈赤竟下令将布斋的尸体一剖两半，让叶赫部领回血淋淋的半具尸身!这怎能不激起叶赫部族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以致顽强抗拒女真的统一，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初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拥兵自立的企图败露后，努尔哈赤不但杀了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和他麾下的两员勇将，还把与此事有关的部将武尔坤吊在树上活活烧死!这无论是报复还是示威，都太过分也太不得人心了。　　尤其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不分青红皂白，成千成万地屠杀手无寸铁的汉人，努尔哈赤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嗜血好杀、荼毒生灵、灭绝人性的凶恶形象。　　这正是努尔哈赤的另一面，他的原始的野性的反映。原始的野性带给他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它更接近于兽性，表现出来，就是野蛮和残酷。　　如果努尔哈赤不在天命十一年死去，继续再活五年、十年，继续他的政体国策；如果他的继承人也像他一样，或全盘接受他所有的这些不懂得收拾人心、缺乏政治远见的特点，那么，大金国也会像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及五代十国时的那些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短命政权一样，刚露脸不几年，就消失在历史的厚重的尘沙之中，后人想要寻找他们的踪迹都很困难。　　幸运的是，努尔哈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一个新一代的女真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努尔哈赤崩逝的时间是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下午两三点钟；地点是在离沈阳尚有四十里的瑷鸡堡；身边除了一般侍从仆役之外，只有应召而来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诸贝勒大臣赶来，轮班肩抬汗王棺柩，当夜初更时分才到了沈阳。此时最紧要、众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汗王对身后事有什么遗嘱。 皇太极继位(2) 　　大福晋忍泪叙述了汗王临终的遗言：由十四子多尔衮继承汗位，由大贝勒代善辅政，待多尔衮成年后，代善归政。　　众人全都惊呆了。这可能是汗王的遗嘱吗?完全违背他生前反复训示过的八王共执国政的体制，违背在八王中择贤者继汗位的原则；皇十四子多尔衮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很难说贤与不贤；而且这种安排，不就等于为天命五年那件汗王极力要遮掩的丑闻翻案吗?是不是大福晋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汗位、使当年的私通合法化而制造的假遗嘱呢?须知，汗王薨逝之时，诸贝勒无人在侧，只凭大福晋口述遗嘱，谁能证实? 　　四大贝勒进行了紧急磋商。　　因为这个遗嘱对四大贝勒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时的八旗，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这三兄弟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所谓“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爱之而终适以害之。诸兄得为旗主，无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对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心平气和?平日碍于汗王的威严、碍于兄弟情分还都能忍耐，一到关键时刻，这种不平之气就会乘机而出，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形势明摆着：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这三个同母兄弟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成就对抗的雄厚力量。而当前正是多尔衮、多铎尚未成年还不具备竞争能力，阿济格一人难以抗拒众兄的时候。　　办法也很现成，那就是殉葬。　　究竟谁是设计者，不见记载，最大可能是皇太极。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和足够的智慧，并因为生母的早死和自己幼年所经受的冷遇，对阿巴亥积怨很深。出于相似的原因，莽古尔泰也会是积极的赞助者。照理说，阿巴亥传达的遗嘱对大贝勒代善有利，况且天命五年的案件表明，他对大福晋也还是情有所钟的，这时理应出面保护阿巴亥才是。但代善自失去嗣子之位以后，变得谨小慎微，杯弓蛇影，此时避嫌尚且不及，哪敢替阿巴亥说话!一个为了求得汗父谅解、恢复荣华富贵而亲手杀妻的人，是不可能为另一个女人再冒风险的。　　具体行动是诸贝勒共同完成的。　　这些努尔哈赤的成年的儿子们，以汗王对国政及子孙早有明训为名，断然否定了阿巴亥所传达的“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命。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乱命，不可执行。　　随后，他们向阿巴亥传达了他们所记下来的汗王的遗言：大福晋虽然丰姿美貌，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悦，虽有机变，终究逃不出汗王的明察，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由，所以，“俟吾终，必令殉之”! 　　这回轮到阿巴亥大吃一惊了，她没想到生殉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也不相信诸贝勒掌握的这个汗王遗言，她要据理力争。　　但是，她面对的，是战功赫赫、魁梧威严的四大贝勒，他们进一步威逼说：这是汗王的　　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　　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 ，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阿巴亥生殉而死，死在八月十二日辰时。与努尔哈赤崩逝，相距不过十八个小时，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 　　与阿巴亥同时从殉的，还有两个小福晋，其中之一，就是天命五年阿巴亥获罪时的告发者代音察。此人因告发有功，曾荣升到与汗王同桌共食的地位。此时生殉，也很能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了。　　解决了大福晋生殉这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之后，后金王庭面临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谁来承袭汗位? 　　中国历代皇朝的立储继位多半都会成为一道关隘，导致许多人杀头流放、许多人得意荣升，形成朝中的大换班。有时候简直就是一次政治地震，造成社会的动荡，比如唐代的夺门之变、东晋的八王之乱等等。不料这个立国才十一年、有十多个汗位候选人的后金，却十分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关。 皇太极继位(3) 　　这个过程大约是这样的：　　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小贝勒岳托和三子小贝勒萨哈廉议论商量好了以后，同到父亲处禀告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应该及早定下承袭大事。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得先汗王之心，众人也都心悦口服，理当请四贝勒速继大位。” 　　代善说：“这正是我的夙愿。你们的提议，上合天心，下协人意，有谁会不赞成呢?” 　　父子议定，次日，诸贝勒大臣聚集朝会，代善便将推戴皇太极继位的意思书示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以及小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都欢喜称善。随即合词请皇太极即位。　　皇太极却一再推辞，说“汗父并无立我为君的遗命，若舍诸兄而嗣位，有僭越之嫌”；既怕不能够继承先汗父之志，又怕不能上合天心；而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是十分艰难的任务，自己难以胜任，等等。总之一句话，不肯。　　然后，众人坚请不已，从早上卯时(约晨七时许)。直劝到下午申时(约午后五时许)，整整十个钟头，皇太极被众人的诚意所感动，终于答应下来。　　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与清朝官修史书所叙述的以上过程是一致的，只是带有更多的闹剧和喜剧色彩。记载说：　　努尔哈赤死后，代善让位其弟皇太极说：“你智勇胜于我，你应该代我继立。” 　　诸贝勒都想立嗣后再举哀，代善便对众人说：“父亲生前欲立皇太极。” 　　皇太极却说：“当立者应该是代善兄。”说罢连忙走避以相让。　　于是岳托等人去请代善，代善不出；再请皇太极，皇太极也不出。岳托等人每日数次呼号奔走于二人之间，经过三天仍无结果。代善便令岳托等人率诸贝勒六七人群拥至皇太极处，将他绑架似的抬着举着送到努尔哈赤灵前，皇太极这才接受了汗位。　　皇太极为什么有这种表现?难道他真的不愿意继承汗位? 　　绝对不是。　　从他作出的让贤避举的种种姿态，可以看到，他已经受到汉文化的相当影响，已经掌握欲擒故纵的某些政治家的手腕。更重要的是，他心里很清楚，他的继立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汗位非他莫属了。　　他一再推让、似乎是不得已而接受的这个结果，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孜孜以求并不断地付诸行动了。　　前面提到过，在生母去世继母得宠致使地位下降的孤独中，他度过了童年，这境遇更激发了他争胜好强、奋发图强的性格特征。眼前有父亲这样一位使他崇敬、效仿的榜样，统一女真的频繁战事更给了他磨砺锻炼的机会。最突出的优长，是他勤勉好学，在后金诸大贝勒中，是惟一能够识汉文读汉书的一个。勇力加智慧，使他得以在天命元年后金建国时，成为掌国四大贝勒中最年轻的成员。　　四大贝勒自然是最受汗王信赖的，也是继承汗位的最可能的候选人。其中二贝勒阿敏是汗王的侄子而非亲子；三贝勒莽古尔泰的母亲是获罪的大福晋，而且莽古尔泰本人又有弑母之罪，不受汗王喜爱，他们对皇太极继位都构不成威胁。只有大贝勒代善堪称劲敌。当时，不但后金国人，就连朝鲜人都看好大贝勒与四贝勒是汗位继承的竞争者，当事人皇太极还不心头雪亮? 　　他的表现就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以冒险图功，还处处与身为太子的代善争功。萨尔浒大战中、攻取沈阳的外围战中，他都不顾汗王的亲自劝阻，冒险冲到最危险的地方，但凡与太子代善共同出战，他一定冲杀格外出色、战果格外辉煌，总胜代善一筹。　　因为他知书读史，有计谋，善于收揽人心，早有贤明之称，所以他能够团结一大批年轻的女真贵族。他们思想相通，比父兄一辈有更大的雄心和更高的抱负，可称之为后金皇朝贵族中的少壮派，皇太极是这一批人的精神领袖。代善的儿子岳托和萨哈廉之所以首倡立皇太极继位，正反映了这一点。　　回过头去看一看，天命五年，由小福晋代音察告密开始引发的一连串对代善不利的事件，最终造成太子被废，好像就不是偶然了。这些事件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这里面究竟有没有阴谋?从事件的过程中似乎看不出什么痕迹，每件事似乎也都是查有实据，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搞侦探的人都知道这个规律：要确认一个阴谋的主使者，只须找到这阴谋实现后的最大获利者，就八九不离十。　　获利者有代善之子硕托和岳托，他们从此得到公正待遇；获利者有汗王和诸贝勒，没收的代善的僚友部众被他们瓜分了；获利的还有代音察，升到与汗王同桌吃饭的地位；最大的获利者却是皇太极，他从实力上威望上都战胜了代善，而且他获得的是六年累进的暴利——他获得了汗王的大位! 　　他是不是这次阴谋的实际策划人，谁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他至少是用了很大力量来影响事件的进程。小福晋代音察的生殉，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皇太极难以洗刷杀人灭口的嫌疑。　　对于代善来说，他别无选择。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肯拥戴自己继位，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哀吗?实力不如、智勇不如、威望不如、才干不如，即使按顺序立长，自己登了汗位，如何面对汗王去世后这内外交困的险恶局面?他对自己毫无信心。何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己还背着个废太子的旧名声!既然竞争不过，还是退而求其次，无论为大金国着想还是为自己着想，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大贝勒代善以让位之德，获取了贤明的名声。皇太极也有丰厚的回报：清代八家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中，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他的孙子勒克德浑(萨哈廉之子)占其三，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 皇太极继位(4)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风日晴和，秋色宜人，沈阳大政殿前，沿十王亭分左右两翼，长长地排列着威风凛凛的法驾卤簿，斧、钺、刀、戟在阳光中闪亮，五色旗帜在秋风中飞扬，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及文武百官齐集大政殿，正式举行了皇太极登极的盛大典礼。　　首先，由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焚香盟誓，以“诸兄弟子侄共议皇太极承父基业”昭告天地；其次，皇太极自誓“敬兄长、爱子弟”；而后，三大贝勒与诸贝勒共同立誓；三大贝勒与诸贝勒又分别立誓，保证全心全意辅佐皇太极。盟誓完毕，已即汗位的皇太极，竟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表示不以臣礼对待。　　皇太极这三拜，拜得极有特色，极有意义。　　它拜去了三大贝勒的疑虑，它拜出了汗王崩逝的难关度过后的政治安定。　　由皇太极这三拜，人们看到了一个英主所必须具备的豁达大度的胸怀，也显示出他的审时度势的政治家的眼光。如果说皇太极这三拜，拜出了大清朝的三百年天下，也许太过分。但由于他聪明地在此时此刻维护了传统体制，维持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各种力量的平衡，使得这个立国未久的后金国没有因创始人的骤死而产生政治动荡和分崩离析，皇太极对后金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　　他终于登上汗位，接受了诸贝勒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贺礼，诏命明年丁卯为天聪元年，并颁发大赦令。狭窄难通的瓶颈终于过去了，难怪史书上记载这一天“国中百官万民，皆欣欣然有喜色”。　　不过，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后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需要面对的，是十分严酷的现实。由于努尔哈赤晚年错误的屠杀政策，本来就处在敌对势力包围和孤立之中的后金社会内部，更呈现出矛盾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经济困难、汉民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的动乱局势。　　皇太极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对国家的政策法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　　第一件事，就是缓和当时紧张已极的民族矛盾。　　皇太极一上台，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分析民不安的原因是“汉民每被侵扰”，以及兴筑劳役妨碍农务等。他强调满汉一体，在对待逃亡问题上、在进行编户计丁授田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松的措施，使大量汉民摆脱了农奴身份，取得自由民的地位。这不但缓和了满汉矛盾，更解放了生产力，对后金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皇太极更广罗汉族人才，优礼汉官，敢于重用那些确有安邦治国之才的汉臣，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时期只不过是个点缀，养而不用，用而不重用，到天命后期，更是备受冷落和歧视。皇太极知人善任，很快就把范文程推上军机要臣的位置，言听计从；范文程也因此而感戴、而奋发，竭尽忠诚，发挥了他卓越的才干，成为清朝开国的一代名臣。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第一次、也是女真族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开科取士。这是完完全全从中原历代王朝照搬过来的网罗人才的手段。而取士的对象，竟是当年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屠尽儒生时侥幸脱逃、被编为庄丁给满人为奴的三百名汉族生员，从中录取了二百人。此后，每隔四五年，继续开科，吸收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进国家各级行政机构。此举不仅把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从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也在政治上赢得了汉族百姓的感戴和拥护。　　在第一件事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办的第二件事，就是初创国家体制和制度。　　他即位不久，就在汗王手下破天荒地开设了一个文馆。文馆的职能，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一是记注本朝政事，并处理所有往来书信及臣下奏章，还参与议政。这又是后金国的第一次。文馆表面上是个办事机构，实际上是皇太极进行改革的咨询处，随着皇太极推行的调整与改革的深入，它越来越具备综理国事的功能，成为国家内阁的雏形。引人注目的是，文馆里当值的大臣有很多汉官，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是其中最著名的。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接受文馆中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汉族章京们的联名疏请，仿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由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六部与汗王之间，以文馆为枢纽，各负其责，纷繁杂乱的国家事务也就渐渐理顺了。　　比较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汗王之下，只有五个议政大臣、十个理事官，几乎谈不上什么国家机构，实在是很简陋很原始的。　　此后，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急遽膨胀。五年后，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又停了贝勒掌六部，把贝勒等皇亲贵族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最后，管监察的都察院和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成立，完成了三院八衙门这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　　可以看到，皇太极的改革调整是有限度的。他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而是对旧制度加以限制，再另立新制度与之平行，分享其权力。如八旗制度与八衙门并存、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外又设内三院。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强敌环伺而国势不稳的情况下，满洲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和内战，应该说是皇太极的极大成功，充分展示了他的明智和远见。 皇太极继位(5) 　　不过，满洲社会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更快地脱离氏族奴隶制社会的束缚，尽快地完成封建化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就是必须放弃努尔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事实上，这种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后金的前进：事权不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外交上都会陷于被动和混乱。　　皇太极谨慎地，但又是坚决地开始了集权的努力。　　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政务，都由值月贝勒掌管，成了轮流执政。三大贝勒以汗兄自居，拥功自傲，在皇太极继位后，都或多或少地有谋逆及藐视汗王的表现。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汗王本人，这都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皇太极极力笼络优待四小贝勒，尤其是拥有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以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长期维持与三位兄长并坐受朝贺的御殿之礼，但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管旗务大臣，有参与国政的权力，有稽察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　　不久，又扩大了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参与议政，每旗再增派三名议政大臣，打破了八旗旗主独享的对国政的控制权。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以政事烦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而以诸小贝勒代理值月当班。　　兄弟并坐南面受朝贺的形式，竟维持了差不多六年!这对雄心勃勃、胸怀大志的皇太极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磨砺、意志的考验。　　皇太极就是皇太极，不是别人。他沉着冷静，聪睿而又坚韧，善于等待时机。一旦时机出现，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抓住不放，并极力使这时机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一点儿也不浪费。　　第一个时机出现在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第一个撞上网来的是二大贝勒阿敏。　　阿敏是舒尔哈齐的二子、努尔哈赤的亲侄、皇太极的堂兄。当初舒尔哈齐企图拥兵自立，移居黑扯木时，阿敏也是怂恿者和追随者。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舒尔哈齐的长子和三子、囚禁舒尔哈齐之后，还要杀阿敏，由于代善和皇太极诸兄弟极力讲情才得活命。在后来的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竭力表现，终于获得努尔哈赤的谅解。也出于对舒尔哈齐之死的歉疚，在后金立国的时候，努尔哈赤任命阿敏为四大贝勒中之二贝勒，获得很大权势。　　但阿敏内心深处，对皇太极父子积怨已久，皇太极继位前后，不时有所流露。　　在皇太极继位之际，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条件，被皇太极否定。　　天聪元年，阿敏受命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已经遣使请和，达到了皇太极的战略意图，阿敏却执意进兵，被同行的岳托和阿敏之弟济尔哈朗阻止。他又提出：自己早就羡慕明朝皇帝及朝鲜国王的城郭宫殿，想要在这里屯田耕种长驻，并拉拢同舒尔哈齐一样获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同留下，显然是想组成与皇太极父子对立的联盟，实现“出居外藩”自立王国的打算。因遭到岳托、济尔哈朗、杜度这些一直坚决拥戴皇太极的年轻贝勒们的激烈反对，阿敏的企图才再次落空。　　阿敏经常违背皇太极的旨意，在驻防地域、家族婚嫁甚至与蒙古结盟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与皇太极唱反调；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怨言，含沙射影地攻击皇太极；并借说梦，宣传自己有黄蛇护身，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其居心叵测，皇太极岂能不知。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伐明，阿敏留守沈阳。后金八旗军势不可挡，杀进关去，夺得明朝的京东四镇——滦州、永平、迁安、遵化。这一空前胜利，使皇太极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内外夹攻山海关，而后向关内迅速推进的计划。后金上下为之欢欣鼓舞，而阿敏对此表现冷淡，无论在皇太极出征期间还是班师回沈阳，他都没有一句恭请圣安的话；倒是向提前返回沈阳的岳托、豪格两贝勒大摆架子，自己居中盘坐，要他们遥拜一次，近前复拜一次，俨然国君。　　次年三月，阿敏受命替换济尔哈朗守永平，以大贝勒的身份，统辖京东四镇的后金兵马。不到三个月，四镇尽失，阿敏不仅在失地前就大肆杀降，撤退时，又将永平、迁安的官民屠尽。六月，失地屠民的阿敏回到沈阳。愤怒的皇太极不准阿敏及败归的诸将入城，严厉斥责指挥失误，败坏大局，并因屠民而留下无穷后患。到这时候，妄自尊大的阿敏也不得不服罪了。　　阿敏被议得十六项大罪，当死。皇太极从宽免死，只革去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终身幽禁。所属人口财产均给其弟济尔哈朗，并使他继为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感恩戴德，对皇太极的忠诚至死不渝。这样，原来有离心倾向的镶蓝旗就牢牢掌握在汗王手中，汗权得到加强。这个机会应该说是阿敏自己送上来的，因为他坚持分裂、坚持野蛮的屠杀政策，其实罪有应得。 皇太极继位(6) 　　很快，第二个时机来到了，是在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这一次轮到了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英勇善战，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立有不少功劳。不过他为人凶暴、蛮横又不免粗鄙，在诸兄弟之中并无威望，他与诸兄弟的关系也都不融洽。　　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他为讨得父亲的欢心，竟而潜弑生母；当处于太子地位的代善与努尔哈赤因岳托兄弟受继母虐待而相对峙的时候，莽古尔泰毫不犹豫地站到父汗一边，与代善翻脸。这一类的行为使他得到汗父的提拔，成为四大贝勒中的一员。而努尔哈赤崩逝的国丧期内，他又与同母的妹妹莽古济、弟弟德格类盛装宴饮、吹弹作乐，这是很古怪的事情。至少可以表明，在他鲁莽简单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十分复杂而又难以言说的个性和情感。　　大贝勒的权势地位，更助长了莽古尔泰性格中的暴躁粗鲁，使他很容易动怒，一动怒就不计后果，口出狂言。在这一年八月后金围攻大凌河的战场上，莽古尔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了各旗兵马差遣调动是否公平，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口角。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每每违误命令，莽古尔泰抗辩并反指皇太极差遣不公，言来语去，争吵升温，莽古尔泰竟恼羞成怒，说：“你怎么专跟我为难?我不过看在你是汗王的面上，处处顺着你，你还嫌不够，非得杀了我不可吗?”暴怒中的莽古尔泰，猛地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　　一旁的德格类大喝一声：“你这举动大悖，谁能容得!”说着奋拳殴打莽古尔泰，就手把他推开。　　莽古尔泰竟不听劝阻，迁怒于德格类，大骂：“你这蠢货竟敢打我!”哗啦一声，抽刀出鞘五寸多长。德格类知道利害，不顾一切地把他这位同母兄推走了。　　莽古尔泰太过分了，以致目睹全部过程的大贝勒代善也气愤地说：“如此悖乱，简直不如去死!” 　　努尔哈赤去世时，莽古尔泰的实力与威望都无法与皇太极抗衡，所以他采取的是既不争位也不拥戴的落落寡合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他对皇太极即位口服心服。他的不服，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莽古尔泰的行为太愚蠢，不久就被议为“酒醉后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夺去五牛录属员(占全旗属员的五分之一)，罚银一万两。正蓝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究竟不像阿敏那样罪情重大，不能一撸到底，更不能论死罪或囚禁，从代善及诸贝勒议莽古尔泰之罪时强调“酒醉”来看，他们心里对莽古尔泰还是有回护之情的，皇太极懂得不能违众的道理，也需要保存自己敬兄爱弟的名声。但即使是这样的处理，也给皇太极带来意外的收获。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朝贺之际，礼部参政提出：莽古尔泰已因悖逆之罪革除大贝勒名号了，不应仍与汗王并坐受贺。莽古尔泰自然不能反对，代善在诸多压力和暗示之下，也不得不主动表示：既拥戴皇上为君，又与皇上并坐，非礼也，从今以后，皇上南面中坐，他和莽古尔泰侍坐两侧。　　皇太极欣然接受了大贝勒代善的好意。这样，从公元1626年登上汗位，到此时他才真正南面称孤。这不止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更是实力上、名义上和人们观念上的一次突破。汗王独尊的地位、汗王集权的努力开始得到承认。　　这是皇太极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会的两次十分成功的例证。但他的成功远不止此。在后来对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的恩威并举而使之降服的过程中；在用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杀却明朝大将袁崇焕的计谋中；在将八旗军由单一的满八旗扩充为包括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在内的二十四旗国家军事力量的行动中；在处理后金与朝鲜、蒙古、明朝的复杂关系中，他都因有极高的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能力，所以能适时地采取最恰当的对策和手段，取得尽可能大尽可能多的胜利，把他的宏图大志，一步步推上高峰。　　这是领袖和政治家的素质，皇太极有这样的素质，历史又给了这样的机遇，所以，他成功了。　　人们看得到他乘机而作所获得的许多胜利，有谁知道是否存在幕后活动? 　　人们看得到他善骑射、好读书，仪表奇伟、颜若渥丹，既威严难犯，又宽仁大度，但有谁真正懂得他，有谁真正了解他的内心呢? 　　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她——汗王的小福晋布木布泰。　　只有她，有真正接近他的条件和环境，并具备足够的才智和目光。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1)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对布木布泰来说，也是她一生中极不寻常的时期。汗王崩逝，大福晋阿巴亥生殉，给她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　　为丈夫想，她有暗暗出了口气的痛快；可是看到同时失去汗父母后的多尔衮、多铎痛苦流泪，她又觉得悲伤。丈夫十二岁丧母后备受冷落的境遇，曾使她由同情而生出爱怜；而丈夫又同大贝勒们一起，逼阿巴亥殉葬，让十三岁的多尔衮和十一岁的多铎丧母，多尔衮和多铎不也一样令人同情吗?或许，她从她的堂姐、多尔衮的福晋那里偷偷听来老汗王的遗嘱，原是要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的；最后她布木布泰的丈夫倒被众人推拥着登上了汗位! 　　十三岁的女孩儿，天良未泯，总会对此感到歉疚和内心不安的。　　但是，阿巴亥的生殉又告诉她，做汗王的福晋，除了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之外，还有一把高悬在头顶的命运的利剑，不知在何时何地，不知会落在谁的头上!这使她细想起来心惊胆战。因为，她此时已成为天聪汗的小福晋了。　　八月份的整整一个月中，布木布泰的少女之心就这样被惊、喜、惧、爱、恨等种种感受折磨了一个够。折磨的结果，是她变得更加柔顺、更加机敏，也更加温柔寡言了，她自觉又长大了好几岁。　　她的丈夫第二次看到了这个变化。　　布木布泰刚嫁过来的时候，对于皇太极，不过是个依人小鸟，可爱的小玩物罢了。本是一桩政治联姻的产物，也是繁冗的政事、劳累的征战之余的生活调剂。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她的与众不同，发现了她令人惊异的早熟。　　布木布泰知书达礼，能写会算，嫁过来的原因之一，是壮大姑妈哲哲的势力。她果然全心全意地帮助哲哲，不仅陪伴解闷、侍候月子，还协助哲哲这位嫡福晋管理府中的大小事务，乃至财产的分配出入。皇太极偶然对家事询问一二，布木布泰总能对答如流，井井有条，使他觉得这个小管家处人处事合情合理，既有见识，又有才干。　　又不知是何时，皇太极发现布木布泰不只是一般的能识会写，而且跟他自己一样爱读书，通经史。这共同的爱好，使他们之间增加了许多话题，共处一室时更增加了许多乐趣。渐渐的，他们之间有了一点平等。开始或许是出于好奇和寻开心，皇太极考问小福晋一些书史文章以为乐，后来考问慢慢变成咨询，再后来，不仅咨询书史，在治理朝政中遇到一些问题，也想听听这个小福晋的意见了。因为她总能提出某种独特见解，来增加皇太极的选择余地。　　随着布木布泰渐渐长大，渐渐成为一位秀丽动人的少妇，正应了当年汗王宫里的预言，出落成一个美人儿，但她的聪明才智仍超越她的美貌而为皇太极所重视。她似乎可以称为汗王的后宫谋士了。　　不过，比较而言，皇太极从布木布泰那里得到的，远不如布木布泰从皇太极那里得到的多。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小福晋从丈夫身上学到的一切，影响、指导甚至可说是主宰了她的一生。　　丈夫的用人行政，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出于特殊的姻亲关系和方便条件，她还会参与某些幕后活动，比如由她去影响她的姐妹，进而影响和笼络几位娶了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家族格格的小贝勒，在孤立阿敏和莽古尔泰的会议中，投皇太极一票。　　皇太极即位以后，立即对后金面临的三大敌国采取了不同的行动。布木布泰看到丈夫热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明朝提出和议，甚至不惜向明朝表示愿意去掉天聪年号、遵奉明朝正朔。她明白在三大敌国中明朝最强，后金国势不稳之际，议和确实是明智之举。但为什么一面高唱议和，一面又不断入侵，数次打进关内、兵临京师，甚至长驱直入、践踏到山东山西河北各省，掠夺大批人口财物回沈阳? 　　皇太极对她阐明了其中奥妙：人口财物是解决目前国内困难最需要的，不能因议和就绝了这条来路。议和可以争取时间、储备力量，议和更有利于招降大批明朝汉官汉将为我所用，这叫作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　　议和就这么一直议下去吗?议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 　　皇太极的回答更耐人寻味了：什么时候解决了朝鲜和蒙古，议和就什么时候完结! 　　解决了朝鲜，就免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解决了蒙古，就消除了后金侧翼的威胁，后金就能倾全力打击明朝，进攻中原，夺城取地了。　　布木布泰懂了，为达到目的，应当采取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无论真假、无论是非、无论酸甜苦辣咸。只要这目的值得去追求。　　皇太极更用实际行动，一步步加深布木布泰的认识和领会。　　他用战、和两手迫使朝鲜臣服，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　　他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高官厚禄引诱，招降了大批明朝官兵，其中包括当时明朝火炮最先进、武器最精良的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的登州军；　　他并不因女真历来信仰萨满教而视其他宗教为异端，相反，大力宣扬和扶植喇嘛教，用以联络蒙古和西藏。对蒙古各部，更是恩威并施，使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克什克腾等部先后归附；而集中力量打击漠南蒙古中最强大的、与明朝结盟、与后金为敌的元朝直系后裔察哈尔蒙古。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2) 　　布木布泰终于心明眼亮，看进了丈夫的心底。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取天下，作真正的皇帝!简化成四个字：入主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无论处理内政外交还是对待兄弟妻妾，他都会不择手段。　　这也许正是政治的精髓所在。耳濡目染，布木布泰身上的政治气味也越来越浓厚了。这是命运对她的厚爱，又是命运对她的惩罚。要过很久很久，她才能看清这一点。　　皇太极即位后，便立哲哲为中宫大福晋。有姑母的尊贵地位，布木布泰在侧福晋中也位列前茅。遗憾的是，姑侄俩都命里子星不旺，哲哲在天命十年生了皇二女马喀达以后，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生了皇三女，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第三胎又是一位公主，即皇八女。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布木布泰十六岁时，生了皇四女雅图；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又生皇五女阿图；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再生皇七女。直到皇太极正式称帝之前，姑侄二人为她们的丈夫共生了六个女儿。除了皇长子豪格而外，汗王只拥有两个幼子，一个是庶福晋颜扎氏所生的皇四子叶布舒，一个是侧福晋叶赫那拉氏所生的皇五子硕塞。这种局面，对博尔济锦氏的姑侄俩显然不利。　　皇太极特别重视与科尔沁蒙古的亲善，并未因此而冷落她们，更没有起废立之心，反而安慰性地再次明确她俩的尊贵地位，但对嫡配无子实在也有几分担心。这可以从天聪六年的一桩联姻中窥见一二。　　这年正月，皇太极声明：现在已经册立了中宫皇后和西宫妃，惟有东宫未备，闻听蒙古扎鲁特部博尔济锦氏戴青之女有贤名，特遣使前往下聘。于是，又一位博尔济锦氏家的格格进入了后宫。但扎鲁特博尔济锦氏属蒙古的黄金家族，是不是因此她被册封为东宫妃?皇太极当时曾大宴诸贝勒，以示郑重的。中宫皇后哲哲尊贵依旧，西宫妃布木布泰的位序却后移了。女真民族居室尚东，东宫妃的地位高于西宫妃。虽然不是明显遭贬，因为西宫妃毕竟还高于其他侧妃庶妃，但皇太极和布木布泰两个人都应该心里有数。　　可惜，这位有贤名的东宫妃也好景不长，一则她进宫后于天聪七年和天聪九年两次生养，也都是公主；二则皇太极的事业在天聪九年发生了一个大飞跃，这一飞跃带来举国上下的欢庆，带来民族的兴旺发达，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皇太极一直打着与明朝议和的旗帜，原因之一是为了对付强大的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阻止察哈尔部与明朝的联合。　　当时的漠南蒙古，东到吉林，西至贺兰山，南邻长城，北距瀚海，分居各部大多是元朝的后裔，其中最强大的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更是成吉思汗直系后代，为蒙古各部族共主，称蒙古大汗。1604年他登上汗位时，只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但雄心勃勃，立志要重振祖业，找回往昔一统天下称霸世界的光荣。十数年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终于具备了号称十万铁骑的强大实力，蒙古各部无人能及。他试图循着先祖成吉思汗的足迹，以武力征服为手段，首先统一蒙古，所以横行于漠南诸部间，肆行侵扰，意在逐一征服。　　但此时的局面与成吉思汗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苦于林丹汗暴虐的各部，为摆脱其欺凌和控制，又受到皇太极恩威并施政策的感召，纷纷归附后金以求得保护。这更加深了察哈尔蒙古与后金的敌对。　　皇太极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察哈尔部的强力打击，先后在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和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三次亲征，终于打败了林丹汗这个多年的老对手。林丹汗先败遁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奔青海，天聪八年病死在青海的大草滩。　　林丹汗败死，其部众纷纷投到皇太极麾下，林丹汗的妻子们也率众先后来归。　　第一个，是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天聪八年八月，窦土门福晋率领众多部属，由察哈尔贵族多尼库鲁克护送，在皇太极的军营行幄拜见了皇太极，然后移往木湖尔伊济牙尔地方驻扎恭候，要归嫁天聪汗。皇太极犹豫不决，大贝勒代善鼓动诸贝勒合词奏请皇太极应允，认为只有将窦土门福晋选入宫闱，才能抚慰众心。皇太极终以收纳窦土门福晋有利于笼络察哈尔部众而决定前往迎亲。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很明智。因为护送福晋来的多尼库鲁克为此十分高兴，说皇上肯纳窦土门福晋，则新附诸部和护送诸人都不胜踊跃欢庆之至。在此，我们可以又一次感受到，即使拿婚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草原民族的观念也是同中原地区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一位身份很特殊的女子，她的来到隐藏着许多至今尚不可解的谜。她就是布木布泰的同胞姐姐海兰珠。天聪八年十月，科尔沁蒙古贝勒吴克善第二次送妹来归嫁皇太极。这和上一次送妹归嫁已相隔九年，上一次他送的是十二岁的小妹妹布木布泰，这一次他送的是二十六岁的大妹妹海兰珠。　　亲姐妹同嫁皇太极，海兰珠比布木布泰大五岁，嫁来时间却晚了九年，这是怎么回事?照理说，一般蒙古女子很少留在闺中到二十六岁还不出嫁的，何况海兰珠美貌温柔，不是嫁不出去的丑女，科尔沁蒙古莽古思王爷一族，既然肯将哲哲、布木布泰姑侄俩嫁给皇太极，也不会吝啬于海兰珠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海兰珠早年已经嫁给了别的人家，这人家很可能就是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败亡之后，海兰珠无所归依，有哲哲和布木布泰在皇太极耳边撺掇，才会有这次亲上加亲的婚姻。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3)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二月，皇太极授命贝勒多尔衮、豪格、岳托、萨哈廉率精兵一万西征，进入河套地区，消灭了林丹汗的残部，路上遇到前来归附的察哈尔汗的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又说降了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四月，班师回沈阳。皇太极亲率诸贝勒远迎至阳石木河。因为苏泰太后不但携子额哲(即林丹汗的嗣子)率部众来归，而且献上了元朝历代的传国玉玺。这实在是皇太极梦寐以求的瑞祥和喜兆。后金国上上下下，更是一片欢腾，觉得天命所归了。　　皇太极设大宴款待来归之众。宴会的香味和酒气使人们兴高采烈。诸贝勒又一次纷纷奏请，说囊囊太后乃察哈尔林丹汗多罗大福晋，既归我朝，必应使得其所，只有汗王纳娶，最为适宜。皇太极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他有个好主意。　　两位太后都带来众多的部众，囊囊太后有一千五百户，苏泰太后也有一千户，察哈尔林丹汗作为元朝的直系后裔，保存和搜集的财富也很可观。同时，随两位太后来归的还有许多年轻美貌的蒙古福晋和格格，皇太极已经收纳窦土门福晋，开了先例，此刻也就豁达大度地命诸贝勒挑选各自中意的女子。　　贝勒豪格看上了察哈尔伯奇福晋；贝勒阿巴泰选中了察哈尔俄尔哲图福晋；贝勒济尔哈朗对已故妻子的妹妹苏泰太后心向往之，皇太极也准了他的请求。不料大贝勒代善也看中了富有而美丽的苏泰太后。但皇太极答应济尔哈朗在先，并且济尔哈朗娶苏泰太后也更近情理。为了安抚兄长，皇太极命代善娶尊贵的察哈尔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代善竟嫌囊囊太后贫穷而不肯，最后倒娶了财产丰厚的察哈尔汗的女儿泰松格格。　　皇太极于是娶了囊囊太后。这样，汗王的后宫，一下子增加了三位尊贵而富有的福晋。这对原来的中宫皇后和东西二宫妃的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朝鲜臣服，察哈尔蒙古灭亡，元朝传国玉玺到手，汗位汗权空前强大，沈阳皇宫建成，皇太极志满踌躇，终于在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正式称帝。　　四月初十日，称帝大典在新建皇宫的崇政殿举行，上“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改沈阳为盛京。分封诸兄弟子侄：和硕兄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　　多铎、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亲王岳托、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等，并命各兼理六部部务。　　七月初十日，皇太极在崇政殿举行大典，册封五大福晋，她们是：清宁宫中宫大福晋哲哲，为国君福晋，称皇后；东关睢宫福晋海兰珠为东宫大福晋，称宸妃；西麟趾宫福晋娜木钟，即原察哈尔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为西宫大福晋，称贵妃；东衍庆宫福晋巴特玛·，即原察哈尔窦土门福晋，为东次宫侧福晋，称淑妃；西永福宫福晋布木布泰为西次宫侧福晋，称庄妃。　　凤凰楼，是盛京皇宫后宫的大门，凤凰楼后，一组建在高台之上的四合院式的宫殿，就是皇太极的后妃生活区。正中是清宁宫，东宫为关睢宫，西宫为麟趾宫，东宫下首为次东宫衍庆宫，西宫下首为次西宫永福宫，统称台上五宫。五宫之主位，就是当时后宫、也是大清国最尊贵的女人了。　　哲哲保住了她的中宫皇后，布木布泰原是姑妈的副手，东宫妃戴青之女的到来，使她降到第三位，如今，又被挤到了第五位。她心里不免有些悲哀，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原来的东宫妃连一宫之主的地位都没能争到呢。　　这种变化，也许反映了皇太极对布木布泰宠爱的衰退，但仔细探究起来，还能看到皇太极心理上的一些弱点。　　哲哲是多年嫡妻，又已正位中宫，换掉她会引起政治震动；海兰珠很特别地使皇太极情有独钟，突然上升到第二位也可以理解；把原来的东西二宫妃排挤下去，为的是安置两位察哈尔林丹汗的福晋。毋庸置疑，娜木钟和巴特玛·都为皇太极带来一大笔收入：部属就有二三千户，牛羊牲畜不在少数，还有她们身为蒙古大汗、元朝直系后裔所拥有的无数珍宝财物，这些是原来的东西宫妃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女人曾经是林丹汗的妻子，有高贵的身份。尽管林丹汗是皇太极的敌手，尽管皇太极已倾全力灭掉了察哈尔蒙古，但他内心深处羡慕林丹汗高贵的血统，羡慕察哈尔蒙古祖上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的辉煌，羡慕他们曾入主中原当元朝皇帝的历史。这就像许多暴发户内心对哪怕是已经十分清贫的没落贵族总是又恨又眼红一样，所以暴发户也常常以与贵族联姻为荣，甚至干脆捏造一个贵族家世，买上一个贵族头衔。娜木钟和巴特玛·就是皇太极引以为荣的、抢夺来的头衔。　　遗憾的是，皇太极的这个弱点传给了他的子孙，尤其是他的子孙们进入中原，置身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面对悠久灿烂的汉家文化时，这点民族自卑心理更发展成为疑忌、忌刻，造成了清代数不清的血淋淋的文字狱。所有的文字狱，几乎都是因指斥清朝统治者为夷狄、为蛮族而起的。由此生发和扩展开来，造成有清一代思想钳制之严为我国历史所仅见的状况，封闭了国家的目光，窒息了民族的生机，这是后话了。　　皇太极对蒙古使用恩威并施的手段，获得完全成功，就在崇德元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领主，在盛京举行大会，共尊皇太极为他们的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整个漠南诸部都臣服于大清。至此，皇太极东降朝鲜、西收察哈尔，自鸭绿江直抵贺兰山，都进入大清国的版图了。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4) 　　海兰珠的到来，布木布泰原本是很高兴的，当初也是她在皇太极面前力主的。凤凰楼下高台五宫的五大福晋中，她们亲姑侄就占了三位，后宫还不就是科尔沁博尔济锦氏蒙古格格的天下? 　　谁知“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海兰珠竟夺去了皇太极的全部爱恋。　　每当高台五宫的后妃们凝目凤凰楼，等待着随驾侍卫的开路呼喊和宫婢的禀告、等待着迎接皇太极回后宫时，心里总充满新的希望：也许在清宁宫帝后同坐、众妃请安拜礼之后，皇上会进自己的宫门，进自己宫内的暖阁，给自己一次获得皇子麟儿的机会。然而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宫妃们都失望了，因为皇太极只到关睢宫，只宠幸宸妃海兰珠。　　海兰珠固然如花似玉、温柔贤淑，但“承恩不在貌”，爱情这个东西是很难说清楚的。海兰珠和布木布泰是亲姐妹，同样受有蒙古美人的赞誉，布木布泰还年轻五岁，照说丈夫宠少妻乃是常理，为什么竟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许是布木布泰像她的封号一样过于端庄而缺少情趣、过于聪明过于政治化而使皇太极敬而远之?海兰珠虽年长，却有远比布木布泰丰富的生活阅历，或许更富有女性魅力，使整日在政治和战争中紧张争斗的皇太极，能够在如水的温柔里获得抚慰和补偿? 　　总而言之，海兰珠一嫁过来，很快就与皇太极情投意合、形影不离了。所以，崇德元年，她能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位居四妃之首的东宫大福晋，如果哲哲不是她的亲姑妈、不是早年老汗王指定的嫡福晋，海兰珠完全有可能正位中宫，成为皇后。　　事实上，宠冠后宫的海兰珠，已经不啻中宫皇后了。　　身为皇后的哲哲没生儿子，而海兰珠在嫁过来的第三年，即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七月初八，在关睢宫为皇太极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孩子虽然称皇八子(按活着的皇子排行是第六子)，但却是尊贵的大福晋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皇太极非常高兴，竟开有清一代的先例，在皇宫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崇政殿，颁发了清朝的第一道大赦令，御制文中说：“今蒙天眷，关睢宫宸妃诞育皇嗣”，故而大赦天下，使万民咸被恩泽。一个初生的婴儿，就被定为皇嗣，其母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事在当时，当是一件轰动中外的重大消息。诞育皇嗣、颁发大赦令，引来了八方朝贺。蒙古诸部，尤其是与大清有姻亲关系各部，尽都不远千里，一路上驱赶着牛羊驼马，带着各种土产方物，奔赴盛京，朝见皇太极，献物示庆，上表称贺。朝鲜国王在元旦日上皇帝皇后贺表、敬献方物的同时，还上了皇太子贺表，并进献皇太子礼品，其中有绢、绸、葛、席、貂皮及高丽纸等。　　皇太极于此时，正当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国家稳定巩固，势力强大，皇室内部也平稳和顺，团结一致，后宫兴旺，爱妻生子，真所谓春风得意，处在他一生的巅峰。为表庆贺，他数次大宴宾客于崇政殿、清宁宫，着实盛况空前。　　尽管海兰珠是亲侄女、亲姐姐，她的专宠对皇后哲哲和永福宫庄妃不能不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哲哲怎么对待和处理，不见端倪，而布木布泰却没有放弃努力。她已经从丈夫那里学到了不达目的决不甘休的坚强毅力。她想必是很艰难地从姐姐专宠的缝隙中找到了机会，想必是利用男人都具有的好色弱点唤回了丈夫的一次爱怜，总之，在她姐姐海兰珠有六七个月身孕的时候，布木布泰第四次怀孕了。　　但是，这时的凤凰楼下的高台五宫，完全被宸妃海兰珠的光彩盖住了。布木布泰出现妊娠反应的节骨眼，正当海兰珠的皇嗣诞生的时候，满宫廷满朝野如火如荼，都向着宸妃赞美献好，没有人去关注西永福宫里连生三个女孩的庄妃。也许只有跟布木布泰同病相怜的哲哲来安慰和关照她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料到，那高贵的皇嗣只活了六个月，就因患天花而夭折了。事情又很巧，皇嗣死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二十八日，两天以后，正月三十日，布木布泰生下了皇九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　　皇太子夭折和皇九子出生，两件事情几乎就是同时，这就注定了皇九子的诞生不会带来多少喜悦。皇帝和他的宠妃东宫大福晋都沉浸在悲痛中，所有的人不管心里怎么想，行动和表情都得与皇帝一致，整个宫廷内外和朝廷上下都为国家失去皇嗣而被一团悲雾所笼罩，谁还记得起永福宫有个新生儿。　　布木布泰当然为自己终于生了皇子而高兴，心底深处也未尝不因皇太子夭亡给自己的儿子留下希望而感到庆幸，但她更不能表现出来，她一定得和大家一样显得悲痛惋惜，并且一定在月子里坐在床褥中遣人去向失去儿子的亲姐姐致以哀悼和慰问，向丈夫致以哀悼和慰问。　　失去儿子，尤其是已被立为皇太子的儿子，这样残酷的打击是宸妃海兰珠难以承受的。她终日哭泣，日夜悲伤，寝食不安，一天天地消瘦了。这使得皇太极更加关怀怜爱，多方劝慰，赐珍宝锦缎，调饮食药饵，只要穿过凤凰楼回到后宫，就在东关睢宫里陪伴郁郁寡欢的海兰珠，还不时带她去到郊外散心。这一切都不见效时，皇太极又请来了海兰珠的娘家人，试图由祖母和母亲的抚慰来消除爱妃心头的创伤。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5) 　　崇德三年之夏，年前刚刚受皇太极封赠为和硕福妃的科尔沁蒙古大福晋，即莽古思之妻哲哲之母，带领着儿媳妇寨桑之妻和孙子满珠习礼、吴克善等前来朝见，都是凤凰楼下高台五宫里姑侄三人的至亲。皇太极亲自率领诸王贝勒福晋到演武场迎接，直迎回盛京皇宫。　　皇太极在崇政殿里对亲戚们行规格最高的接见礼。　　和硕福妃献上鞍马、骆驼和贵重的貂皮。　　皇太极于是在金銮殿上摆开了盛宴，家族亲戚欢聚一堂，歌吹响亮，舞队翩翩，欢快达于顶点时，在筵席间打起了莽式，这满洲传统的粗犷又豪放的舞蹈，几乎把所有的宾客都卷进了欢乐的旋风之中。皇太极宴前申明：大家都要尽欢! 　　皇后哲哲依在母亲科尔沁大福晋、和硕福妃身边；宸妃海兰珠和庄妃布木布泰姐儿俩依在她们的母亲科尔沁小福晋寨桑之妻身边。一后两妃都因娘家得到皇上如此的恩宠而感激谢恩，但谁的心里都明明亮亮，这一切，只是为了讨得脸色苍白、眼神忧郁的宸妃的欢心。　　宸妃海兰珠的美丽眼睛里始终充满泪水。眼前的欢乐景象，让她联想起一年前的今天。皇太极追封祖父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立碑于墓前，封祖母为和硕福妃，是大学士范文程奉诏亲自前往科尔沁草原册诰的。那时祖母、母亲和哥哥为此特地来盛京朝见谢封，丈夫也如今天一样远迎、一样盛宴款待、一样歌舞欢庆，不过那时是为了她的儿子的诞生，为了大清国有了一位皇嗣，如今呢?……海兰珠不禁潸然泪下。　　不几天，皇太极又诏封海兰珠和布木布泰的母亲科尔沁小福晋为贤妃，并赐给仪仗。这可是非同一般的极大荣宠，可算是爱新觉罗氏家族之外的独此一家了。然而人人都明白，这完全是为了宽慰宸妃，布木布泰，甚至皇后哲哲也不过沾光而已。　　要说皇太极的爱心完全在海兰珠的身上，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其实，崇德改元建大清以后，皇太极的国事家事都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确实到达他一生的最高峰。　　他的宏伟大业此时真称得上是一日千里。　　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的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遣使来朝归附，皇太极给他们规定了每年各部奉献一匹白驼八匹白马的九白之贡，从此喀尔喀三部与清朝建立了臣属关系。漠南、漠北蒙古的广大地区，都成了清朝的势力范围。从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兵团，就将成为皇太极进攻明朝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遗志，继续进行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索伦部落各城各屯都来归附，鄂嫩河、尼布楚一带的蒙古部落和贝加尔湖以东的使鹿部落等，也都先后归附。到了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北方地区从鄂霍次克海到贝加尔湖的广袤无际的原野山林，都成为清朝的属地。皇太极在这些地区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把当地居民都编入旗籍，称之为“新满洲”，同样隶属各旗，披甲出征，成为满八旗的组成部分。　　这时候，原来是重大威胁的蒙古、朝鲜，都已成了满洲的大后方，历年派大军入塞中原，大肆抢掠烧杀的所谓“掏心战”，也都很见成效，壮大了国力和兵力，带来了一批又一批治国统兵人才。时机已经成熟，皇太极将倾全力攻击最后的对手明朝，要跟朱元璋的后代争天下了。　　遗憾的是，在皇太极的国事热火朝天的时候，他的家事却过早地越过了高峰。谁也想不到，那个来到人世只有六个月的小生命，竟会引发这样可怕的连锁反应，带来这样多的不幸，以至差一点断送了大清国锦绣也似的前程。　　皇太子没有来得及命名就死了，做母亲的宸妃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不管皇太极如何施恩赐物，不管皇太极用怎样的怜爱去抚慰，去宽解，宸妃海兰珠仍然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九月，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前来援救关外重镇锦州。皇太极御驾亲征，九日率军扎宫在松山城西北十里处。十二日，从盛京来到的官员向皇上奏言关睢宫宸妃得病。时值两军对垒的严重时刻，皇太极却毫不犹豫地立刻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各固山额真，命他们固守杏山、高桥，随后，十三日一大早，皇太极就车驾起行，赶回盛京。　　十七日，皇太极抵达旧边界驻跸。当夜一更时分，盛京遣使来奏报宸妃病危，皇太极闻讯立即拔营，连夜赶奔，并遣大学士希福、刚林及冷僧机、索尼等急驰前往候问病势来报。希福等人五更赶到盛京，方入大清门、至内门击云板叫门时，宫内传出一片哭声，宸妃正于此刻薨逝，没有等到与心爱的丈夫最后再见一面。冷僧机和索尼不顾人马劳乏，汗湿淋淋，立刻回马急奔，在盛京城外遇到圣驾，便以宸妃已逝奏闻。　　皇太极犹如五雷轰顶，登时恸哭失声，飞马驰入大清门，直扑关睢宫，直扑到海兰珠的遗体上，恸哭不止，捶胸顿足。皇后与众妃力劝、诸王贝勒跪求，都不能阻止他如流泉一样的热泪。他下令宸妃丧殓之礼一切从厚，甚至元旦佳节也免去朝贺、停止筵宴乐舞，等同于国丧。他自己身离宫院，独居御幄，朝夕悲痛，竟至六天六夜不饮不食，终于导致昏迷休克，吓得后妃及诸王大臣设祭物于神前祈祷。 凤凰楼下五大福晋(6) 　　其时，都察院参政等人谏劝说：“天佑皇上底定天下、抚育兆民，皇上一身关系重大。今天威所临，功成大捷，松山锦州克取在指顾间，此正我国兴隆、明国败坏之时，皇上宜仰体天意，自保圣躬，可为情率而不自爱乎?” 　　也许是英雄志终于克服了儿女情，皇太极终于有所醒悟，表示今后要善自排遣。但实际上，他仍是难以自拔。他为宸妃频繁地举行各种祭奠：初祭、月祭、大祭、冬至节令祭、岁暮祭等等。重要的祭祀，皇太极都亲率王公大臣、后妃福晋等参与典礼，宣谕祭文，献茶献酒；还召喇嘛、僧、道等讽诵经文，使宸妃早生福地；在宸妃丧期内作乐的官吏和宗室，都召来皇太极的暴怒，被一一革职禁锢。这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丧，连外藩蒙古、朝鲜等都遣专使来朝吊祭。十月里，宸妃海兰珠受册谥为敏惠恭和元妃。终年三十二岁。　　后来为了恢复衰弱的身体，排遣忧心，皇太极每月出猎郊原；但每一出猎必定过宸妃茔墓，皇太极必定又恸哭一场，并必定与同行的皇后诸妃奠茶奠酒。自他闻宸妃病的消息从前线赶回盛京后，就再也没有重返松锦战场，从而也就结束了他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他的身体虽也有见起色的时候，但元气已伤，已无完全恢复的可能了。　　在皇太极悲悼海兰珠不能自已的时候，伤心怀抱别有人，那是庄妃布木布泰。　　哲哲是中宫皇后，尊贵可以减轻冷遇所造成的伤害；麟趾宫贵妃和衍庆宫淑妃新来乍到，失宠的感受还不会很深切；惟有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入宫已经十六年，曾经是皇太极最心爱的小福晋，在宫里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降到第三位，可以解释为没有生儿子来自我安慰；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降到第五位，无疑已是失宠；好不容易生了儿子，而且是在皇嗣死后立刻出生、正足以补缺的皇子，却仍然不能挽回丈夫的心!皇太极的爱恋、皇太极的情意，海兰珠生时由她全部领受、死后由她全部带走，这难道不是比海兰珠年轻漂亮、比海兰珠聪明颖慧的布木布泰最大的悲哀吗? 　　布木布泰多少次对孤灯、守空帏，多少次见花落泪、对月伤怀，又有多少次紧紧搂抱着幼小的儿子幽咽暗泣，那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妇，健康美丽，出生在科尔沁大草原，血脉里流动的是蒙古民族豪放粗犷的热血。虽然皇太极称帝以后，模仿汉家皇帝严格了内外，加强了宫禁，但男女配合是天赋权利的蒙古传统观念，并没有在她心里死绝，宫墙禁令，只禁得住身体和行动，永远禁不住思想和感情。　　在被丈夫冷落的时候，她移情别恋，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移情的对象，只能是那位与她自幼时就志趣相投，又因政治需要和姻亲关系而接触最多，已经日渐成长得智勇双全、威武英俊的睿亲王多尔衮。　　多尔衮对布木布泰，多年来也一直怀有爱慕倾倒之心。但他们只是相互引为知己而已，一种精神上的爱恋，彼此心照不宣。当时的条件，只给了他们家庭宴会、祭祀、多尔衮进宫请安等等一般的相见机会，使他们很难如一些野史传说中的那样真的达到私通的程度。　　布木布泰也还在努力挽回丈夫的心，积极参与丈夫的政事。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松锦大战奏捷，俘获了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布木布泰仰体皇太极的圣意，配合大学士范文程，以自己的美色和温存软化了洪承畴的敌意，用参汤救活了绝食将死的洪承畴的生命，终于使这位明朝辽东战场的总指挥、对大清来说十分难得的高级人才诚心归顺了皇太极。　　松锦大捷，举国欢庆，可是连崇政殿里举行的庆祝胜利的盛大宴会，皇太极也没有参加。他怕新降的洪承畴生疑，特作解释说，是因为关睢宫敏惠恭和元妃丧期未过的缘故。不知他是否向布木布泰和其他后妃作同样的解释。因为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体力不支。不管怎么说，布木布泰心又凉了半截。　　她的努力又白费了。 共定风波(1)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深夜，盛京皇宫宫门云板传出哀音，大清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在清宁宫端坐而崩。享年五十二岁。　　皇太极在位十七年，上承努尔哈赤开国之伟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有豁达的胸襟，又不乏春风和畅的气度，目光远大，知人善任，是既有大志，又具备雄才大略的素质很高的政治家。高明的政治家做皇帝，本色当行，自然轻车熟路，驾驭自如。他壮年而逝，实在是满民族的重大损失。　　皇太极在八月初九日的上午还到崇政殿办公，当夜却突然去世。据当时记载的各种迹象来看，他像是因脑血栓引起了脑溢血，死亡极快，没有痛苦。正因为如此，他没有留下遗嘱；在宸妃所生之皇嗣夭折后，他也没有再指定继承人。于是，皇位继承再一次成为一个爆炸性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皇帝猝然死亡，使得大清王朝的权力结构突然间就失去了平衡。受到激烈震动的统治层内部意识到，他们将要面临诸王兄弟为窥伺帝位而相争为乱的局面。当时在盛京的朝鲜使臣也看出，因为国本未定，而诸王各分其党，必有争夺之事，竟也幸灾乐祸地奏报他们的国王说：“汗死，则国必乱矣!” 　　国会不会乱，取决于继位问题能不能妥善解决。　　妥善解决此事的关键，在于推举出一个令诸王大臣都口服心服的皇位继承人。　　谁来继承皇位? 　　这是悬在立国未久的大清王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刻，各派政治力量都在积极活动，努力争夺自己的权益。盛京城内空气分外紧张，就如夏日暴风雨来临之前那么阴霾、那么令人窒息，翻滚的浓厚乌云中，不时传来隐隐雷声、灼灼闪电，使得所有的人，不论有关还是无关，都异常焦躁不安。　　既有夺位实力，又有继位权利的，当属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　　我们分别看看这三位的条件。　　第一位，礼亲王代善。　　礼亲王代善曾经被努尔哈赤立为皇太子，努尔哈赤逝世后，本以长子当立，他却出于种种考虑，让位于皇太极。如今皇太极又去了，论尊、论长，都非代善莫属；论实力，他掌握着两红旗，当初仅次于手握上三旗的皇帝本人。看来他似乎应是继位人的首选了。　　然而，代善这年已经六十三岁了，多年的征战消耗了他的体力，年事渐高，也使他越来越保守，特别是政坛上的风风雨雨，更消磨掉了他对朝政的兴趣。　　当年他身为皇太子时，正在三十岁左右，未尝没有一番雄心壮志。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被废，给了他极大的打击，若不是他乖巧地杀妻认错谢罪，他也会像他的哥哥褚英一样被父汗所杀。由此，他深切地认识了政治的险恶、皇家的冷酷无情。　　他既不是皇太极的对手，让位就是十分明智之举了。　　皇太极取得汗位以后，对代善格外礼敬，常赐给良马金帛等物，常召请他到清宁宫行家庭礼，举行家宴，元旦时还命中宫皇后及众妃向代善拜贺节庆等等，比对待其他兄弟都要优厚。代善在总体上说，也是支持皇太极的。无论在对阿敏和莽古尔泰的处理上，还是在由四大贝勒并坐受朝变为皇太极独坐南面的改革中，代善都是站在皇太极一边的。其间与皇太极在战事的进退等一般性细节上小有矛盾，也都能顺利解决。问题是，阿敏和莽古尔泰被除去以后，原来的四大贝勒就余下了代善和皇太极，无论怎么说，代善仍然是对汗权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代善本人又毛病不少，很容易被善于等待时机的皇太极抓住。　　皇太极只要抓住，就不会轻易放过。　　还是回到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征服察哈尔蒙古的巨大胜利之后吧。当皇太极命诸贝勒在前来归附的察哈尔蒙古贵妇中挑选中意之人时，代善看中了富有而美貌的苏泰太后。但因苏泰太后是济尔哈朗的妻妹，皇太极已先许给济尔哈朗而不能答应代善，便退一步让他娶囊囊太后。代善却嫌囊囊太后穷，娶了有钱的察哈尔汗女泰松格格。事情本该就此告一段落，代善却不肯罢休，仗着自己是皇太极之兄，是国中大贝勒，此后又多次提出要强娶苏泰太后为妻，皇太极一直不准，代善于是耿耿于怀。　　这不满很快勾起了代善多年埋藏在心里的怨恨，有怨恨就得找出气口，出气的机会说来就来，几乎就在同时。　　诸贝勒选娶察哈尔蒙古贵妇时，豪格娶了伯奇福晋，这一下惹恼了他的岳母大人——哈达公主莽古济。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与继福晋富察氏衮代所生的女儿，是莽古尔泰的同母妹、德格类的同母姐，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姊。初嫁哈达贝勒武尔古岱，所以人称哈达公主；天命末年夫死，后嫁蒙古敖汉部琐诺木杜棱。莽古济与前夫所生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岳托，一个嫁给豪格。她一听说豪格又娶一蒙古贵妇，便生气地说：“我女儿还在，为何又令豪格娶妻?”她一向与皇太极关系不好，此时更迁怒于他，满怀愤恨，不经皇太极同意，就从远迎凯旋大军的阳石木河擅自回家。这一行动，是明明白白地向皇太极示怨示威。看来，她和莽古尔泰、德格类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暴烈如火的性格，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只会落个悲剧下场。 共定风波(2) 　　代善对待哈达公主，一向与皇太极步调一致，长期不和睦。但此时，当莽古济回家途中路过代善营前时，代善竟一反常态，和他的大福晋一起，把莽古济迎进大帐，设大宴款待，并赠以名马财帛——自然是因为同病相怜。　　得知此事，皇太极非常生气，不但遣人去责问代善是何用心，而且盛怒之下，撇下众贝勒，独自先回盛京，进了宫后就紧闭宫门，不上朝也不许诸贝勒大臣进见。这行为简直如同小孩子赌气，却把诸贝勒大臣吓坏了，全都跪在宫门，恳请汗王临朝，并立刻对此事立案审理。　　皇太极的要挟成功了。次日，他在内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声色俱厉、长篇大论地训斥代善有六项罪行，其中心意思是指斥代善的离心倾向。诸贝勒大臣议拟革除代善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爵，夺十牛录属人，罚银万两。莽古济革除公主名号，夺其所属满洲牛录并罚款。　　见代善服罪，皇太极又开恩免革代善贝勒爵，还给十牛录属人。对莽古济的处罚也恩免，只是禁止她与亲戚来往。　　从当时国家的稳定着想，皇太极此举也是必要的。如果代善与莽古济联合，势必造成两红旗与正蓝旗三旗联合与汗权对立的可能，因为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底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暴卒后，其弟德格类继为旗主。德格类显然是同情自己的亲姐姐莽古济的。因为他也在这次事件中因徇庇公主受到罚款的处理。而且他似乎也是个暴烈之人，九月受罚，十月初二之夜，便也暴卒了。　　和莽古尔泰死时一样，德格类之死也获得汗王亲临其丧的崇高待遇。莽古尔泰死时，皇太极在灵前痛哭，并摘帽缨，着丧服，居侧殿，亲送灵舆到寝园后才回宫；德格类灵前，皇太极哭得更恸，三更以后才离开，不回宫而在凤凰楼前设帐幄而居，并撤馔三日以示哀悼。在诸贝勒大臣的再三劝解之下，汗王才回宫。　　恩威并用，皇太极已经用得非常纯熟、非常高明了，似乎可以打住了。　　然而，这一年的十二月，皇太极又向诸贝勒宣布了一件重大的谋逆案：莽古济、莽古尔泰、德格类与琐诺木杜棱、冷僧机等，曾对佛跪焚盟誓，要夺皇位。由于琐诺木杜棱和冷僧机分别首告而得以印证，又查出谋逆的实物证据，即莽古尔泰所藏的十六枚木牌印，文为“金国皇帝之印”! 　　诸贝勒闻之皆怒，罪情重大，处理也就非常严厉。莽古济及知情的异父兄昂阿拉、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都被诛杀，参与盟誓的其他人并其亲友兄弟子侄一概凌迟，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的所有儿子也都降为庶人，属下人口财产都归了汗王，这样，正蓝旗就落到了皇太极手中，从此，天子自将三旗就成为定例。　　这次大案一共杀了多少人，没有确切的数字，就家族内部的残杀而言，大概不少于努尔哈赤杀弟的那一回，而且第一次使用了凌迟这样极其残酷的千刀万剐的刑法。这还没有完。引发这一连串事件的莽古济的两个女儿，也先后遭到厄运。豪格义正词严地宣布他的豪言壮语：“我乃皇上所生之子，妻之母既然想害我父，我怎能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他竟亲自下手杀了他的妻子!岳托于是被挤到了夹缝中，只好也向皇太极表示要杀其妻，这种当众请示实际上表示了岳托的不忍心，也对皇太极自诩的宽仁将了一军。皇太极果然阻止了岳托。但后来在岳托家中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魇魅事件，岳托之妻即莽古济的长女被定罪幽闭，永远不得与岳托见面。　　最后，由皇上指赐，德格类的福晋，给了其弟阿济格；莽古尔泰的福晋，分别给了其侄豪格和岳托。——大概是为了给这两位杀妻、离妻者以补偿吧。　　杀鸡给猴看，代善这时的心情，恐怕已不只是简单的兔死狐悲了。　　皇太极做事是很彻底的。崇德改元称帝时，代善再次获得最高恩宠，被封为地位最尊的和硕兄礼亲王。当年十二月，代善随皇太极征朝鲜。次年皇太极命法司追论攻朝鲜时违法妄行之罪时，代善又被议得六条罪状。皇太极亲自在崇德殿将代善之罪宣谕诸王贝勒贝子及群臣。虽然没有给任何处分(实在也因为这些罪行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代善的威望和心理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无论是怎样棱角四出、锋芒外露的人，经过这样不断的捶打、大热的烘烤紧接着大寒的冰冻，也会给揉搓成软面团。　　代善在诸贝勒发誓效忠皇太极时明确表示：“自今以后，效忠于皇上。”他效忠的具体表现，就是以年老为由，从此不问朝政。这正是皇太极最需要的。　　代善被彻底制服了，承认了皇太极的绝对权威。他已经给揉搓成了软面团。　　这样一个年老体衰、不问朝政的软面团，能够继承皇位吗?不要说难以服众，他自己恐怕也是纵有这个心，也无这个胆了。　　第二位，肃亲王豪格。　　肃亲王豪格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是皇太极的长子，母亲为皇太极的继妃乌拉那拉氏。　　豪格生性勇武，少年从征，随同祖父和父兄辈进行统一女真的战争，在对蒙古董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十六七岁时就得到贝勒的封号。后来又多次同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等统兵出征，跟从父亲皇太极伐明，都立有军功，所以天聪六年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更被封为肃亲王，并兼理户部。他是天命天聪间有名的战将之一。 共定风波(3) 　　崇德元年封亲王以后，豪格屡受处分，但不久又因军功得到宽免。成为诸王贝勒中沉浮最频繁的一个。　　天聪九年的谋逆大案中，尽管豪格以杀妻媚父的残酷行为力求摆脱干系，但在次年，即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六月，也即刚当上亲王才两个月，就同成亲王岳托一同论罪，一同降级为贝勒，一同罢部任。原因是岳托对谋逆案表示怀疑，说过“德格类哪有此事?定是妄言”的话；更因为岳托把杀妻这个烫手的铁球甩给皇太极，使皇太极不得不表示反对而产生难言的愤怒。豪格的罪名是党附岳托。　　同年八月，豪格同睿亲王多尔衮攻锦州有功，命他仍摄户部事。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豪格又因其部下给他娶蒙古女子献媚的事，再罢部务。这次的贬谪长达两年，直到他随同睿亲王伐明，入关、下山东，大肆掳掠、多所斩获，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凯旋而归时，才因大功恢复了肃亲王爵，复管户部。　　第三次在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他又同睿亲王去围困锦州，因不听军令，擅自离城远驻，并遣弁兵私回盛京家中，双双获罪，同降郡王。这一次贬谪又是两年，他戴罪立功，在大败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明军的战斗中功绩辉煌，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七月，复封肃亲王。　　豪格这个人，勇猛有余，智谋不足。他的有利条件是皇长子，并有很突出的战功；不利处在于虽是皇子而母亲不贵，虽是黄旗下的一员大将，却不是一旗之旗主。因为两黄旗及正蓝旗是天子自将，旗主是皇帝本人。另外，从他不断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和杀妻求宠的行为来看，作为皇长子，他不无跋扈横暴之嫌。　　第三位，睿亲王多尔衮。　　努尔哈赤崩逝前，曾有“以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的遗言，虽然遗愿成为泡影，却也可知多尔衮从小就聪慧过人，善于自处，在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所生的三幼子中，独得老汗王的钟爱。　　皇太极继汗位后，为了对抗另外三大贝勒，也是他的三位兄长的势力，格外用心地笼络三位幼弟。但阿济格愚鲁、懒散、不听话，多铎更是借年幼而荒唐胡为，故意与皇太极作对。只有多尔衮，从不把未能继位的不满表现出来，处处谨慎自持，深得皇太极的好感，便也有意识地培养和优待他。　　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二月，十六岁的多尔衮与十四岁的多铎跟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蒙古，凯旋而归。两个男孩子在这样的大战中并没有什么战功，庆功宴上皇太极却说：“两幼弟初次远征，克著勤劳，克期奏凯”，应予嘉奖。于是赐多尔衮号“墨尔根代青”(意为聪明的将领)，晋为固山贝勒；赐多铎号“额尔克楚虎尔”，奖励他的勇敢。　　当要为多铎谈婚论嫁之时，这位难以对付的幼弟挑三拣四，多方刁难，非要娶皇后之妹不可。皇后哲哲此时已没有与多铎年岁相当的亲妹可嫁。必是与皇太极、布木布泰及科尔沁蒙古娘家商议再三，将二叔明安王爷的小女儿嫁给了他。她是哲哲的嫡亲堂妹，称得上“皇后之妹”，算是满足了多铎的虚荣和自大。　　后来，为了进一步笼络幼弟，又在天聪七八年间给多尔衮和多铎聘娶了继福晋，她们是布木布泰三哥索诺穆的两个女儿，即皇后的侄孙女、庄妃的亲侄女。　　皇太极与幼弟的骨肉亲情，又加入这许多重的婚姻关系，多尔衮想不感激不尽心也难。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十九岁的多尔衮掌管吏部。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理着官吏任命升迁等人事调动，是重要的权力机构。除了笼络的目的之外，皇太极也看中了多尔衮的聪明机敏，而且多尔衮知书达礼、通满汉文字，在当时的诸王中，也是一项突出的优点。他任事以后，勤勉政务，才能出众，办事妥善，常得众人赞扬，吏部被皇太极称为他最放心的一个部门。　　多尔衮文武双全，英勇善战。他富于谋略，在战争中能够因势利导，以较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察哈尔林丹汗病死青海，其子额哲驻兵于托里图。皇太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天聪九年二月，命多尔衮为主帅，同岳托、萨哈廉、豪格率兵一万前往征讨。多尔衮一路严明军纪，先至锡喇珠尔格招降了察哈尔林丹汗妻囊囊太后和台吉索诺木及所属一千五百户，然后进逼托里图。到达时适逢大雾，多尔衮恐额哲所属人众惊溃逃走，下令按兵不动。他利用额哲之母苏泰太后是叶赫贝勒金台什的孙女这层亲属关系(金台什是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哥哥)，特派已是后金大臣的苏泰太后的亲弟弟南褚前去劝降。　　败亡之后无路可走的苏泰太后母子，遇着靠山强大的亲弟亲舅来说降，焉有不从之理?对方还保证秋毫不犯——对此，主帅多尔衮和领兵贝勒都与额哲郑重盟誓。这样，察哈尔林丹汗的嗣子也归附了后金，还得到了元代的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凯旋归来，多尔衮向皇太极献上这方传国玉玺，后金王廷内外欢声雷动，都看做是一统万年的吉兆，众贝勒是借此事上表称贺并劝进的：得元朝传国玉玺，乃是天意，是天命所归，天命不可违。皇太极是“顺天命”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因此，登基后叙功分封的时候，多尔衮脱颖而出，被封为和硕睿亲王，位在第三，仅次于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满洲统治集团中的后起之秀。 共定风波(4) 　　接着，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第二次征朝鲜，围困朝鲜国王李棕于南汉城。李棕虽然递了请降书，却紧闭城门不出，意在拖延时间以待援兵。皇太极立命多尔衮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与大臣及其眷属所驻的江华岛。多尔衮挥军猛攻，打垮守军的顽强抵抗、包围了江华岛后，立刻派人敦促其投降。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江华岛只得归顺。多尔衮在得到投降书之时，下了一道严令，禁止杀戮降人，送还所掠的朝鲜士女，尤其要对朝鲜王妃王子加以礼敬，不准扰害欺辱众官家属。这一仁义之行，使朝鲜国王非常感激，于是南汉城旦夕而下，李棕率文武群臣出降，向皇太极献上明朝所给的敕印，对大清称臣。　　收察哈尔蒙古和降朝鲜，多尔衮都立了奇功，明朝在辽东失去了两翼的支持，而皇太极则解除了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　　多尔衮不但智谋胜于诸王，英勇善战和统兵之才也在诸王之上。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多尔衮首次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与扬威大将军岳托各统左右翼大军分道伐明。多尔衮从青山关入，岳托从密云东北墙子岭入，两军会师于北京东郊的通州。战败明朝的各路援军后，清军分路出掠，京西千里尽被蹂躏，又转战山东，渡运河，破济南，回过头来掠天津，第二年三月才返回盛京。右翼军统帅岳托病死在军中，而多尔衮统帅的左翼军克城四十余座、败明军十七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俘获人口二十五万，抢夺财产不计其数，给河北、山西、山东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然而这正是作为明朝敌国的大清所必须的：削弱明朝的国力，搅乱明朝的人心，增加自己的财富以解决国内的困难。所以多尔衮又一次得到了皇太极的嘉奖。　　此后，多尔衮又参加了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清军在松锦战场上的两名主帅，一位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一位就是多尔衮。此战歼灭明军十三万，俘获洪承畴。多尔衮更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朝守将祖大寿投降；又攻克塔山、杏山，为清朝入关前与明朝的最后一次大战赢得了辉煌胜利。　　多尔衮因为攻城必克、野战必胜，每每倡谋出奇，而对待皇帝又十分谨慎忠诚，所以深得皇太极的信任，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和一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的济尔哈朗不相上下了。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因病不能视朝时，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裁决朝廷的日常政务。多尔衮此时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多尔衮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他原有老汗王要他继位的遗嘱；他的母亲是尊贵的大福晋；他身为旗主并手中握有两白旗，实力很强；他有显赫的军功；他有卓越的治国行政的才能。行事荒唐的豫亲王多铎无法与之相比，老迈软弱的礼亲王代善也无法与之相比，济尔哈朗因是努尔哈赤之侄更不是他的对手，只有豪格能与他相抗一二，但论政治素质，也相差甚远。其他的努尔哈赤之子，因不是亲王就更没有希望了。　　然而，多尔衮想要继位却很困难。　　反对的声音来自天子自将的上三旗，特别是两黄旗。　　原来的旗主是皇帝本人的两黄旗，自然是大清国最精锐的队伍，集中了满洲的精兵强将，更享受着高于其他各旗的荣誉和待遇。要想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立皇帝之子继位是惟一的途径。豪格在皇子中年长且居亲王高位，久经征战，声望素著，所以两黄旗大臣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他。　　于是，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同往豪格家中，议立豪格为君。考虑豪格出身不够高贵，提出的具体方案是：以豪格继位为帝，以永福宫庄妃之子福临为太子。　　豪格在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和怂恿下也积极展开活动，派人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中告知两黄旗大臣已定：立肃亲王为君。　　为报答皇太极的深恩厚德，济尔哈朗必定主张立皇帝之子以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因此同意两黄旗的意见。但他是主持朝廷日常政务的重要人物，必须顾全大局，提出尚需与睿亲王多尔衮和诸王商量。　　与两黄旗大臣活动几乎是同时，两白旗也在积极奔走计议。他们听说两黄旗要拥立豪格，坚决反对，都说：“若立肃亲王，我等都活不成了!”一致拥戴他们的旗主多尔衮。当多尔衮在朝门坐帐中办公时，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甚至长跪不起，请多尔衮即尊位，并说不仅两白旗大臣、诸亲戚好友，就连其他旗的人都属望于多尔衮。多尔衮却不像豪格那样胸无城府，他端坐不动，并不应允，反而说：“你们这样做，逼得我只有一死而已。” 　　多尔衮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对拥戴他继大位绝非不动心。但他素来谨慎多谋，善于审时度势，想必济尔哈朗已经来找他商量过了，为了打破两白旗与两黄旗各自坚持己见的僵局，多尔衮亲自来到三官庙，召见了两黄旗大臣中的主要人物索尼。　　索尼的回答很坚决，坚持“父死子继”的原则，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口气虽然坚决，“必立其一”，内容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想来两黄旗也已知道两白旗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君的消息，对自己的立场做了一定的修正，后退了一步。 共定风波(5) 　　当时的情势是，原来的天子自将上三旗，显然拥立皇子；两白旗则坚持拥立皇弟；代善的两红旗处身事外作壁上观；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倾向于上三旗。　　这中间还有一股十分重要、往往被忽略了的力量，两黄旗立场的修正，也许正是这股力量的作用。这力量来自凤凰楼下高台五宫，来自身为大清国母的尊贵的皇后哲哲和皇妃布木布泰。　　宸妃海兰珠病逝后，五大福晋只余下四位，皇太极再没有选新人来入主东关睢宫。皇太极病逝时，后宫当属蒙古博尔济锦氏的天下。对于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后宫当然也非常关心，其程度决不亚于激烈对峙的两黄旗和两白旗。她们当然主张立皇子而不是皇弟。　　此时由尊贵的五宫后妃所生的皇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庄妃布木布泰所生的皇九子福临，这年刚刚五岁多；另一个是西麟趾宫贵妃娜木钟所生的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这年还不到两岁。因为皇后哲哲无子，按皇子贵盛的等级而言，福临和博穆博果尔是头一等，地位高于豪格，更高于其他侧妃庶妃所生之子。以贵而言，皇九子、皇十一子最有资格继位。　　就皇后和宫妃的自身利益来说，她们也决不希望与她们毫无亲缘关系、今年已经三十四岁的豪格继位，因为那显然会使她们永远被遗弃在冷宫养老，度过凄凉的余年。而在皇九子与皇十一子两个孩子中，无论是从年岁还是从起主导作用的皇后哲哲的倾向来说，中选的必然是庄妃之子福临。　　两黄旗旗主皇帝本人去世，尊贵的皇后还在，皇帝皇后同是主子，旗下大臣都是奴才，两黄旗大臣怎敢违逆皇后?再说两黄旗及正蓝旗这天子自将的上三旗，在继位问题上，与皇后皇妃有最大的一致处：立皇子。至于立豪格还是立福临，对上三旗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两黄旗大臣们或是被召进凤凰楼，或是得到后宫之主派人送来的懿旨，向他们指出：两白旗坚决反对豪格继位，如果两黄旗依旧坚持，将会产生僵持不下甚至内乱的后果，不如就立福临，可以两全。　　这就是当多尔衮在三官庙召见索尼时，索尼态度变化的真正原因。　　上三旗态度改变，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也会跟着改变。两红旗终是骑墙，不足为虑，关键就在两白旗有没有可能改变态度，最重要的就是多尔衮能不能退让了。　　皇后哲哲召见了睿亲王多尔衮。　　多尔衮曾多次出入后宫，不仅因为他是皇太极最信任最重用的幼弟，还因为他的嫡福晋也是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家族的格格，是庄妃的堂姐、皇后哲哲的堂侄女。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七月，皇太极又把东衍庆宫淑妃带来的，她与林丹汗所生的蒙古格格赐婚给他。所以，多尔衮与现存的四大福晋中的三位都有姻亲关系。　　清宁宫中，皇后以国母之尊，表示了立皇子的强硬态度，告诉多尔衮上三旗和镶蓝旗的退让程度，即可以扬弃豪格但决不立皇弟。她希望他为国家大局着想，不要因争位而使祖宗百战艰难而获得的宏业毁于一旦，妥善化解目前的僵局。为此，皇后提出了立福临、设摄政王的主张。　　多尔衮来到西永福宫探望皇后提出的皇位继承人——尊贵的皇九子。然而，他面对着的是孤苦零丁的母子俩：布木布泰和她五岁的小儿子福临。　　丧夫的剧变和为儿子能否继位的日夜思虑焦劳，虽然使布木布泰憔悴了许多，但无损于她的美貌和她特有的优雅气度，这正是多尔衮多年来最为熟知、最为倾慕，也是他从任何别的女人身上都看不到、得不到的东西。她是那样妩媚动人、楚楚可怜，一双明净如秋水的眼睛却永远因为蕴藏着智慧而显得深不可测，就像两汪清洌的寒潭水。　　多尔衮抚慰了幼小的侄儿，而后便与布木布泰长久地对视着，默默无言。　　其实，他们两人已无须多说什么。　　他们之间并不隔着任何东西。　　他们自十二三岁，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就彼此熟知；在家族内，他们各自都因在自己的一群中出类拔萃而相互倾慕；他们更因志同道合而暗自引对方为知己，在有关进退升迁的内外事务上，他们都会暗中为对方出力帮忙；尤其在宸妃海兰珠专宠后宫、布木布泰失宠的后几年里，他们的心向往之的神交，迅速地上升为彼此的爱恋，“郎有心，妾有意”。只是因为宫禁森严和名分的限制，他们一直把炽热的爱恋压在心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　　如今，海兰珠去了，皇太极也去了，按照满洲和蒙古的传统习俗，兄死嫂嫁弟，除了皇太极的丧期这个问题之外，他们两人由叔嫂变为情侣，甚至变为夫妻，已不存在什么障碍了。但布木布泰何等聪明，她绝不会在此时匆忙地付之行动，她可以用目光、用表情，甚至用有意无意、半推半就的某些姿态表达心意，然而，必须在福临登上皇位以后，她才会实现以身相许的承诺。　　多尔衮面对这样的情势，如何抉择? 　　和硕兄礼亲王代善，也被请进清宁宫，同皇后皇妃商讨过继位的人选。老迈的礼亲王总是那样模棱两可，其实他心里有数，也已拿定了主意。　　后宫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秘而不宣的，都是由皇后哲哲出面的。但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真正的策划者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因为只有她在高台五宫的大福晋中具有这样杰出的政治才能，因为只有她的儿子即位当皇帝，她的地位才能从第五升到第二，才能当上皇太后。 共定风波(6) 　　皇太极是八月初九日去世的，直到他死后的第六天，八月十四日，议立嗣君的诸王大臣会议才在崇政殿前召开。这六天中有多少幕后活动，难以记述。现在到了公开较量的白热化阶段了。　　这一天的黎明时分，两黄旗大臣便会于大清门对天盟誓，要同心协力，誓立皇子，并命令两黄旗的巴牙喇兵(即皇宫禁卫亲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说是保卫会议，实际是控制会议，以武力相要挟。这使得议立嗣君的会议一上来气氛就非常紧张。　　崇政殿，是皇太极生前处理朝政的皇宫正殿，直到此时，他的棺柩遗体还停放在殿中。诸王大臣就要在先皇的灵柩前上演一出嗣位争夺战的大戏了。　　会议开始，索尼和鳌拜抢先发言，提出了立皇子的要求。多尔衮命大臣们暂退，因为这是诸王议立嗣君的会议，大臣无权参与。大臣们遂退后静听，不得出声。　　沉默片刻，资历最高、年长威重的礼亲王首先发言，他说：“帝逝当立皇子。豪格乃帝之长子，当继皇位。”第一句话，表示了他无意于争位，也不同意皇太极的其他兄弟继位的基本态度；第二句话是他欲擒故纵的伎俩。他其实已经知道豪格被两黄旗和后宫协议弃去，提出豪格一来加重立皇子论的分量，二来也维持他和豪格的良好关系。　　郑亲王济尔哈朗接着表示附和礼亲王的意见。　　肃亲王豪格显然深知内情，此时便冷冷地说：“我福少德薄，不能当此大任!”说罢，竟退出会场。　　豪格一走，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就更加坚决地反对立豪格，说两白旗大臣都怕豪格继位后不得活路，可知他如何的不得人心。　　本人退席、反对者又非常强烈，代善和济尔哈朗顺势收回提议。这样，就以豪格性柔、能力不足以服众为理由，否定了豪格的继位可能。　　趁此机会，白旗二王多铎和阿济格立刻劝睿亲王多尔衮继帝位。多尔衮却不明确表态，犹豫未允。　　多铎按捺不住，竟急不可待地说：“睿王若不允，就该立我!汗父遗诏中列有我的名字!” 　　多尔衮立刻反驳他：“汗父遗诏中也有肃亲王的名字，不独有你一个。” 　　多铎气鼓鼓地说：“要是不立我，论长就该立礼亲王!” 　　礼亲王一听多铎提到的三个人选：多尔衮、多铎自己，还有他代善，都是皇太极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皇子，便十分圆滑又十分巧妙地说：“睿亲王若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还是应该立皇子。我老了，难胜此任了。” 　　代善把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落实到了“立皇子”，这无疑是对两黄旗大臣的一种提示，也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一齐佩剑而前，大声说道：“我们吃穿都是皇帝恩赐，养育之恩大于天!如果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皇帝于地下!” 　　会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因为两黄旗大臣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如果不立皇子，他们便不惜兵戈相见、血染崇政殿了! 　　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代善连忙声明说：“我乃皇帝之兄，因年老已多年不问朝政，又怎么能再参与议立大事呢?”说着，起身而去。　　阿济格也跟在礼亲王后面一起退出会场。　　多铎眼看事态突变，便也知趣地不作声了。　　怎样打破僵持，解决继位大事呢?多尔衮面临着千钧一发的严重形势：自己若坚持登上皇位，不仅会导致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分裂、八旗军的分裂，还会产生内讧、内战等不堪设想的可怕后果，最终断送大清国的前途。机敏的多尔衮终于以大局为重，毅然放弃了继承皇位的第二次机会。他顺着两黄旗大臣的话说道：　　“你们说得对!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就当立皇九子福临为帝。只是他还年幼，由我和郑亲王左右辅政，分掌八旗军。待他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一折中方案，符合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原则，上三旗的地位不失；两白旗因旗主多尔衮为摄政王也得到实利；济尔哈朗与代善都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也是皇太极崇德末年的实际状况，不会引起非议。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再度达到新的平衡。于是，形成了决议，共作誓书，对天盟誓。　　盟誓的地点仍在崇政殿，诸王、贝勒，满、蒙、汉文武大臣都参加盟誓效忠，共奉幼主福临为帝。时间就在争议的同一天，八月十四日。　　这一次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皇权之争就此结束。后来虽然又发生过几件意在推翻公议、再立多尔衮的事件，但已经不能改变大局了。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岁的福临在大政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盛大典礼，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尊中宫皇后哲哲和生母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为皇太后，命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当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群臣跪迎小皇帝登上八角金殿的宝座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宝座，两次都应该属于他，但两次都因为当时的形势使大好机会从身边溜走了。就算多尔衮的能力不及皇太极，难道也不及这个五岁的孩子?同是努尔哈赤的子孙，难道多尔衮就没有当皇帝的命? 　　在多尔衮苦涩的心里，要说还有几分安慰的话，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情怀，大丈夫为他所爱的女人作出牺牲后所感受到的小小甜美了。 太后下嫁(1) 　　“天厌明祚”是句史书上常用的话，如果把天意看成是民心的总和，那么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明朝之亡，亡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的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已谕令各衙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皇太后布木布泰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使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可见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见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历史又给清朝送来了极好的机遇，一份厚礼：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泣血求助”借兵，请“灭流寇于宫廷”，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紧紧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立刻率军急进，奔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日，清军赶到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欢喜岭上会见了吴三桂，二人攥刀为誓；　　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合兵在石河战场大败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定鼎燕京。　　这正应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朱家——明朝，李家——李自成，赵二哥——清朝，说得准确而深刻。多尔衮不愧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继承者，不愧强悍的女真民族的后起之秀，由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胜利! 　　他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是清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为入关拆除了民族樊篱。　　定鼎北京后，他放手让范文程处理日常政务，安抚民心，甚至下令停止剃发令以顺民情；礼葬崇祯皇帝，为造陵墓，令军民服丧三日；宣布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从当月起，开始减免各地的田赋；八月，他下令免除了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等等。这些精明有力的措施，使入关新到的统治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在继续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他又用重兵压境的招抚手段，使山东、山西两省迅速归附，并立刻建立起两省的地方政权，负起守地治民、筹措粮饷的重任。有了这两省从东西两翼拱卫京师的有利态势，清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立住了脚。山东、山西的这种模式，成为后来清王朝统一战争中的定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或总督、巡抚派到哪里，去立刻建立起地方政权。这是它在长期的激烈战事中，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自成号称雄兵百万，转战千万里，被他的敌人骂为“流寇”，这个“流”字，正说着了他的弱点。多尔衮的强点却正是避免“流”，着力于“定”。这恐怕也是多尔衮最终打败李自成的一个政治素质上的差异吧。　　留在盛京的人们，当然为大清开国以来的最大胜利欢呼雀跃，沸腾不已。 太后下嫁(2) 　　摄政王的一次次捷报，除了带来一次次欢庆之外，更给许多人带来一次次的不安。多尔衮入居明朝大内武英殿，被京师人称作九王，以致关内人只知有九王，不知还有皇帝等等，这一系列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时，疑虑更加深了—— 　　多尔衮出征前紧急征兵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方面都惊异地报道说清朝前后兴师，从未有如此之大举。精兵强将、精壮男丁都被摄政王带去，留守盛京及各要地的，多属老弱病残。如果多尔衮有异心，盛京的小皇帝、两宫皇太后及留守各处的人马能有什么辙?还不是干瞪眼儿? 　　那么，多尔衮会不会有异心呢? 　　就在一年前，他本是诸王会议中提出的帝位继承人之一，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两白旗势力不敌，不得已而退让，如今呢?他手握重兵，有谁的实力能与他相比?他想要称帝，还不轻而易举? 　　再说，明朝宫室壮丽辉煌，中原繁荣昌盛，富贵风流，就是铁石心肠也难自持，他难道就不动心? 　　很多人心里打鼓，最紧张的应该是现任皇帝，六岁的福临。他或许因为年幼，尚不知道利害，并不着急，还有比他更揪着心的人替他顶着，那自然就是福临的母亲、皇太后布木布泰了。她除了害怕儿子的皇位受到威胁，除了害怕自己的尊贵地位丧失，还有一分害怕情人变心的苦闷。　　可以想像，多尔衮出征前对布木布泰的海誓山盟；可以想像，他们如愿以偿地共度了许多甜蜜的时光。布木布泰愿意相信多尔衮。但他和她一样，都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和素质，决不会把情感放在高于政治权力的位置上。　　关山阻隔，千里迢迢，布木布泰又一次感到了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　　四月初九出征，如今已是六月了!…… 　　就在六月最炎热的日子里，辅国公吞齐喀和固山额真何洛会由北京驰返盛京，禀奏两宫皇太后，以“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为词，要迎请顺治皇帝南下入关进京。　　从两位来使口中，布木布泰得知了入关后紧张繁忙的详情。　　原来，在京畿地区初步稳定之后，对下一步棋怎么走，在北京的清廷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过激烈的争论。武英郡王阿济格主张应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后留置诸王镇守燕都，大兵则回盛京或退保山海关，这样才能免除后患。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仿效宋金议和，实现南北分治，由清王朝占有原金朝版图，加上北方的辽阔领土，也是女真人从未看过的大国了。这正是皇太极生前的理想。第三种意见，力主迅速发兵西进南下，及早统一全国。这种意见的积极鼓吹者，多为故明降臣。　　摄政王多尔衮选择了第三种意见，作出了统一全国的决策，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奋斗了两代人的大业又推上了一个新的更加灿烂辉煌的高度! 　　为此，须要把国都移往北京，恭请皇上与两宫皇太后裁夺。　　布木布泰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不仅为了母子们得到保全，更为自己没有看错人托错人而庆幸，多尔衮的过人才略、蓬勃的进取精神以及他对母子们的一片忠诚，使布木布泰宽慰、欣喜又感激。她强自抑制着情绪，直到回到她的永福宫，才面对西南方，遥遥地轻声呼唤，让欢喜的热泪痛痛快快地流下来。　　七月初八日，正好是福临在大政殿命将出征往定中原的整整三个月之后，小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前往福陵和盛京太庙，以底定中原、迁都燕京，祭告列祖列宗。　　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起驾，由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扈驾，离开了盛京。福临和他的嫡母哲哲从此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九月初，顺治皇帝驾过山海关；九月十二日，驾至永平府；九月十八日，驾抵通州，摄政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至通州迎驾。　　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驾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十月初一日，六岁的福临行定鼎登基礼，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即皇帝位于大内武英殿，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十月初十日，顺治皇帝于皇极门颁发登极诏书，布告天下。全文共五十五款，对故明宗室勋臣、文武官员、进士举人、食廪生员、山林隐逸，乃至商贩车户等，在政策上作了种种优惠的规定，同时正式宣布废除明末三饷，并严禁各地官员侵渔扰害百姓。这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的一篇极其完备的开国政策声明。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可以从后来一年中清朝统一战争的顺利发展中窥到。　　此日，顺治皇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正式给予他独秉大政的权位，赞扬他的功业超过周公，因他定鼎燕京、征伐中原功劳最高，特地为他建碑纪绩。　　这当然不止是幼小的福临自己的认识，这里面更饱含着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推重赞赏与感激之情。　　之后，加封郑亲王为信义辅政叔王，恢复豫郡王多铎为豫亲王，恢复豪格的肃亲王爵位，加封武英郡王阿济格为英亲王，并大封了一大批宗室的有功者为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　　同月，授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全军共两万余骑；授　　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所部，全军共三万余骑，西征南下，追剿农民军，开始统一全国的大规模征讨。多铎一路，从河南怀庆直攻潼关；阿济格一路，取道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然后两路南北夹击，攻破西安。被击溃的李自成大顺军退往陕南，再退往商洛地区，在次年的五月里，主力损失在湖北通山，李自成也牺牲在通山县的九宫山下。 太后下嫁(3) 　　多铎原有南下江南，征讨南明的使命。在配合阿济格完成攻破李自成的任务之后，便率军掉头南下，分兵三路，出虎牢关、出龙门关、出南阳府，不到半个月，就杀到了河南安徽交界处的归德；又十天，攻陷徐州、颍州、太和等处，兵锋所至，凌厉无前，很快就逼近到了长江边! 　　多铎这个人，极富特色，在清初诸王中别具一格，属于历史上比较少见的那路奇人。他本是努尔哈赤最心爱的老儿子，自幼恃宠而骄是可想而知的。父死母生殉，给当时只有十一岁的他造成心理上的重大刺激，所以一直表现得性情乖张，行为荒唐，使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大伤脑筋。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二十二岁的多铎并无大功，竟也得到和硕豫亲王的爵封，还让他掌管礼部。皇太极对他特殊提拔培养，他却不买账，皇太极所喜爱的有功之人，他厌恶；皇太极所深恶痛绝的背叛之人，他反加以同情，处处跟这位汗兄唱反调。到了元旦庆贺之际，多铎竟故意用疲马进献给皇太极贺节。被指责时推说是闹着玩，哈哈一笑了事。　　兄弟情分的事，皇太极尚可忍耐，却不能原谅多铎在战场上表现怯懦。崇德二年皇太极征明，多铎率本部兵五百人与明将祖大寿所率八百兵相遇，祖大寿率兵进击，多铎竟不战而退，致使阵亡九名，失马三十匹。多铎又懒散贪玩，直接影响征战大事。早在天聪年间随征察哈尔的时候，他就因恋念妓女，不愿久战，着急回家。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九月，其兄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出征，皇太极率诸王大臣送行，多铎却借口避痘不去，在家中携妓女管弦欢歌，还亲自穿上优人戏衣，涂脂抹粉地演戏为乐。为了这些悖谬行为，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五月，皇太极召诸王大臣，历数多铎之罪，降亲王为贝勒，罚银万两，夺所属牛录三分之一给其兄多尔衮和阿济格。后因松锦大战，多铎有了战功，才被晋封为豫郡王。　　皇太极去世、福临即位以后，身为皇叔的多铎仍不见有多大长进。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十月，多铎因谋夺大学士范文程之妻，被罚银千两。次年三月，即他受命随摄政王出师南定中原的前一个月，多铎又因游猎于山林禁地而被议罪。　　是形势的突变，给他建功立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他成为开国诸王中战功最著的一个。所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多铎就以这样的雄姿，驰骋在中原大地，席卷了整个江南! 　　在多铎身上，具备了父兄的所有特点。　　当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里，他挥师南下，强渡淮河，势如迅雷猛电，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兵临扬州城下。围城七日，他数次派人招降明军统帅史可法，均遭拒绝。四月二十五日，他下令用红衣大炮攻城，摧毁了城内军民的顽强抵抗，俘获史可法，多铎再次劝降遭拒后，便斩史可法、下屠城令。十日屠城，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死于清军屠刀之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　　对比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大杀汉人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镇压反抗的时候，多铎和他的父亲一样，凶暴野蛮，带有浓重的原始兽性。　　多铎挟着血洗扬州的威焰，乘势渡过长江，五月初八日占领镇江，南明的武装力量尽都投靠清朝，二十三万守卫南京的军队也很快放下武器，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五月十四日，多铎的前锋抵达南京城下；五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开进南京城，宣告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灭。由于事先将招降安民告示遍挂通衢，也由于扬州屠城的威胁所至，多铎进入南京时，南明的大批官僚，冒着滂沱大雨跪在道边迎降。次日，南明的文武各官，争趋朝贺，相当于今天的名片的职名红帖堆了十数堆，每堆高达五尺。　　多铎占领南京后，却又如皇太极一样，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他亲自去拜谒了明孝陵(朱元璋墓)，对被弘光帝囚禁的所谓崇祯“太子”，奉若上宾。他命南明大小官员每日照旧入内办事，一概予以留用。他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属，以示崇敬。他下令将八名抢劫百姓的八旗兵斩首。另外还郑重出告示于各城门，说：　　“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这些举措，安定了民心，也颇得士心。也由于江南百姓饱受南明暴政之苦，对新统治者存有希望和幻想，使得多铎的大军从南京到杭州，一路长驱直入，节节胜利，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许多地方，可说是传檄而定，杭州的明潞王、绍兴的明淮王都投降了清朝。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全国最富庶的江浙全境，多铎的胜利，可谓空前。　　从多铎占领南京后的策略行动中，不是又能看到他的汗兄的某些影子吗? 　　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大兵日久劳苦，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及洪承畴前往替代驻守江南。十月十五日，多铎班师还京。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到南郊迎接，并赐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又加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　　从清军入关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打垮了李自成数十万大军，推翻了腐朽的南明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和江南地区，进展神速如霆击飚举，战功显赫令人心惊目眩，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可谓罕有其匹!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摄政王多尔衮的善于审时度势、博采众议，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是主要原因。对清王朝而言，多尔衮居功至伟。 太后下嫁(4) 　　可惜这位具有杰出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摄政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竟在胜利之际，不听任何劝阻，悍然发布了剃发令!这本来是由他因认识到不顺民情而自责、而下令停止推行的法令，却又由他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形式布告天下：凡“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入关之初，多尔衮为了安置大批满洲贵族官兵，发布过圈地令，发布过强迫汉人投充旗下的投充法以及防止投充汉人逃跑的严酷的逃人法，历史上称之为清初三大弊政。平心而论，前者对于征服者的满洲贵族而言，势在必行，后两法也是满族当时所处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跑马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波及山东等邻省，投充为奴的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终究是少数，所以这三大弊政还是局部性的弊。剃发令就不同了，它关系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个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这道侮辱人格、损害民族感情的法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广大汉民百姓的反抗。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帖然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入关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就这样毁于一旦，再次统一全国，又花了整整十七年!这十七年间，清朝劳师糜饷，战事连年，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失却了他素来的明睿，不但不能预见这些弊政的严重后患，也收起了入关之初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风度，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民族高压政策，竟然在朝廷下令说：“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勋劳日著、地位日崇、威望日高的多尔衮也不出此例。由于入关大战，他和他的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已掌握了两白和正蓝三旗，又对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以致两黄旗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衮。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八月，他借故罢济尔哈朗辅政，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又以微罪为口实，将平定山东、四川，镇压大西军，射杀张献忠有大功劳的肃亲王豪格监禁致死，最终除去了自己的最大政敌。　　从努尔哈赤起兵，为帝业东征西杀开始，爱新觉罗氏家族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皇族一样，在奋斗的过程中，充满了骨肉相残的血腥气。多尔衮借刀杀豪格，不是第一件，也决不是最后一件。政治斗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也是客观规律。　　顺治帝福临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是个幼童，再聪明也无法过问朝政。接受群臣朝拜，举行各种大典，他都只不过是个傀儡，是个象征。一切军国大事，由摄政王掌管。摄政王自然也须向小皇帝奏事，表示对皇帝至尊的承认，其实也是在向小皇帝的母亲两宫皇太后奏事。这时的摄政王对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说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摄政王凡有所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无不允准。一些朝廷大臣的尊崇摄政王的提议奏疏，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想巴结多尔衮，还是他们受多尔衮暗示所托，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也都一概同意，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不断给多尔衮加尊号，为多尔衮歌功颂德。　　宫中的这些举措，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所谓心甘情愿；后来就成为不得已了。因为宫中的母子们只有富贵而没有权势，他们的存在，只能仰仗摄政王。好在多尔衮与布木布泰的情分一直不薄，以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彼此支持、互相配合，使得顺治初年的清朝统治集团能够基本上维持稳定团结和进取精神。　　入关之前，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或许已经有了娶嫁之约。但入主中原以后，战事频繁，国政丛集，一时难以顾及；而且布木布泰作为天下之母，出嫁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多尔衮因君臣之分的限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自然，他们因国事、因皇帝的教养、因自己的私情经常来往，当时也不会在满蒙八旗中引起什么非议。因为就亲族关系而言，布木布泰是寡嫂，多尔衮是小叔，按满蒙习俗原有婚姻之分。此时满洲是新来的统治者，威焰正盛，处于奴才地位的汉臣汉人，谁敢议论皇族的家事，谁敢对满洲的习俗说半个不字! 　　但情况正在变化，敏锐的布木布泰感到，越来越不对头了。　　不错，她支持多尔衮集中大权于一身，为的是处于复杂而又变化剧烈形势下的大清朝廷，能够迅速适应变化、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她相信他的明智和才干。多尔衮打击豪格并监禁致死，她也不曾反对，因为皇长子豪格是对她的儿子皇九子福临帝位的潜在威胁，除去豪格也是除去一个后患。　　但另一个威胁的阴影却笼罩到福临头上，更大也更现实。这威胁来自她所信赖和亲近的多尔衮。多尔衮的举动越来越出格，布木布泰的不安日益强烈。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因清军攻占南京，叙功，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于是提议说：皇叔父代天摄政，赏罚等同于朝廷，因此必须加礼，开了诸王大臣对多尔衮行跪拜礼的先例，以后便形成了制度。 太后下嫁(5)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多尔衮借口处理紧急军情需要，竟将贮存在紫禁城宫中的皇帝专用印信兵符，取回他的睿王府贮存使用。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年底，新年朝贺大典即将来临，多铎领受多尔衮的示意，联合济尔哈朗上奏，说多尔衮因有风疾，不胜跪拜，请免去君前行礼。十岁的顺治皇帝当然照准。但，普天之下，什么人能在天子面前不跪不拜?为什么多尔衮不愿在他已经跪拜了五年的小皇帝面前继续跪拜了呢?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是多尔衮在朝廷里威风大发的一年。这年三月，摄政王以包庇部下冒功之名，将刚从四川凯旋而归的肃亲王豪格议罪削爵，下了大狱。随后又算老账，指责济尔哈朗当初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的私议，将去年已经罢了辅政的郑亲王降为郡王。　　这一切，表明这位皇叔父的野心正在日益膨胀，摄政王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但是促使布木布泰下最后决心的，却是一条由她的耳目私下传递，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多尔衮卧病时，曾对他的心腹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我哪里会得病呢?” 　　这句话的中心是“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不过是个陪衬。他若真的达到了做皇帝的目的，皇储未必还属于福临。　　情势极其危急，母子们的前途顿时变得凶吉难卜，恐怕是凶多吉少。　　布木布泰与多尔衮私会时，也探过他的口气，但这样的篡夺大事，又与布木布泰休戚相关，就是最亲密的情侣，也不可能透露一分一毫，何况多尔衮又如此精明、如此老谋深算? 　　布木布泰为了防止母子们坠入厄运，终于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国母太后之尊，下嫁摄政王多尔衮! 　　降尊下嫁，是布木布泰主动提出来的。时间当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前后。为了更有力地制约多尔衮的野心，她要把太后下嫁的婚礼办得格外隆重，格外豪华，格外引人注目!要办得天下人皆知! 　　首先，通过顺治皇帝表彰多尔衮治国平天下的大勋劳，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将皇叔改为皇父，已经表明了多尔衮与皇帝和太后关系上的质变。　　其次，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发布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书，布告天下。　　再其次，命礼部为太后下嫁增添新的仪注，使这次婚礼成为一次国家大典礼。　　最后，把婚礼定在了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二月初八日，因为这一天是布木布泰的生日，太后诞辰称圣寿节，原是万民同庆的日子，再加上婚礼，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节庆的气氛更加热烈喜兴了。　　婚礼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京师及天下百姓都沾到了喜气。诸王贝勒和满蒙贵族、八旗将士，都为此欢欣畅饮；汉官汉民尽管心里称奇，表面上一样称贺不已，传为千古佳话。真正了解布木布泰苦心的应该是中宫皇太后哲哲，后宫的两位太妃娜木钟和巴特玛·也全力支持这一婚事，道理很清楚，对她们而言，如果多尔衮篡位，她们只能是皇嫂，论尊论贵论富，比太后和太妃就差得太远了。　　顺治皇帝这年已经十二岁，还不懂汉文、不会说汉话，在满蒙额娘和嬷嬷的教养下，熟知本民族的习俗，母亲再嫁并不是什么令他觉得羞耻的事情，以他的聪颖和额娘们的提示，他能够理解母亲的行动意在保护他的皇位。　　太后宫中，张灯结彩，合卺宴罢，进入洞房。一双新人，原是旧相识，新郎三十七岁，新娘三十六岁，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爱爱恨恨，终于有了今天，也算如愿以偿了。　　多尔衮并非傻瓜，但此时他被皇父摄政王的崇高称号捧得意气洋洋，被新婚妻子的柔情蜜意迷得晕晕乎乎，等到他明白自己掉进了桃红色的、甜美柔软的，却是难以摆脱的罗网时，已经晚了。　　关键就在太后下嫁的这个“下”字上。　　这一个字规定了多尔衮的名分和地位。　　就像公主下嫁一样，驸马的地位再高，也越不过公主的尊贵；他号称皇父摄政王，也仅只等于是太后的“驸马”，地位总是在太后之下的。他只能是皇帝的继父、太后的后夫，仿佛此后二三百年后欧洲那些女王的“王夫”，决不是王一样，无论是名分还是等级，他都不可能称帝。婚姻关系的羁绊、以周公相许相期的激励，使他的野心几乎化为流水。他只能做那个在历史上因辅佐侄子成就帝业而德高望重的周公了。　　公主下嫁，从来都不是嫁到夫家去，而是专建公主府。布木布泰身为太后，就更不会屈居睿王府了。只有摄政王不时进宫中陪伴太后，才是正理。但这桩婚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驸马”的多尔衮自己还有一个妻妾成群的大家庭、一处富丽堂皇不亚于皇宫的睿王府。他只能用大多数时间在大内与太后同宫而居，间或回王府照看照看。他的妻妾们纵然不满也不能说什么，因为论尊论贵，论才论韵，她们都绝对无法与太后匹敌。这更是对多尔衮的又一重束缚了。　　不过，布木布泰也给了多尔衮极大的补偿：他以皇父摄政王的身份，处理一切政事及批示本章，可以不奉皇上之命，概称诏书圣旨下发。他已经握有皇帝的权力，其实就是代理皇帝，然而终究还是个假皇帝。因为他绝不能居皇帝之宫，绝不能登皇帝之宝座，绝不能称万岁在太和殿朝会时受诸王百官朝贺等等。天下仍然是顺治的天下，大清的皇帝仍然是福临。 太后下嫁(6) 　　顺治六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太后下嫁的后一个月，三月十八日，多尔衮的有力助手、他的同胞弟豫亲王多铎因患天花而病死，时年三十六岁。四月十七日，布木布泰最亲近的情同姐妹的姑妈、中宫皇太后哲哲崩逝，享年五十一岁。十二月二十八日，多尔衮的嫡福晋博尔济锦氏又亡故了。多尔衮失了臂膀，布木布泰成了后宫独尊。这一连串的丧事给他们都带来极大的悲痛，但在实际利害上，却是一失一得，布木布泰又胜了多尔衮一筹。　　多尔衮的壮志难酬，心理不平衡，除了政事上许多失误失策以外，贪欲也日益膨胀，出现许多不明智的举动。　　如，他私自为他的嫡福晋加谥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如，在嫡福晋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次年正月，他又将他的政敌肃亲王豪格之妻、他的嫡福晋之堂妹娶过府来。同时还派人去朝鲜选美女。　　五月，朝鲜派遣使臣送美女来到，多尔衮亲自到连山迎接，即日成婚。　　至此，他的正式妻妾已达十人之多：　　嫡福晋，科尔沁博尔济锦氏青巴图鲁桑噶尔寨台吉之女；　　继福晋，佟佳氏尚书孟噶图之女；　　三娶福晋，扎尔莽博尔济锦氏根杜尔台吉之女；　　四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锦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　　五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锦氏索诺穆台吉之女；　　六娶福晋，朝鲜李氏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　　媵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布延图台吉之女；　　媵妾，博尔济锦氏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　　媵妾，济尔莫特氏帮图武之女；　　媵妾，李氏李世绪之女。　　算上他夺得的豪格嫡福晋和下嫁的布木布泰，共十二人。　　如果她们按本民族的风俗、按各自原有的身份穿着打扮起来，会是怎样丰富绚丽的景象呢?有满族，有蒙古族，有朝鲜族，有汉族；有成吉思汗黄金血胤的林丹汗的公主(第一位媵妾，应是皇太极的淑妃带来的那位她与林丹汗所生的格格)；有科尔沁蒙古诸多王爷的女儿；有朝鲜皇室的郡主；还有满洲皇亲大臣的贵女。身份最高的，自然是当朝太后布木布泰了。　　这是一幅历史画卷，是清朝初年统一女真，征服蒙古、朝鲜和中原的开疆拓土历程的真实记录，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尽管在一般人眼里，多尔衮是享尽了艳福，但他的最大烦恼也是尽人皆知：有十二名妻妾，却生不出一男半女。无奈只得从拥有八子九女的亲弟弟多铎家过继来一个儿子——多铎的第五子多尔博。多尔博的生母正是多尔衮五娶福晋的亲妹妹，血缘最近。　　到了这年七月，身体虚弱又娇贵的多尔衮因嫌京师炎热，要在边外筑避暑城，竟不顾百姓死活、不顾国家的严重财政危机，向全国加派地丁银二百五十万两，一反他入关初废除明末加派三饷的初衷。　　这些行动，可以看成是他对布木布泰的婚姻束缚的反抗和示威，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布木布泰的纵容，甚至怂恿。　　多尔衮年近三十以后，身体就不很健康了。所以，顺治元年他刚刚当上摄政王的时候，豪格就曾与人私下议论说多尔衮身体多病，难以永寿，不是有福之人，活不了几天等等。豪格还因此得罪被幽禁除爵，直到顺治帝定都燕京，发大赦令，豪格才得以复爵。入关以后，军政事务繁杂劳累，多尔衮又大权独揽，负担很重，身体情况只会变差。用贪欲、用女色来诱惑一个体质本来就不好的多尔衮，只能使他越来越衰弱，戗害他的元气，甚至送掉他的性命。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布木布泰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真可说是煞费苦心了。　　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这种推测未必没有道理。　　总而言之，这一年，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的十一月，多尔衮仿照他的汗兄以打猎边外来消病健身，终于无效，十二月初九日病死在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最大的威胁解除了，布木布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可是回想与多尔衮二十多年的情爱和波折，又不免痛痛地大哭了一场。　　多尔衮生前的最大愿望不过是做皇帝，没能得到，布木布泰决定在他死后给他一个满足：十二月二十六日，顺治皇帝下哀诏于中外，称颂多尔衮的至德丰功，决定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　　可叹的是，即使是死后尊荣，也不是容易维持的。多尔衮专擅朝政、大权独揽的时候，树敌太多，引起公愤，追赠的皇帝也不过当了四十来天，就因生前的谋逆大罪而削爵、黜宗室、毁坟、财产入官，连过继来的儿子多尔博也归宗，回到豫亲王多铎名下了。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乾隆年间，才由乾隆皇帝本人为多尔衮平了反，恢复王爵，追谥为忠，配享太庙，并命多尔博一支再次过继，承袭其爵世袭罔替，成为清初的八个铁帽子王之一。　　太后下嫁之谜的主角布木布泰，经历了一场场政治斗争的洗礼，越加成熟老练，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辅佐了两代幼年皇帝——顺治帝福临和康熙帝玄烨，对清初的政治格局、对大清帝国的兴旺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是一位对国家、对民族有着重大历史功绩的政治家。 太后下嫁(7) 　　当她暮年回首往事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这一段延续了二十余年、几乎占了她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的恋情，一定不会忘记短短的一年多的第二次婚姻。这对后世人是一个谜的故事，对于她来说，不是更像一个美丽的春梦? 　　就下嫁这件事本身而言，既是民族习俗所规定，又是那个时期的道德规范所承认，说布木布泰会因此感到对不起丈夫，恐怕是用汉族人的心理测度来的。稳定了国家，抚育培养了两代幼年皇帝——太宗皇太极的亲儿子和亲孙子，布木布泰临死时应该是无憾的，她可以告慰丈夫于泉下了。所以她遗命靠近儿子的孝陵安葬自己，确是因为她自己所说的，太宗陵墓奉安已五十年之久，不可为她开启轻动，而且她的心最眷恋的还是福临、玄烨父子俩，只有不远离他们，她才得安心。　　她逝世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五岁。　　作者对太后下嫁之谜的诠释，不过是一孔之见。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对清初历史的知识和理解，作出自己的判断，一定能揭示出更接近真实的谜底。 顺治帝出家了吗(1) 　　公元1638年的夏历正月三十日，入夜之后，沈阳清宫凤凰楼下一片沉寂，断断续续的女子悲泣声，使得这沉寂越发厚重，越发凄凉。　　到了戌时，也就是现在的晚八九点钟，西永福宫里忽然亮起红红的灯火，人来人往，灯影憧憧，似乎很热闹，但人们都悄声细语，连安置铜盆、烧水倒水都尽量减轻声响，仿佛都悬着一颗心。几声细细的“咿哦”之后，突然间“哦哇哦哇”的婴儿啼叫响彻夜空!初生的孩子可不管宫里和大人们的忌讳，只顾大口地呼吸着人间甘美温暖的空气，亮开他的大嗓门，宣告自己的降生。　　“是个男孩儿!”这一声报告，令疲惫的产妇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笑得不觉落下泪来。可是看到众人高兴得要拍手笑出声的时候，她又摇摇头，用眼睛向大家示意：不要得意忘形。　　人们围观这个小小的婴儿，口里不住地赞叹：　　“瞧呀，小皇子头顶胎发竖得那么高，将来定是长寿!” 　　“看他方面大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哭的声音多有劲、多响亮!将来准是文武全才，国家的顶梁柱!” 　　“小皇子命好哇!前天皇太子刚走，今儿个他就来了，可不正好填了空吗?……” 　　最后这句话被产妇叱住了：“不许瞎说!” 　　这婴儿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他的母亲，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这一年岁在戊寅，是大清崇德三年，大明崇祯十一年。　　那么多赞美的话，都在预言这个孩子的锦绣前程，如果当时有人说，这个孩子将出家当和尚、将英年早逝，此预言者不仅将挨耳光、挨鞭子、挨大棍、得罪下狱，旁人也实在不能够相信的。　　遗憾的是，顺耳的颂词往往落空，而逆耳的预言却常常成真。　　君主与和尚，确实是人生境界的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热闹，一个极端冷静。　　皇帝称万乘之君，天下至尊，治理国家，统治万民；和尚却须斩断尘缘，不与世事，清净无为。　　皇帝锦衣玉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可以穷奢极欲；和尚却须清苦修行，面壁持戒，不茹荤、不杀生。　　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佳丽三千人；和尚却须不动色欲，无妻无子无亲人，要修金刚不坏之身。　　一个普通人，想要走向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无论就机缘还是人情而言，都不容易；而要想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就更是令人人惊讶的奇闻了。　　和尚参佛，道士修仙，再加上孔老夫子的儒教，佛、道、儒三教，都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还有三教同源一说，使之相互支持求得共同发扬光大。不过各朝各代的中国皇帝们，各有偏好。自西汉董仲舒提倡独尊儒家、使得儒学成为理国治民的基础以来，也还是有不少像样或不像样、有名或没有名的帝王，在实行儒学治国的同时，又崇信佛道。有的甚至因此而鹤立鸡群地掩饰了他们治国的无能。　　比较而言，皇帝崇信道教的好像更多。　　从秦始皇崇信方士烧丹炼药、海外求仙开始，帝王崇道便绵绵不绝，朝朝代代都有个把，最有名的当属宋徽宗和明嘉靖皇帝。　　宋徽宗赵佶文采风流，是位书画大师，然而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他在位期间，奸佞当道，民不聊生，腐败的政治和残酷的剥削压榨，激起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抗，有名的宋江、方腊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他对内血腥镇压，对外却忍辱投降，终于酿成靖康大变，和他的儿子一起做了大金的俘虏，落了个囚死异国的下场。　　就是这个宋徽宗，对道教的沉迷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他奉道教为国教，率先在皇宫内院修建道观——玉清和阳宫；他诏令全国各地访求道教仙经和得道真人进京入朝，以至在皇帝亲自主持的冬祀国家大典中，也命数百名道士执威仪做前导，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天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他亲临典礼，亲自给人们俗称的玉皇大帝上了一个“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的徽号，奉上金页宝册，并敕令普天下洞天福地要广建道院道观，塑造圣像，务必崇丽高大，花多少钱粮也在所不惜。对此劳民伤财之举表示反对，甚至仅仅是不积极不虔诚的地方官员，都被他撤职查办。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身为皇帝的赵佶，开始了大规模的道教活动。这年二月，他召集了两千多名道士在上清宝宫大会，讲道经作法事，闹得乌烟瘴气。不久又兴建葆真宫、神霄玉清万寿宫等极为崇丽豪华的道观，皇帝频繁出入其间，与他特别崇幸的真人林灵素、张虚白讲道论经。这两名道士于是得到皇帝的极高封赠，林灵素诏封为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张虚白诏封为通玄冲妙先生，俸禄和官位视同朝廷大夫。　　最滑稽的是，已经做了天下第一人的大宋皇帝的赵佶，竟还嫌不足，示意道院上奏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从此，他就欣欣然以道教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后世的人们也常以道君皇帝来称呼赵佶，其中的意味就决非“崇敬”二字了。　　入道教，做教主，并不妨碍赵佶当他的皇帝，糊里糊涂昏昏懦懦地处理国家大事；并不妨碍他以花石纲等名目敲骨吸髓地盘剥百姓为自己祝寿搞庆典；并不妨碍他金玉满堂、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也不妨碍他在位二十多年中不停地立后封贵妃进婉容选宫女；更不妨碍他偷偷摸摸、没完没了地穿引地道走进京师名妓李师师家花楼，挥金如土地做天下头号大嫖客。 顺治帝出家了吗(2) 　　无独有偶，对道教沉迷至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还有一位五百年后的明朝皇帝，他就是明世宗嘉靖帝朱厚。　　这个人天资是很高的，号称英明，宫里人背后叫他“小太宗”，拿他比做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即位之初，也曾进行过几宗像模像样的建革，处理政事也还清楚果断。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把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浪费在于国于民于人于己毫无用处的迷信中了。　　皇帝一迷信，可就了不得了。他居然连着十几年、二十几年不上朝，首相要见他一面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六部大臣和朝中的文武百官了。宰相、尚书，都是国家机构中的最高一级官员，他们中间许多人从进入仕途做官，一直到最后退休离任，都不知道皇上是个什么模样，因为从来没有见过。　　朱厚只凭着批答臣下的奏章和朝廷保持联系，控制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那么，这么多年，从早到晚，日日夜夜，他躲在深宫里做什么呢? 　　修道，是他最大的兴趣。据后人分析，还有鸦片。不过，羽化成仙是他一生的终极目标。　　他的皇宫里，大小佛龛佛像全都清除销毁，处处建了道教的醮斋法坛，法坛上鲜花供品四季常新；宝烛明灯日夜长明。香烟缭绕，向宫中的每一个角落弥漫。而皇帝本人，成天价不是斋醮祈祷，就是同道士真人讲经问道，再就是打坐修仙、颂经炼丹，时不时，再抽抽福寿膏(当时鸦片的雅号)提神。　　他既是一国之主，当然要把他独崇道教的信仰推向全国。于是从皇宫开始，继而京师，继而全国，兴起了罢斥僧尼、拆毁寺庵的废佛行动。与此同时，他又动用国库数十万两白银，修建朝天宫和泰山、武当山等地的道观，并同宋徽宗一样，诏令天下崇道建观。　　在宠幸“活神仙”方面，嘉靖皇帝比宋徽宗走得更远。　　江西贵溪道士邵元节，受嘉靖皇帝知遇，先封为“真人”，在皇家道观供职，又赐“致一真人”道号，给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礼部尚书，给文官一品服俸。死后追赐道号曰“清微阐教辅国致一真人”，追赠少师，谥号“文康荣靖”，葬礼按伯爵规格，赐祭十坛。　　继邵元节掌道教的湖广黄冈陶仲文得到的皇恩就更为浩荡了，不仅同邵元节一样是礼部尚书、正一品服俸，而且妻子赐一品诰命，父母得追封追赐。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师，一人而身兼三孤，古今少有!还赐封道号“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不久又加授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并再封为恭诚伯的爵位，岁禄一千石。死后也得到四个字的谥号。　　陶仲文辈道士，官至极品，位称三孤(少保、少傅、少师)，勋阶光禄大夫、柱国，封伯称爵，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位在内阁首辅之上，死后的四字谥号，更是历代人臣所罕见(名相名将的谥号顶多是两个字)，可算是千古奇闻了。他们还有宰相尚书文武群僚们万万不能及的地方，那就是诸臣千方百计难得一见的皇帝，与他们天天亲切晤面。他们出入皇宫如家门，每日与皇帝同坐绣墩，促膝谈经。每谈罢，君臣相迎送，必至门廷前握手话别，才分头各归。　　皇帝崇信道教，不迷信的正直官员都被排斥，剩下的朝臣们便争相迎合皇帝以赚取高官厚禄。嘉靖朝于是成了一个道教朝廷，道教于是介入了政治，写青词于是成了一件头等的政治大事。　　所谓青词，是用朱笔把歌颂玉皇大帝的赞词，写在青色的符纸上，在祭坛上焚化，天上的玉帝就可以知道并欣然接受这些谄媚讨好，一发善心就会降下福来。　　青词写得好坏，竟成了皇帝挑选大臣的惟一标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奸相严嵩，就是因为写得一手好青词，讨得朱厚的欢心，爬上了宰相的高位，专国政二十年，风雨不动，安如磐石。后来失宠，也是因为年老才尽，所写青词没了灵气儿，才给他的政敌提供了覆灭严氏父子的机会。　　在演义小说戏剧中，作为严嵩的对立面、被誉为忠臣的首相夏言，其实也是因善写青词受嘉靖帝青睐而爬上去的。下面就是他的一联青词：　　揲灵蓍之草以成爻，天数五，地数五，五五二十五数，数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无二上；　　截竹之以协律，阳声六，阴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统万年。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大臣，这样的朝廷，怎能不内外交困?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　　朱厚崇信道教，是从相信方士的炼金术，希望点石成银成金开始的；后来发展为求龙体康健，求多生儿子；最后是求长生不老，求羽化升仙。　　对道教，他可说是十二万分的虔诚，但世俗享受他也一点不肯放弃。他贪财贪色贪长生，这些贪欲又都融进了修道炼丹的求仙活动中。　　他以修炼为名，与真人和一些无耻大臣们研究房中术，这些人也用进“红铅”、“秋石”等春药的方法来讨好他，以获得恩宠和官位。　　所谓“红铅”的原料，取之于女子的初经。朱厚竟以炼药为名，先后征选民间八岁到十六岁的幼女、少女近千人入宫。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仅仅是用于供经制药吗?当然不是。　　按照陶仲文这一派真人的理论，求道炼丹不仅要炼食用的丹药，更要炼内丹。而炼内丹不过是给满足色欲披上一件漂亮外衣。他们把女子称为炼内丹的鼎炉，将男女交合当做采阴补阳的手段，说什么以人补人，可以接朽回荣、修真养命；说不断更换鼎炉，多多益善，才能常采常新，促成九转内丹早日成功；更造出应当以童女为鼎炉的鬼话，说这样修炼出来颜色就如童女，更易得长生。 顺治帝出家了吗(3) 　　因此，这近千名幼女少女遭到怎样的摧残和戗害，恐怕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　　什么修道养真!分明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行，哪里还有一点人味儿!此后不到百年明朝终于灭亡，实在是天公地道的事! 　　明代还有不少信方士、求丹药的皇帝。朱厚的重孙明光宗朱常洛，也是既要纵欲，又想求长生，最后死于红丸丹药，只当了不到一个月的皇帝。　　夏言的马屁文章里，有一句话道出了帝王崇信道教的真谛，即“帝统万年”。企图长生不老、千年万载地当皇帝，是万岁爷们的根本追求。道要修，不修得不了长生。但人生的种种福分一样也不能少，所以就有这样一批土生土长于中原的道教真人方士们应运而生，用他们的教义去迎合去满足帝王的长生梦。　　外来的佛教就不一样了。　　佛教自成系统，完整而统一，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渊源。崇信佛教者，多不只是为求长生，因为佛教文化涵盖着生命价值、道德修养、伦理观念及人生观、世界观诸多方面。人们可以从宗教的角度去看它，也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去认识它，更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去实践它的教义。所以，从佛教诞生之日起，就在全世界拥有大量的信徒。其中也有不少帝王将相。　　英明如唐太宗，也推崇佛教，以隆重的国礼迎接不远万里去西天求取佛家典籍的玄奘和尚　　，被《西游记》装点演义，使唐僧取经的故事流传至今，无人不知。那位了不起的、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更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她在位期间，大建佛寺，广塑佛像，那时建造的乐山大佛和洛阳奉先寺的卢舍那佛像，直到今天仍以它的庄严壮观闻名中外，成为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唐代有名的大文学家韩愈，因上表劝谏皇帝不要为迎佛骨而劳民伤财，招得龙心大怒，被贬官到潮阳，这才写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千古绝句。　　然而佛教传到唐朝，已经是流而不是源了。佛教是在西汉时传入中国的，初兴于东汉，勃兴于魏晋南北朝。晚唐名诗人杜牧有绝句说：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多么鲜明美丽的图画!南朝四百八十寺，明白地点出了佛教在南朝的普及程度。　　南朝宋齐梁陈，是一个崇佛佞佛的高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做佛家信徒、佛门弟子，也许并不算难；要真的剃发出家入庙修行，就不那么好下决心了。如果得舍弃锦衣玉食、富贵风流的热热闹闹的红尘，去独守青灯黄卷，过清苦的无欲无情六根清净的日子，恐怕一万个人里也找不到一个心甘情愿者。　　历数中国数千年的朝朝代代，与出家做和尚有关的皇帝，大约只有三个。　　第一个就出在佛教最兴盛的南朝，第一个皇帝和尚，是梁朝的开国君王梁武帝萧衍。　　萧衍在位四十五年，这在走马灯般改朝换代的南北朝时期，可算是绝无仅有。但这并不表示他有突出的能力和治国才干。他之所长在权术和手腕，还有好运气，政治和军事的成功往往靠的是侥幸和机遇。此人虚荣心极强，总想博取慈祥善心、宽大仁恕的美名。所以，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无论犯了多大的罪，他都不予追究，还常常用哭声和眼泪去感化他们。对政敌他倒是毫不留情——当初，他从南齐皇帝萧宝卷、萧宝融手中夺过皇位以后，就将萧姓皇族一个不剩地杀了个净光。　　崇信佛教，也是萧衍博取美名的手段之一。　　他即位之初，也曾雄心勃勃地想要统一天下，但是几次北伐均遭失败，他也就缩回江南，满足于偏安一隅的局面了。不知是要挽回北伐失败的面子，还是要赢得民心，他利用佛教，演出了一连串的闹剧。　　公元527年，萧衍到当时建康(即今南京)最大的、僧侣有数千人的同泰寺进香，忽然脱下皇帝的龙袍皇冠，穿上佛门的袈裟，当起了和尚，说是舍身佛寺，为国家祈福。一连当了三天，大约滋味不太可口，自行回宫了事。　　过了两年，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舍身同泰寺。这次可就不得了了，身披袈裟当和尚的皇帝，不理睬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的跪告哀求，坚决拒绝回宫，竟僵持了七十三天之久。大臣们终于咂摸出其中味道，于是捐钱一亿万，把“皇帝菩萨”从同泰寺里赎了出来。　　这下子，萧衍可尝到了甜头儿，接着在公元546年第三次舍身；公元547年第四次舍身，每次都得大臣捐钱把他赎出来，每次的价格都是一亿万钱。　　三次舍身当和尚，得钱三亿万，皇帝的身价银高还是不高? 　　要说它高，一个皇帝，一国之主，竟拿自己作价出售，无论价格多高，其人格人品也令后人嗤之以鼻；要说它不高，三亿万钱可不是个小数。而且真的会把这些钱全都捐给同泰寺，捐给佛门吗?就算萧衍与寺院方面五五分成，他也能得一亿五千万钱。有这样高额的好处费(或用时髦的说法叫回扣)，也就难怪这位梁武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舍身佛院做和尚了。　　只是，这一大笔财产，名义上是大臣们所捐，但大臣们的钱难道是他们自己的私产、他们的薪水吗?当然不可能，自然都是向南梁国的老百姓“捐”来的。国君出家做和尚未必受苦，苦的是他治下的千千万万子民。 顺治帝出家了吗(4) 　　若不是侯景造反，萧衍恐怕还要继续舍身，舍个没完。　　侯景是北朝降过来的大将。萧衍背信弃义，想拿侯景去交换被北朝俘虏去的侄儿，事情败露，激起了侯景起兵，直指建康。　　萧衍听到侯景叛变的消息后，还哈哈大笑，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豪言壮语：“寡人折根小树枝子就足以打死他!” 　　萧衍没能第五次舍身同泰寺做和尚，因为在他第四次舍身的第二年，公元548年之秋，侯景的大军就如入无人之境地渡过了长江，当年十一月，直抵建康城下。转过年去的三月里，建康陷落；五月，八十六岁的萧衍被活活饿死了。　　八百年后，又出了个和尚皇帝，他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可是个真正的苦出身，家境极其贫寒，父亲和三个哥哥都以扛长活打短工为生，他从小就打草拾粪放牛，一家劳累终年不得温饱。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濠州泗州一带闹饥荒，跟着瘟疫流行，朱元璋的父母兄长相继去世，只剩了他一个，孤苦零丁，茕茕孑立，无奈地投他故乡的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服侍大和尚的小和尚，早起晚睡，承担许多杂役。　　相传朱元璋每日扫地，常常被一尊伸出一条腿的金刚泥像绊倒，他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天拿扫帚把敲着那金刚像的腿威胁说：“再敢绊我，看我怎么收拾你!”当夜，皇觉寺的长老做了个梦，梦见那尊金刚泥像活了，并跪倒在长老面前哀告救命，说是紫微星君怪罪他腿伸得太长。长老在梦中顺口说道，你收回去就是了。　　次日，朱元璋再扫地时，发现那金刚的腿脚竟缩到后面去了，觉得既惊奇又开心，便禀告了长老。长老触动梦境，这才意识到朱元璋决非常人，从此格外看承优待。　　可惜粗得温饱的小和尚的日子也不可得了，元朝末年的大混战毁掉了寺院，朱元璋只剩下了一条路：铤而走险，投绿林做盗匪。最终他投奔了农民领袖郭子兴。二十多年里，他征战杀伐、逐鹿中原，从抗暴抗元到争权争地盘，勾心斗角、背信弃义，无所不用其极，终于推翻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削平群雄，建立起他的朱家大明天下。　　小和尚朱元璋扫地的故事，是民间传说，显然是在他当了皇帝以后才流传开的。可见“成则王侯败则寇”的历史偏见，历史的势利眼儿，不仅停留在史书史记等御用文人的记载和观念中，也深深地渗透进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要想彻底清除，颇不容易。时至今日，不还是锦上添花的多吗? 　　做了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已是威风八面的万岁爷，他决不会再想到去当和尚了，就算他偶尔能回忆起幼年间在皇觉寺出家为僧的往事，也会像朦胧的梦境，甚至像上一辈子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遥远了。　　萧衍当和尚是假的，朱元璋做和尚是不得已。当了皇帝而又心甘情愿地出家当和尚的只有一个，就是顺治皇帝福临。　　官书记载着顺治帝薨逝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日，时年二十三岁。　　官书上没有一个字记载或暗示过顺治帝出家当和尚。　　现在能找到的旁证，至少有两条私家记述中提到顺治帝出家为僧的事，不过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记述都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　　大量的传说是：顺治帝并没有在顺治十八年去世，他是在这一年出家当了和尚，朝廷出于政治的需要，不得不假称皇帝驾崩，好让太子康熙即位。　　传说的最重要的来源，是当时有名的清初三大家之一的诗人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四首。现录于下：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　　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　　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结以同心盒，授以九子钗，　　翠装雕玉辇，丹髹沈音斋，护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阶，　　长恐乘风去，舍我归蓬莱。从猎往上林，小队城南隈，　　雪膺异凡羽，果马殊群材。言过乐游苑，进及长杨街，　　张宴奏丝桐，新同穿宫槐。携手忽太息，乐极生微哀，　　千秋终寂寞，此日谁追陪?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　　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披香淖博士，侧听私惊猜，　　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待诏东方生，执戟前诙谐，　　熏炉佛黼帐，白露零苍苔，吾王慎玉体，对酒毋伤怀!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严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孔雀蒲桃锦，亲自红女织，　　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　　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持来付一炬，泉路谁能识? 　　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　　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　　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尚方列珍膳，天厨供玉粒，　　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黑衣召志公，白马献罗什，　　焚香内道场，广坐楞伽译。资彼象教恩，轻我人王力，　　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高原营寝庙，近野开陵邑，　　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戒言秣我马，邀游凌八极。 顺治帝出家了吗(5) 　　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此山蓄灵异，浩气供屈盘，　　能蓄太古雪，一洗天地颜，日驭有不到，缥渺风云寒。　　世尊昔示现，说法同阿难，讲树耸千尺，摇落青琅。　　诸王过峰头，绛节成银鸾，一笑偶下谪，脱却芙蓉冠。　　游戏登楼，窈窕垂云鬟，三世俄去来，枉作优昙看。　　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预从最高顶，洒扫七佛坛。　　灵境乃杳绝，扪葛劳跻攀，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阑。　　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　　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 　　惟有大道心，与石永不刊，以此获金轮，法海无波澜。　　尝闻穆天子，六飞骋万里，仙人觞瑶池，白云出杯底。　　远驾求长生，逐日过，盛姬病不救，挥鞭哭弱水。　　汉皇好神仙，妻子思脱屣，东巡并西幸，离宫宿罗绮。　　宠夺长门陈，恩盛倾城李，华即修夜，痛入哀蝉诔。　　苦无不死方，得令昭阳起，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　　萧萧茂陵树，残碑泣风雨，天地布此山，苍崖阅兴毁。　　我佛施津梁，层召簇莲蕊，龙象居虚空，下界闻半蚁。　　乘时方救物，民生难其已，澹泊心无为，怡神在玉几。　　长以兢业心，了彼清净理，羊车稀复幸，牛山窃所鄙。　　纵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持此礼觉王，圣贤同一轨。　　道参无生妙，功谢有为耻，色空两不住，收拾宗风里。　　吴梅村号称“诗史”，因身历沧桑，又在异族统治下，常有偷生之叹，写诗更怕触怒新朝，所以故作诡谲之词，像白居易的《长恨歌》，用“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借喻来说唐朝玄宗皇帝的故事，他也用“汉皇”来影射当时皇帝。诗中的许多事迹，都可以从顺治帝福临身上找到印证。其中最明显的是：　　以“王母携双成”及“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等句，暗示一董姓女子受皇帝宠爱，死时皇帝备受打击，并以非常奢华的礼仪安葬了她。　　以“汉皇帝”和“穆天子”来比喻顺治帝，不但成仙的董女召唤他离开人间，而且以穆天子的遨游来影射顺治帝出家。　　最引人注目的是“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四句，等于明白地告诉人们，顺治帝当时并没有死。　　于是，四首诗就把这样几个谜摆到了人们面前：　　董姓女子是何许人也? 　　顺治十八年，福临究竟死了没死? 　　顺治帝究竟出家没出家? 　　从那时起，为解这些谜，文人墨客、民间故事编纂者据此创作了许多故事和传说。自然，说法各不相同。一直流传到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是顺治帝与董小宛的传奇。它把解谜演化成一个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其中寄托了身处异族统治、心含亡国之恨的汉士子的痛苦情怀。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江南名妓、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才貌双绝，倾心于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如愿以偿，嫁给冒辟疆作了侧室，闺房唱和，感情极笃。　　时逢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战乱之中。早年投降清朝的原明朝大臣洪承畴，作为新朝的两江总督来到南京。他早就闻知董小宛的艳名，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强抢董小宛，献给清朝的顺治皇帝。　　董小宛入宫初，思念冒辟疆，不肯屈服，还想方设法让冒辟疆装扮成医生和她的哥哥到宫中相会。由于宫禁森严，冒辟疆终于受阻隔而灰心南归。顺治帝却对董小宛一往情深，百般宠爱，以至于没有董小宛在身旁就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董小宛感于福临的真诚，终究成了他的爱妃，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董小宛受宠，违背了不许汉女进宫的满洲祖制，皇太后为维护皇家的尊严，为制止儿子因儿女情而废国事朝政，便下旨赐董小宛死。赐死未成，便又借焚宫的手段使董小宛葬身火海。　　顺治帝既痛爱妃死于非命，又恨母亲无情，一怒之下，离宫出走。走到五台山，受佛门感召，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　　皇太后和朝廷王公大臣屡请，但福临决意不回。无可奈何之下，才以皇帝大丧礼告知天下，扶太子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还有一种传说，也是认为顺治当时未死，是出家去了。不过出家的原因不是为爱妃，而是为母亲。　　说是顺治六岁即位，全靠摄政王多尔衮东征西杀，替他夺来了大明的天下。功高权重的多尔衮于是专擅朝政，日益跋扈，直接威胁到了福临。福临的母亲皇太后加意笼络多尔衮，不惜降尊下嫁，以保住儿子的皇位。不久多尔衮病死，福临立刻就要以谋逆追论他的大罪，但皇太后不许，反而追认多尔衮为义皇帝。　　王公大臣们纷纷不平，上奏请皇太后往五台山进香。皇太后进香途中，传来朝廷追论多尔衮谋逆罪、夺爵削籍抄家毁坟的消息。皇太后自觉无颜再回京城，便在五台山落发为尼，出家修行了。　　顺治帝长大以后，思念母亲的养育之恩，为自己伤母之心而痛悔，经常涕泣不止。当爱妃董鄂氏病故时，福临痛上加痛，终于一走了之，往五台山寻母去了。 顺治帝出家了吗(6) 　　在皇帝的实录和起居注、宫史等等还是朝廷绝密文件的时候，产生这些传说是很自然的。时至今日，再用这些传说来解顺治出家之谜，就很不够了。　　这里，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试着探讨一下这个谜底。 太后下嫁 幼主韬晦(1) 　　《清史稿》的《世祖本纪》，是这样开头的：　　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饮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讳福临，太宗第九子。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以语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翌日上生，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　　所有的御用文人惯于吹捧，这一段文字也是谀词颂歌的典范之一。证之当时史实，有许多不确切之处，但若说它完全是文人编造的，也不尽然。因为透过层层表象，人们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官修史书里被称做孝庄文皇后的福临的母亲布木布泰。　　孝庄文皇后这个头衔，是布木布泰孙子的孙子做皇帝的乾隆朝为她所上谥号的简称，全称曰：孝庄仁宣诫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在福临出生的时候，她不仅不是皇后，在诸妃中也只位列第四。　　福临有嫡母、清宁中宫皇后哲哲，还有名位在他生母之上的三位庶母——东关睢宫宸妃海兰珠、西麟趾宫贵妃娜木钟和东次衍庆宫淑妃巴特玛·，加上他的生母西次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这一后四妃就是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的五大福晋，住在沈阳清宫凤凰楼后建筑在高台之上的后宫里，所以常被称为高台五宫之主。在皇太极诸多妻妾中，她们是最尊贵的。　　五大福晋都是蒙古王公的格格，都姓博尔济锦，其中皇后、宸妃和庄妃同出科尔沁蒙古博尔济锦氏莽古思王爷之家：皇后哲哲是王爷之女，宸妃和庄妃这一对亲姐妹是王爷的亲孙女儿，所以，哲哲是海兰珠和布木布泰的亲姑妈。按理说，福临的出生，应该姑侄三人同喜，也应该是整个后宫的大喜事。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只能说，福临此刻的降生，令庄妃布木布泰欣喜万分，因为她太需要生个儿子了，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生个儿子了! 　　十二年前，十二岁的布木布泰告别故乡的科尔沁大草原，告别父母亲人，远行千里，来做当时还是皇子的皇太极的小福晋。从当时高文化层次的蒙古贵族之家，下嫁到低文化层次的女真族的大金国来，聪颖俊美、知书达礼的布木布泰当然受到格外的重视和厚爱；更有早十年来嫁皇太极成为他嫡福晋的姑妈的扶持和多方照顾，布木布泰很快就成了皇太极最宠爱的人。小姑娘人小心不小，伶俐可爱，善解人意，不但倚住了姑妈这棵大树，还赢得了上下左右的赞誉，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不久，布木布泰知书通史的长处被皇太极看中，她竟成为皇太极治国行政的宫中辅佐之臣；而布木布泰长期跟在皇太极身边见习，也迅速地成长成熟，政治素质迅速提高，智慧才干不断增长，为她在后来漫长岁月中多次稳定朝政、稳定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深通历代宫闱史的布木布泰很明白，一个宫妃要想固宠，只靠美丽和才气是不够的，母以子贵是千古至理。所以自十六岁能够生育开始，她就不断地为皇太极怀孕、生养，从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到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四年中她生了三胎，如果中间还有流产，她的生育密度还要高。她这么不管不顾地生孩子，为的什么?只为了得一个儿子!因为她那存活下来的三胎都是公主。如果不是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发生的那件大事，她还会这么不惜一切地生下去。　　天聪八年，皇太极终于灭掉了他的老对头——元朝的直系后裔察哈尔蒙古林丹汗，除去了他进军中原、完成大业的最大后患，大金举国欢腾，皇太极的后妃们也一样兴高采烈。但是这一胜利却给她们，尤其是给布木布泰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烦恼。　　林丹汗兵败远蹿，病死在青海大草滩，他的部下和后宫福晋们，纷纷投奔大金国，于是，皇太极的后宫在天聪八九年间，一下子增加了三位尊贵、美丽、富有的大福晋。她们是：察哈尔林丹汗窦土门福晋巴特玛·、林丹汗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娜木钟和估计也是来自林丹汗后宫的布木布泰的亲姐姐海兰珠。　　本来，布木布泰一直保持着仅次于皇后哲哲的西宫妃的地位，就连她多次生育未能得子也没有影响皇太极对她的宠信。这三位来自林丹汗后宫的女人，进得宫来不由分说，就把她挤到了五大福晋的末位。最使布木布泰伤心的是，她的亲姐姐海兰珠竟夺去了丈夫的所有的爱。　　自从海兰珠进宫，皇太极就变得儿女情长了，一颗心全放在了她的身上。朝夕作伴，形影不离，所谓三千宠爱一身专。如果哲哲不是早年嫁过来的、正位二十年的嫡福晋；如果哲哲不是海兰珠的亲姑妈，那么，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建大清称皇帝的时候，清宁宫中宫皇后的地位一定会属于海兰珠。　　就是作为东宫宸妃，海兰珠的地位也已不啻于皇后了。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七月，宸妃海兰珠为皇太极生下了皇八子，皇太极非常高兴，爱屋及乌，立刻为这个孩子的出生特地发布了立国以来的第一个大赦令，并指定初生的婴儿为皇位继承人。一时间，举国欢庆，连蒙古、朝鲜等友邦属国都不远千里赶来祝贺，为新生的皇太子贡献大量礼品。　　皇后哲哲和另外的三大福晋只能强颜欢笑，把苦涩偷偷咽下去，谁让她们生不出儿子来呢?不过，布木布泰并不甘心，她还是积极地从姐姐专宠的缝隙中争取到了机会，在皇太子出生前的两三个月，她又怀孕了。 太后下嫁 幼主韬晦(2) 　　是天不如人愿呢，还是天如人愿?是天命，是自然因素呢，还是有什么阴谋诡计?总而言之，那举国瞩目的高贵的小生命十分脆弱，只在这个世界停留了六个多月，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二十八日，小小的皇太子夭折了。　　海兰珠伤心欲绝，日夜痛哭；皇太极也为爱子之死、爱妃之痛而落泪。海兰珠受此重大打击，精神和心理再也难以振作，无论皇太极怎样设法安慰、求医求药，都不能治疗她的心病，她终于缠绵病榻，三年后的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去世了，时年三十二岁。宸妃之死，又给皇太极以重大打击，他痛哭号啕，数次昏迷，不饮不食达六日之久，朝夕哀恸也伤害了他的身体。在宸妃去世的两年以后的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五十二岁正在壮年的皇太极也驾崩了。这是后话。　　时间就赶得那么巧，就在皇太子去世的第三天，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三十日戌时，布木布泰生下了皇九子福临! 　　布木布泰怎样地感谢命运、感谢神灵啊!她终于在最需要的时候生下了她最需要的儿子!但是她只能把狂喜压在心底，因为西次永福宫侧对面的东关睢宫里，姐姐海兰珠的凄切哭声还没有停止；皇太极还在那里满怀悲哀地抚慰失去儿子的爱妃。　　现在来看看前面引的那段本纪。　　布木布泰是不是真的做过神人送子的梦，那只有她自己知道。但她一定会把这个哪怕是编造的梦告诉皇太极。不过进言的时间决不是本纪记载的福临诞生前夕。　　因为这个前夕，当是崇德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正当皇太子去世的次日，关睢宫乃至整个后宫都还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宸妃被失子之痛击垮了，处在昏迷中；皇太极强忍焦虑伤感，寸步不离地陪伴在旁。聪明如布木布泰，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去向皇太极说梦讲神话的，而皇太极此时也不可能有“喜甚”的心情。　　布木布泰进言的时间也不会在皇太子活着的时候，因为那样会暴露她为儿子夺嫡的野心。　　只有在福临出生相当长的时日后，在皇太极因皇太子夭折的伤痛基本平复之后，布木布泰才会选择适当的机会，很自然地把她产前的梦兆说给皇太极听。御用文人们为了证实福临的天子命，便在时间上做了一番手脚。　　神人授子，并称之为“统一天下之主”的梦兆，无疑是布木布泰的点睛之笔，她早就开始画龙的行动了。　　自从庄妃怀孕以后，就特别喜欢穿绣金龙金凤的红缎长袍，每行走间，长长的袍裾、宽宽的下摆波动不止，很有红光绕身、金龙盘旋的视觉形象。　　蒙医、藏医以及民间草药，都有在短时期内控制产期的办法。福临出生的时间那么恰到好处，好像太子到阴间打了个转又回来似的；至少也会令迷信的人们觉得，上天送来福临意在换走太子。福临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填补太子空缺的皇子。　　布木布泰临产之日，西永福宫中红灯、红烛、红被、红褥、红门帘、红窗帘，一派大红，那还不“红光烛宫中”?从喇嘛手中得到西藏和印度的奇香，对蒙古王爷的女儿布木布泰而言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所以“香气经日不散”也就可想而知了。　　聪颖的布木布泰为了儿子能够继承皇位，真可以说是处心积虑、筹划周详了。　　当她画龙而最后点睛的时候，后果却并不理想。　　皇太极和所有爱听吹捧、爱听颂歌的统治者一样，对神人送子的梦兆当然很高兴。神仙肯给他送儿子，他自然也就等同于神仙，他自然也就是天命所归了，所以回答了“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的话。但说归说，做归做，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再立太子，更没有立福临做皇位继承人的意思。也许他还在盼望宸妃再为他生一个儿子，也许他没料到自己会突然死亡。　　那么，布木布泰的苦心和所有努力，就白费了? 　　不。花多少心血就是多少报酬，有几分努力就有几分收获。　　皇太极猝死，皇位骤空，八旗中两股最强大的势力——两黄旗与两白旗各自推出他们认定的继承人：皇长子豪格和皇弟多尔衮。两派势均力敌，谁也压不倒谁，却都剑拔弩张，不惜以武力相拼。千钧一发之际，布木布泰奉同哲哲，以国母皇妃之尊，以两黄旗主母的身份，坚决介入争端，软化了双方的立场，以幼主登基、叔王摄政的折中方案，避免了流血冲突，也就是避免了满洲八旗的分裂和大清国的内战。　　在选择幼主的时候，布木布泰的所有辛苦都得到了报偿：她千方百计维持住的大福晋尊贵地位，使福临子以母贵，在继位序列中排在庶出的皇长子豪格之前；她不惜一切地多生早生，使福临比另一个大福晋之子博穆博果尔年长三岁，自然幼不敌长；她多年努力获得其信赖和依靠的皇后姑妈哲哲，更为福临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她精心设计的福临出生前后那些红光、香雾、金龙等等吉兆和神人授子的梦境，此刻都成了非福临不可的天命象征。五岁的福临，理所当然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沈阳清宫大政殿举行即位大典。这一天，福临表现不俗，留下了不少轶事传闻。　　小福临就要离永福宫往大政殿去了，已是秋凉，门外风大，宫婢跪进貂裘披风。小皇帝看了一眼，就推开了，说：“这披风里子不是明黄的，朕岂能着它?”这奶声奶气的斥责，令宫婢惶恐，赶紧将这领红缎里子披风换过。目送儿子出宫的布木布泰看着那小小的背影，不觉涌出了欣慰的热泪。 太后下嫁 幼主韬晦(3) 　　出了凤凰楼，高大华丽的御辇在阶下候着。福临的乳母李嬷嬷习惯地抱起小福临，就要一同上辇入座。福临却一本正经地对她说：“这不是你能坐的。”李嬷嬷先是一愣，接着满脸笑容，把福临安置在御辇中，自己在道边跪送。当御辇行行复行行地远去的时候，李嬷嬷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　　大政殿内外，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仪仗卤簿、侍卫亲兵、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多少陌生的面孔都没有使这个五岁的小男孩慌乱失措，反倒是那些熟识的脸叫他心里疑惑起来：父皇在世的时候，每当节庆日家宴的时候，他常常见到这些长辈们。他不由得悄悄问身边的内大臣：“一会儿诸位王伯王叔王兄来朝贺，朕应当答礼呢，还是应当坐受?”内大臣说：“不宜答礼。”后来钟鼓齐鸣，王公百官分班朝贺跪拜，小天子果真一动不动端坐龙椅，安然受拜，俨然一国之主。　　朝贺中又出了个小插曲：喀尔喀蒙古也派来使者朝拜，随班祝贺，跪拜不到位，起落与众人不齐。小皇帝立刻蹙起小眉头，问：“这是何国人，怎么不会行礼?”侍臣赶忙回答说，因是远方使者，礼节未能娴熟。福临这才展开眉眼，微微点头，表情和悦，表示理解。　　朝贺完毕，王公大臣们应当恭送皇上退朝出大政殿回宫。小小的福临，竟然起立走到辈分、年龄和爵位都最高的他的大伯父礼亲王代善面前，一再谦让，定要礼亲王先行，才肯升辇回宫。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代善，望着还不及自己腰腿高的满脸真诚的小皇帝，也感动得流下了老泪…… 　　这个福临，真是个十足十足的小人精儿! 　　这些故事可能失实，也可能是御用文人为吹捧皇帝“聪明天纵”而故意夸大和渲染的结果。不过，作者倒相信它有真实的一面。因为小福临的所作所为，带有他的母亲布木布泰的鲜明印记，是布木布泰的影响和调教的结果，真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子。　　就是普通人家，在生了三个女儿之后得到一个老儿子，也会疼爱得不知怎么才好，何况布木布泰这样的母亲，又何况在这个儿子身上又寄托着那么多希望!福临从小极为娇养，受到母亲的百般爱护，真是顶在头上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与此同时，有这位不同凡响的母亲的言传身教，加上周围特殊环境的潜移默化，小福临一步步被造就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福临从小聪明过人，天分很高。这与他的父母分属两个民族，并且是各自民族的精英不无关系。宫廷里等级森严，使他早就懂得奴与主、君与臣是怎么回事，也早就有天潢贵族的优越感。母亲更会不停地向他灌输皇家至尊至贵、皇子至尊至贵的信条。所以，从他开始懂得人事起，自尊自大自信就成了他主要的性格特征。　　历史给予福临的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机遇。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上，多少人费尽心机、耍尽阴谋诡计，不惜背信弃义、骨肉相残，不在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不在乎国家存亡、天下大乱，孜孜不倦、梦寐以求而百般得不到手的皇位，五岁的福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只是，掉到福临手中的这块馅饼，是东北到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临万里长城的三百万平方公里版图的大清国。他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幸运儿? 　　从此以后，福临就过着和平常孩子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的衣食住行都是全国最高规格的，他的仪仗随从都是全国最庞大最气派的，他要接受除了嫡母、生母和庶母之外的所有人的跪拜礼敬，他还要在各种隆重的祭祀活动中，代表国家和全体人民直接和天地神灵打交道。他的至高无上、至尊至贵的天子意识就这样逐渐形成，再加上他先天的敏感气质和后天娇惯出来的任性，在他幼小的心里，早早就种下了狂妄和暴戾的种子，给他短短的一生带来许多痛苦和烦恼，终于英年早逝。　　给予幸运的同时又种下不幸的根苗，这是历史和命运常爱开的玩笑。中国古代的哲人早就看透了它们的狡狯，早就揭示了“福兮祸所伏”的真理，不过，当时人和当事人谁也不肯去想就是了。　　又一块大馅饼落到了福临手中!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也即大明崇祯十七年春，腐败透顶、风雨飘摇的朱明皇朝，终于被强大的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了!大清朝多年来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终于等到了南下中　　原、争夺天下的时机。摄政王多尔衮倾举国之兵，挥师出征之际，正遇借兵报仇的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应，于是，多少年来清兵屡攻不下的山海关门终于为八旗军而开。从这里起步，八旗军的铁骑，如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中原大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打垮了号称百万的农民起义军，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和江南地区，取得了中国战争史上罕有其匹的辉煌战功。　　为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大清国的都城从沈阳迁到北京。　　福临兴奋地祭祖祭陵祭告天地，然后起驾南行入关，摄政王率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到通州迎驾，簇拥着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进永定门、进正阳门、进大清门，进入了紫禁城皇宫。十月初一日，福临即皇帝位于武英殿，定国号仍为大清，纪元仍为顺治，大封诸王及有功之臣，大赦天下。　　就这样，福临无须费心筹算策划，无须临阵冲杀，就得到了明朝的江山，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帝国的君主。 太后下嫁 幼主韬晦(4) 　　对此，母子俩的感觉是不大一样的。　　小小的儿子心安理得，因为他觉得这天下就该是他的，他是天子嘛!四月里，是他在沈阳清宫大政殿里命将出征，是他授给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印，是他向多尔衮亲口下谕说：因朕年幼，特令摄政王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摄政王多尔衮的“奉命大将军”，奉的就是他这位大清皇帝的圣命!如果他能亲统八旗大军，一样能得中原、得天下。　　母亲却心里明亮。当初多尔衮带走了大清国的几乎是全部军事力量南下入关，在短短的时间内摧枯拉朽般击败了各路对手，在北京立住了脚，那时候要想背叛他们母子，自行称帝立国，简直易如反掌。她心里实在为儿子，也为自己捏着把汗。多尔衮竟然主动迎请幼主迁都登基，布木布泰内心对他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只因为孩子太小，她还不好对小皇帝透彻明言。　　六七岁就当了这么大国家的皇帝，福临的自尊自贵得到更大的满足。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福临年龄的增长，他的天子的自尊、大清国皇帝的感觉渐渐受到遏制和压抑，孩子那稚嫩的心灵也渐渐蒙上阴影。　　多尔衮把皇帝的印信取回他的王府贮存使用；多尔衮屡加尊号，由摄政王到叔父摄政王又到皇叔父摄政王，离皇字步步逼近；多尔衮借口身体有病，竟不肯对小皇帝跪拜了……随着多尔衮日益专擅，福临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两宫皇太后忧心忡忡，他心头的压抑感也越来越沉重，他开始体会历史上强臣董卓、曹操辈执掌权柄时，那些小皇帝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　　福临也曾向母亲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母亲则平静地向他叙述当年多尔衮让位之德和忠于幼主、征明安天下的大功劳，意在使福临感激多尔衮，平息他的情绪。结果却适得其反。福临自尊心极强，受人恩惠而不得不回报，本身就是难以忍受的屈辱，于是，在他表面的感激下面，就更深地潜藏了愤恨和对多尔衮的仇视。　　多尔衮逼得更紧了：大臣们屡次上奏要求为皇帝请师傅读书学史，都被多尔衮以福临年幼为名拒绝；福临的侍卫亲随渐次换成了多尔衮的亲信，日夜监视皇帝的行动，对小皇上全无臣礼，毫不尊敬；从摄政王府传出多尔衮欲自为皇帝、以福临为太子的信息…… 　　这全是危险信号!母亲和儿子都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已经黑云压顶。　　为了保护儿子，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母亲采取了一个坚决而有效的步骤——以皇太后之尊下嫁摄政王!这实在是布木布泰作为政治家的大手笔。　　不可否认，布木布泰与多尔衮从少年时代起，就彼此倾慕，彼此怀有深切的情愫。二十多年的宫廷内外的斗争磨炼，早就使布木布泰变得处事清醒又冷静。她很懂得决不可感情用事，但在必要的时候却可以用感情去做事，以达到比感情本身更高的目的。　　当初两白旗与两黄旗争夺皇位时，布木布泰以情爱、婚约甚至委身的办法取得了多尔衮的谅解和退让，使儿子得践帝位；此刻，她又以感情为牢笼，下嫁为手段，笼络住多尔衮的情，限制住多尔衮的篡位野心，进一步维护儿子的皇位，保护母子们的安全。　　母亲下嫁叔父，福临并无异议。收继婚是满蒙藏等游牧渔猎民族的婚姻习俗，皇室从本民族之俗，也很自然，都是福临十分清楚的：祖父努尔哈赤的第二大福晋是从族兄那里收继来的，父亲皇太极的宸妃、贵妃和淑妃原来也都是别人的妻子；叔父英亲王阿济格娶过他哥哥德格类的福晋，大哥肃亲王豪格和堂兄克勤郡王岳托娶了叔父莽古尔泰的福晋，摄政王多尔衮又娶肃亲王豪格之妻为继福晋。就是福临自己后来也把弟弟的妻子收进宫来立为贵妃。聪明如福临，已经长到十一岁，怎么也能懂得母亲为保护自己而采取这一行动的苦心。但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保护母亲、不能自保，倒需要母亲用下嫁的方式来卵翼护佑，这是他的自尊心所不能忍受的!他自然迁怒于多尔衮，旧恨新仇，从此愈积愈深。　　太后下嫁，母子便分宫而居了，常常数月不得一见。母子亲情被隔断，母亲的关怀爱护被夺走，又处在摄政王的亲信们时时刻刻的监视之中，不知何日会有性命之忧，福临的恐惧、孤独、寂寞、痛苦可想而知，而且他的痛苦、他的心事无人可以倾诉，无人能够分担。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这境遇实在是太残酷了! 　　或许是母亲给过他暗示，早熟的福临心领神会，小小年纪，就玩起了韬晦的把戏。他成天装得没心没肺，顽闹嬉戏，不是闲游乱逛，就是逗猫惹狗；今天迷上打猎，驰马飞奔，射兔射雉，明天又要打鱼，驾船下网，乐不思归，全然像个没出息的贪玩好动的野小子。对摄政王则感激加恭敬，从无违逆的表情。他的戏演得不错，摄政王始终当他是长不大的孩子，始终没有看透他内心的仇恨。所以篡位夺权的行动始终顾虑重重。终摄政王执政之期，福临得以安全无事。　　福临为此不可能不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他长期陷入心理矛盾中，要用外表的贪玩嬉戏、无所事事来掩盖内心的仇恨和算计；又要以高傲的天潢贵胄的优越面孔去压住内心的软弱和胆怯，他本是个敏感的孩子，复杂境遇的刺激，使他变得喜怒无常，变得神经质。他的病态自尊可以发展到刚愎自用、狂暴，常常以鞭打侍从太监来发泄仇恨和怒气；但他内心的自卑又使他脆弱到晚来依在乳母怀中落泪。这样的心理矛盾和复杂性格，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太后下嫁 幼主韬晦(5) 　　幸而，他有一个明睿智慧的母亲对他自幼教诲影响；幸而，在他十二岁那年多尔衮病死，结束了摄政局面，也中断了他的极不正常的成长环境。不然，福临会变成一个孤僻、冷漠、刻忌的怪人，甚至会发疯也说不定。　　摄政王多尔衮对大清国定鼎燕京确实有大功，但他也演了一出千百年来屡演不衰的权力迷人蚀人害人断送人的老戏。本来他羸弱的身体就已经与最高掌权执政者的职责难以适应了，却又不断地纳妾，娶朝鲜公主、选八旗美女，正应了一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年仅三十九岁，就一命呜呼了。　　母亲和儿子都松了口气。　　儿子对母亲充满感激之情，亲政之始，便尊布木布泰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并为此颁发恩诏于天下。　　上尊号的次日，布木布泰又以皇太后之尊，诰谕顺治帝福临，说：　　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鸿图；下能兢兢业业，经国理民，斯可为天下主。　　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莅政必加以详审刚断；尝罚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倘专事佚豫，则大业由兹替矣!凡几务至前，必综理勿倦。　　诚守此言，岂惟福泽及于万世，亦大孝之本也。　　这不仅是母亲对儿子的厚望、皇太后对皇帝的教诲和鼓励，也充分体现了布木布泰的政治家的风貌。其中“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几句，当是针对福临弱点的最精准的忠告。　　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护佑着儿子从清初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奋斗出来，终于把他送上了真正的皇帝的宝座。在后来的时日里，每到关键时刻，母亲还会以政治家的头脑和目光来点拨时复迷惑的儿子，母子间也会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矛盾，但，治国的道路主要靠儿子自己去走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坚决站在儿子一边的。 面对危势的转变(1)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初一日，十三岁的福临在修缮一新的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受诸王群臣朝贺，并颁恩诏大赦天下。他在庆贺典礼中表现出的自尊自信和才能胸襟，给所有的人以深刻印象。参加典礼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主报告说：“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 　　福临确实向他的臣下表示出远远超过他年龄的成熟，令他们十分惊异。　　多尔衮专擅朝政，对幼主形成巨大威胁，在朝廷上下不是什么秘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福临仇恨摄政王，理所当然地断定皇帝会为摄政王之死兴高采烈并立即采取报复行动。人们低估了小皇上。　　当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岁末多尔衮的死讯传到朝廷的时候，顺治帝立刻诏命臣民易服举丧；当多尔衮的柩车回到京师的时候，顺治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缟服出迎于东直门五里以外，并亲自下跪奠酒三爵，为之大恸；次日下诏赞颂多尔衮的丰功伟绩，不久又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所有这些姿态，无疑对稳定和消除因摄政王骤死而引起的朝政动荡、人心疑虑大有好处。在追尊多尔衮的同时，福临又命亲信大臣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将多尔衮生前擅自取走的皇帝印信兵符，连同赏功册，全部收回大内贮存。纵然有皇太后的耳提面命，纵然有黄旗亲信大臣的支持，这个十二岁小男孩的聪慧和明敏也颇不寻常。　　直到多尔衮的同胞兄英亲王阿济格夺权图谋被粉碎，英亲王本人削爵籍没下狱幽禁；直到顺治帝借亲政之机大封了一批年轻的亲王、郡王和一批新的议政大臣，有了足够的支持者，站稳了脚跟，福临才以原多尔衮亲信苏克萨哈等人的告发为词，追论了多尔衮的谋逆大罪，削籍夺爵抄家毁坟，剿灭族党，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清除了多尔衮和他的党羽，基本解决了满洲内部的激烈冲突之后；重新掌握上三旗，形成皇权的绝对优势，进而稳定统治阶层和朝廷大局之后，福临就要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就要亲自来治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了。摄政王留给他的是什么呢? 　　入关之初打着吊民伐罪、仁义之师旗号，因而狂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巨大胜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统一六合、天下大定的目标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梦。顺治亲政的时候，云南、贵州还是南明永历王朝的稳定后方，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陕西、四川等地，还是明、清双方拼死相搏、剧烈争夺的战场。南方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北方地区，由于多尔衮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残酷的剃发令、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不断激起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使清朝的统治难以稳定和巩固。　　连年征战，军费浩繁，清政府更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顺治亲政后的三月初六日，召户部尚书询问国库情况，结果国库仅存银二十万两，而四月需支各官俸银就得六十万两，逼得福临只好动用内库银两补齐。　　这就是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一个“民心不足恃、钱粮不足恃、兵力不足恃”的“极敝之势”! 　　怎么办? 　　福临毕竟是努尔哈赤之孙、皇太极之子，福临的血管里流淌的毕竟是充满勇武精神的游猎民族的血。骑射起家，马上得天下，弓矢定天下，是满民族的骄傲，也是福临的骄傲。祖辈父辈的开拓进取在前，年轻气盛的他不会退缩，也不能退缩。福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因人废事。他尽管仇恨多尔衮，但对多尔衮制定的各种政策，却并不像对他本人那样彻底打倒。凡是福临认同的，如以汉治汉、整顿吏治、开科取士等，全都保留了。凭着民族的尚武精神，凭着对骠悍善战、凌厉无前的八旗将士的信心，福临也接受了多尔衮实行的勤兵黩武政策，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继续维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摆在最前线的，是久经沙场的四汉王的兵马。他们是定南王孔有德、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　　跟汉王们并肩作战，或者做他们后盾并在实际上负有监视他们职责的，是满洲八旗军，最要害的战场还得交给最亲信的满洲亲贵率领的军队。　　统领各个战场和各路兵力的奉命大将军，必定是皇室宗亲中那些能征善战的名王。　　只是，当年随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腥风血雨中征战多年的老一辈开国名将，到顺治亲政的时候大多谢世。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饶余亲王阿巴泰病死，时年五十八岁；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病死，时年六十六岁；　　同年，功勋卓著的肃亲王豪格冤死狱中，时年四十岁；　　顺治六年，平定江南、智勇双全的豫亲王多铎病死，时年三十六岁；　　顺治七年，专擅朝政、炙手可热的摄政王多尔衮病死，时年三十九岁；　　顺治八年，消灭李自成有大功的英亲王阿济格因密谋作乱罪赐死，时年四十六岁。　　顺治帝的父辈伯叔中最有威望和最勇武的诸王消殒殆尽，至此只剩下了郑亲王济尔哈朗。但郑亲王是辅政叔王，不能轻易离朝，况且他年老体衰，已难以承担出征作战的任务了。　　好在长期的战争的磨炼，皇室中又成长起新的一代战将，都是顺治帝的堂兄和堂侄。他们中许多人，如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等，在顺治亲政之初，随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起，合词奏请严惩有谋逆大罪的摄政王多尔衮，给少年皇帝以极大的支持。另外，还有谦郡王瓦克达，信郡王多尼，承泽亲王硕塞，安郡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简郡王济度，康郡王杰书等人，都有过出色的战功，都是顺治亲政初实行武力征服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面对危势的转变(2) 　　巽亲王满达海和谦郡王瓦克达，是礼亲王代善的儿子。皇太极崇德年间，他们弟兄就在锦州之战、松山之战中屡建战功。入关之后，兄弟两人又跟从英亲王阿济格追击李自成，跟从肃亲王豪格消灭了张献忠。顺治六年大同守将姜叛清，满达海被授为征西大将军，同瓦克达率师前往征讨，终于收复失地、诛杀姜，和其他各路清军协同合围，镇压了这次叛乱。　　敬谨亲王尼堪，是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儿子，还在努尔哈赤的天命年间就开始马上征战生涯。到皇太极的天聪、崇德年间，数次伐明、征朝鲜，都有他的一份功劳。后来他随多尔衮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跟从英亲王阿济格追击李自成；跟从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追获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跟从肃亲王豪格西征，斩张献忠，定四川；顺治六年，受命为定西大将军，率军讨伐叛将姜，得胜而归。　　端重亲王博洛，是饶余亲王阿巴泰的儿子，也是自皇太极天聪年间开始从征作战，在对明朝的战争中屡建功勋。他跟从多尔衮入关，参与了山海关大战；又跟从豫亲王多铎征河南、破潼关、下江南。之后，征师分出一半兵力由博洛率领，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攻克常州、苏州、杭州，迫使杭州的明潞王朱常、绍兴的明淮王朱长清投降。顺治三年，博洛受命为征南大将军，率师驻杭州，先打垮了由明朝鲁王朱以海监国的在绍兴建立的临时政府，又进克金华，再克衢州，破仙霞关，直下福建，灭掉了明朝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的隆武朝，为清朝立了大功。　　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更是一员年轻有为的大将，从十二三岁开始就跟随父兄南征北战。他的父亲，是礼亲王代善的儿子颖亲王萨哈廉，文武全才，精通满蒙汉文，尤以智谋才能著称，是当初拥戴皇太极登极的满洲亲贵少壮派的中坚。勒克德浑是顺治帝侄子辈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十五六岁就受命为平南大将军，代豫亲王多铎驻守江宁，并在湖北、湖南、广西等地转战，屡屡奏捷，十九岁就进封为郡王。　　至于福临的哥哥承泽亲王硕塞、郑亲王之子简郡王济度、端重亲王博洛的弟弟安郡王岳乐、礼亲王代善的孙子康郡王杰书是更年轻的一代，也都在顺治七八年间初露头角，比起满洲亲贵中的老辈人，他们也更容易理解和支持初亲政的小皇帝。　　对这些武功卓著的王公们，顺治帝常收常放：收回朝中，就命他们参与议政、分掌六部；需要加强各个战场的军事压力或挽救危势时，就立刻派遣他们领大将军衔出马征战以示威重。如满达海和瓦克达都曾为征西大将军，尼堪曾为定西大将军、定远大将军，博洛曾为征南大将军、定西大将军，勒克德浑曾为平南大将军，济度也曾为定远大将军，都是独当一面的帅才。　　有这样可靠的亲贵统兵，又有英勇无敌、百战百胜的八旗铁骑，在福临看来，打平天下、统一天下当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他想得太容易了! 　　铁的事实在不断地敲打福临：军事压力不灵! 　　亲政一年多，全国各地的战事呈胶着状，看不出任何光明的前景；而军费开支的沉重包袱，使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也使朝廷腾不出手来做任何建革方面的大事。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对福临来说是灾难的一年。　　这年二月，三十二岁的巽亲王满达海之死，揭开了朝廷厄运的序幕。　　三月里，四十岁的端重亲王博洛和二十四岁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在十天之内先后辞世。　　八月，谦郡王瓦克达又去世了，时年四十七岁。　　就是这个八月，又传来一个令举朝震惊的噩耗：南明永历朝大将李定国取湖南、进广西，大败清军，攻陷广西省城桂林，镇守广西的定南王孔有德兵败无路，闭户自焚而死! 　　定南王孔有德向有虎将之称，他降清最早，在明朝降官降将中封王最早。当初他带着一支装备着最先进的火炮火铳和兵船的部队从海上来投皇太极时，皇太极大喜过望，远迎十里，亲自在浑河岸设宴欢庆。因为这支在当时可称为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归属了皇太极，对明清双方实力的消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在大清国的兴起和进军中原、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孔有德血战数年，建立了卓越功勋，位列三顺王之首，与开关迎降的吴三桂并驾齐驱。所以，桂林失陷、定南王败死，对清朝廷、对顺治帝是一大打击! 　　到了这个地步，深受满洲传统影响的福临，仍然执迷不悟，又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讨被南明永历朝控制的湖南、贵州。为表达皇帝的厚望和全力支持，福临排出浩大的仪驾，亲自远送敬谨亲王直到南苑。　　尼堪率精锐十五万、号称三十万的兵力进入湖南，衡州一战，竟全军尽没。尼堪本人冒险追击，进入林莽之中，敌军伏兵尽起，部下力劝尼堪退兵。尼堪慷慨激昂地说：“我八旗军上阵从无后退者!我身为宗室，如果退却，有什么面目回去见人?”他不顾一切，奋勇直入伏兵阵中。敌军围困数重，清军已找不着道路，尼堪督催诸将纵横冲击，不幸陷于泥淖中，箭矢用尽又拔刀拼杀，终于力竭，于阵中被斩。阵殁时四十三岁。　　身为亲王的尼堪，亲临战场，奋勇冲杀，力尽而阵亡，可算得英勇壮烈，很能体现清初八旗贵族和宗室子弟的顽强尚武精神。但是，只凭这种精神，要承担治国平天下的大任，还远远不够。 面对危势的转变(3) 　　南方战场上这丧师失地、两蹶名王的大失败，震动了朝野，也击碎了八旗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一时间朝中竟出现了放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朝媾和的提议。就连清廷吏部的一份奏本上，也直言这是自国家开创以来从未有过的挫折与羞辱!对福临，更不啻为当头棒喝，促使他清醒，逼迫他认真地检讨朝廷政策的正误。　　这一年福临十四岁，已经在皇太后的教养下成为一个决心励精图治、英明有为的少年皇帝。这前所未有的挫折压力巨大，使他昼夜焦虑、寝食不安，一再询问众臣：“天下怎么能够大治?又怎么会大乱的?怎样才能国祚长久?”焦灼和急切溢于言表。　　他不能束手无策，于是循着两条途径寻找出路。　　一条是历史经验、先贤教导。　　福临幼年，正多尔衮摄政之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摄政王屡屡阻挠小皇帝读书学史，满汉朝臣数次联名上奏，请选满汉博学之士为幼帝讲经史、讲帝王修身治国之道，都被他搁置不理。福临当然不会是对汉文一字不识的文盲。但是，如果没有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直读到四书五经的学习历程，就很难弄懂满篇“之乎者也矣焉然”的文言文说的是什么。可朝廷大臣百官的奏折题本，无论大小长短，都是这种格式体例，这就难怪亲政之初的福临看大臣所上的奏章时茫然不知所云了。　　福临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透露出自己的无知，也不允许他安于听侍臣讲读奏章的可笑地位，于是自亲政始，他就发愤读书。每天除了从辰时(早八九点钟)到午时(中午十二点)处理军国大事之外，他都读书不止，直到天黑。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玩心还重，常常读了就忘，为此他痛下决心，每天五更起床，对着空明广阔的天宇，强读硬记，非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不可。就这样，他前前后后苦读了九年，曾读到呕血的地步。他以极大的热诚，刻苦研读孔孟经典、史书史籍，也广泛地博览诸子百家、左史庄骚、唐诗宋词、小说传奇、医书药典、佛经道藏等等。九年下来，他已经成为博学之士，可以同当时任何有学问大家名号的大臣、诗人、高僧对话。这位入主中原的异族皇帝，对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远远超过了汉家正统大明朝的所有昏庸无能的万岁爷们。　　从统治了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儒家学说中，他找到的是全然不同的治国之路。这些学说告诉他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最高统治者必须行王道、施仁政，才能长治久安；民族高压政策和军事征服手段，显然是不能得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之心的。　　他的另一条出路，要到内院大学士们那里去寻找。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除夕之夜，福临开了清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在中和殿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还特别赐给汉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汉尚书高尔俨、胡世安、金之俊、李化熙、张凤翔等人镶貂皮朝服各一袭，称他们“皆朕倚任大臣”，嘱望他们洁己奉公，作属员的榜样。　　从此以后，福临屡幸内院，和内院大学士们日夜探讨治国行政之良策，几乎把内院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初五日，福临又到内院，发现官员们大多回家了，便不满地说：“内院各官下班太早了吧!” 　　陪同的大学士范文程等赶忙奏答说：“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所以下班较早，平日不如此。” 　　十五岁的顺治帝于是训诫说：“要想安逸，必须先习惯于勤劳，等到国家大定，安乐才能长久。如果只图眼前快活，先替自家打算而后才想国家，那纵使安乐也是暂时的!”大概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严厉了，又谦虚了几句：“自今以往，从朕躬做起，有过就改，卿等也各宜自勉。” 　　这不是福临的假谦虚，他在内院再三表示，他日求天下太平，切望诸大臣尽心协力，以匡扶朝廷，纠正他的不到之处。　　内院，即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的总称，原是皇太极时期创建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班子，集中了一批国内学识才干出众的智囊人物，如范文程、宁完我等。在皇太极集权的过程中，内院更成了皇帝与六部之间的枢纽，具备了内阁的雏形。入关后多尔衮摄政时期，全国的抗清战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朝廷根本没有精力进行政治上的建革，内三院也就得不到重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九年、十年，内三院骤然间变得备受皇帝青睐，不但提高了衙门的品级，迁入了紫禁城内，而且官员的品位也升了上去：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同为一品；学士与六部侍郎同为二品，成了责、权都很重大的政府部门。　　此时的内三院，聚集了当朝的满汉才俊。新进的汉大学士，如陈名夏、金之俊、冯铨之流，都是品格低下、摇尾乞怜、降了李自成又降清的前明官吏。但因为他们都满腹诗书，文才出众，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说起历代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得失，无不头头是道，一套又一套，颇能以他们博洽典故、谙练政事的特点，向福临提供所需的咨询，所以仍然受到顺治帝的信用。至于范文程、洪承畴这些身历三朝、身历两朝的汉族文臣，此时更成了福临倚任如肱股的重臣。 面对危势的转变(4) 　　苦读经史、弄清行王道施仁政的道理和屡幸内院、屡与内院诸臣探讨治国平天下的大计，终于有了结果。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一月底，福临在大学士范文程的陪同下，到御马厂检阅马匹甲胄。面对着威武雄壮的铁马银甲，顺治帝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兵器固然不可不备，但戈甲虽备，也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若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也不行的。” 　　自幼受着“徒恃军威”影响的顺治帝，突然把德政，把合天心顺民望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不但令人震惊，不但会在朝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动，也确实表现了福临自己的观念正在转向。　　七天以后，顺治帝谕令：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之幼少年者，学习骑射之外，也应旁涉书史。　　接下来的次日，顺治帝又至内院阅《通鉴》，问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　　“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最优?” 　　陈名夏抢着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于诸帝。” 　　福临说：“不然。明太祖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都比不上他。” 　　他极力揄扬的，是正在与他苦苦争斗的南明永历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气度之阔大，眼光和见识之独特，出人意料。学识渊博的大学士们一个个年纪一大把，却无不为之惊讶、惊叹乃至惊服。　　这些君臣对答和看似不经意的政令，都是临震前的征兆和迹象，预示着福临的统治思想将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朝廷的一系列政策将有重大的调整，并将引起海内外的强烈震动! 　　果然，福临和他的智囊团在进行了四个月的周密筹划、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决定放弃多尔衮时期和顺治亲政初年的“勤兵黩武”，在军事上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举”和“招降弭乱”的怀柔新策略。　　五月十日，顺治帝敕封据守福建对抗朝廷的郑成功父子叔伯为公、侯、伯、大都督，指出过去是因多尔衮“不体朕心”，对郑氏心怀猜忌、处处防范，造成郑氏保众自全的局面，并非郑氏悖逆。这样就一笔勾销了郑成功十年抗清的罪名。在敕书中，福临不仅许可郑成功拥兵自保，还划出泉州、漳州、惠州、湖州四府为其驻兵之地，文武官员，各食俸禄如例。并保证：敕谕到达之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就全都委托给郑氏，请他们会同当地督抚商酌行事。　　这样的招降条件不可谓不优厚了。虽然郑成功没有接受，但郑成功的部下却有不少人陆续降清，使郑氏力量大大削弱，以致渐渐难以在大陆立足。　　五月十四日，顺治帝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抗清武装，不能概加诛戮；应考虑他们当日多因饥寒贫困或迫于贪官污吏的压榨欺凌才沉陷为盗。所以，凡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贼匪的，无论人数多少、罪犯大小，只要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前罪一概赦免，并由当地政府负责安置。谕令中，福临还要求各级政府于通衢要道遍张告示，广为宣传，务必使百姓人人知晓。　　五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又郑重宣布，他对南明永历政权，将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为此，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特升晓畅民情、练达治理，并在清初招抚江南大有成效的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节制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所有官员，授以便宜行事，也即先斩后奏的大权。福临给洪承畴规定的具体任务和策略是：归顺官员要酌量收录；投降军民要随宜安插；事机可乘就立即督兵进取，时当防守则慎固封疆，总而言之，务必使近处欢悦、远处来归，达到他大开生路，使人乐于归往、早享太平的治乱治国愿望。　　起用洪承畴经略南方，是顺治帝继承历代清朝统治者以汉制汉政策的得意之笔。从此，在南方与永历政权作战的，主要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所部及各省提督总兵所率领的地方军，满洲八旗很少上第一线参战，只在五年后向云、贵发起最后总攻时，他们才大举出动。这就使南方的战事，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汉人之间的内部斗争，因而大大削弱了民族征服的色彩。而这正是福临施行怀柔政策的宗旨，其要点就在于尽可能地减少屠杀，改变其民族征服者的残暴形象，以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争取人心，分化瓦解抗清力量，稳定大局，进而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　　应该说，福临的新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顺治十年以后，北方地区的抗清斗争渐趋消沉，南方的两大抗清力量也在逐渐地衰落。福临亲政时的极敝之势，已渐渐缓和并初步改善了。　　不过，战争的胜负，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也不仅是双方统帅将领战略战术水平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双方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较量。　　于是，在内三院智囊团的协助下，顺治帝开始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实力的行动计划。　　在政治方面，以整顿吏治为中心。　　福临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为此，国家制定了对朝廷官员贪污的非常严厉的惩治制度，凡贪污十两银以上者，革职拿问下狱，直至流放杀头。顺治帝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对地方的高层官员如总督、巡抚、总兵等人的不法及害民行为随时纠举。监察御史出巡前顺治亲自召见，并严格规定：一经点差，他们就不许见客、不许收书信、不许沿途州府县司等官送迎，违禁者给以重惩。 面对危势的转变(5)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采纳汉官魏象枢的建议，实行大计天下，即对全国地方官进行甄别考核，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形成制度。每次大计，都有详细的考核内容和奖惩办法。这一年经过大计，全国大小官员被革职、降调、退休的有九百六十九人之多。　　在大计天下的同时，又对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同样的甄别考核，名为京察。第二年正月起，再对地方最高官员即总督巡抚们严加考评，结果在全国十四名总督巡抚中，有六名分别受到降级、解任和革职的处分。　　福临崇拜立法周详的明太祖朱元璋，很快就运用到他自己治国的实践中去了。大计、京察，就是他为整顿吏治所立的法，经过法治的清洗和淘汰，提高了各级衙门的行政效率，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权力集中、政令统一方面明显地优于南明永历政权，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　　在经济方面，以奖励开荒为中心。　　福临接受了范文程提出的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垦荒的建议，开始了清政府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屯田垦荒。后来又以官府贷给耕牛、种子以及三年不征、五年不征等优厚条件，奖励全国各地招民垦荒。顺治帝的这一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大战乱之后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因此而渐渐复苏，流亡纷纷回归，户口日益繁盛，国家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在经济实力上很快超过了南明永历政权。　　辅佐福临完成这次观念转变并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智囊团成员，主要是汉大臣。那些在福临亲政初期纵横天下的大将军们、王爷贝勒们，大多数还不会说汉话，更不认识汉字，对儒家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别说信奉，恐怕知道的都不多。满洲亲贵们在治国行政的大事上，与顺治帝的共同语言显然是越来越少了。　　福临重用的汉大臣，首推范文程这位身历太祖、太宗和顺治及后来的康熙四朝的大学士。　　范文程，字宪斗，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代，明朝初年自江西迁居沈阳。他的曾祖父范，曾任嘉靖朝兵部尚书，宦海沉浮数十年，颇有政声；却受奸相严嵩陷害，革职削籍，郁郁而终。范文程自幼好读书，颖敏沉毅。家庭的遭遇，使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早地预见到大明气数已尽。当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后，因敬他是名臣之后，在大量屠戮汉人之际，不仅免他一死，还邀他参与政事。他也就半推半就，成为大金国最早的汉人文臣。皇太极继位后，范文程大得宠信，是朝廷最重要的谋臣，凡军国大事，皇太极无不向他咨询。当李自成攻进北京、推翻明朝时，范文程又以明睿的政治眼光，看到了千古难逢的机遇，向摄政王多尔衮进言大军入关、逐鹿中原、夺取天下。大清定鼎燕京之初，范文程为稳定局势、收揽人心、缓和民族矛盾做了很大努力。一旦多尔衮专擅朝政，变得势焰熏天，范文程又明智地后退，与这位摄政王保持相当的距离。　　顺治帝亲政，范文程才又一次焕发了他的政治光彩。少年皇帝倚之如肱股，言听计从；授议政大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又进太傅兼太子太师，礼遇极厚。顺治帝曾亲自调制药饵赐给生病的范文程；还特遣画工到范文程府第为他画像，并将画像收藏在宫内，为的“见画如见人”，能日日晤面；恩赐给范文程的御用衣物食品，更是多不胜数。最令范文程感泣不尽的是，顺治帝竟考虑到他的形貌颀伟，下令为他特制衣冠，以求合身称体。老臣与少主之间的感情，已超越了一般的知遇之恩了。　　洪承畴和吴三桂，一文一武，都是当年从明朝降过来的大臣大将。　　洪承畴在明朝时，文章道德、政绩功勋都属一流，是崇祯帝倚为心膂的大忠臣。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明清松山、杏山大战，洪承畴所率十三万人马被全歼，自己也被俘虏。囚禁中的洪承畴每日谩骂不屈，甚至绝食求死。终因求生的本能、内心深处对明朝必亡的认识和对做开国从龙之臣的荣华富贵的向往，投降了皇太极，从此成为皇太极治国行政的重要谋士。清兵入关，洪承畴以他特殊的地位，以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身份，配合豫亲王多铎所率大军的军事行动，战抚并举，在很短的时间内，势如破竹地拿下了江南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财赋之地，为清朝立下大功。顺治亲政后，洪承畴作为内院大学士，参赞国务，很得福临信赖。在军事最棘手的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任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给他很大权力，放手让他全权处理对南明永历朝廷的战守抚等重要事项。洪承畴上任后，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多少军事进展，倒在招抚方面下很大功夫。朝廷内外，尤其是满洲亲贵对此十分不满，不断有怀疑、攻讦、诬蔑之词奏上福临。少年福临竟能不为所动，对洪承畴信赖始终。洪承畴的蚕食和不断的深入策反终于奏效，南明永历朝内部发生分裂和内战，使清朝终于得到了进军云贵、统一全国的大好机会。　　吴三桂开山海关请兵以来，一直受到清朝统治者的优待，封为平西王，为四汉王之首。追击并消灭李自成农民军，他更是功勋卓著。顺治亲政后，在与南明永历朝的对峙中，吴三桂在最困难的四川战线作战。南明方面施反间计，假刻吴三桂告示四处张贴，示意他有复明之心，被清朝川湖总督上报。十四岁的福临竟能一眼看穿，派专人转告吴三桂说：“朕与王谊属君臣，情同父子，区区反间计岂能间离!”吴三桂自然深受感动，更加卖力地为清朝打天下。比之崇祯皇帝被最简单拙劣的反间计所惑，自毁长城，冤杀大帅袁崇焕，福临实在是高出一大截。 面对危势的转变(6) 　　小皇帝福临对汉臣的笼络和优待，是那样识大局知大体，是那样有政治头脑，除了他自己的素质高、学习努力之外，也能看到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此前皇家公主、郡主，从来只嫁给满、蒙贵族世家，现如今也下嫁到汉王家了：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太宗的皇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肃亲王豪格之女赐和硕公主号，下嫁靖南王耿继茂长子耿精忠；次年，固山贝子苏布图之女赐号固山公主，下嫁耿继茂次子耿昭忠；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封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为和硕公主，下嫁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若不是皇太后的意愿，这样的联姻是根本不可能的。　　用儒家学说治乱世，福临渐渐尝到了甜头，治国理政渐渐入门。但是，入门越深，天子角色越投入，就要求福临的汉化程度越高，这样，福临和满洲亲贵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激烈，使他越来越多地陷入两难境地，无法解脱。　　江山，是满洲亲贵、八旗将士浴血奋战打下来的。他们抛头舍命，南征北战，为的就是自身和后代的荣华富贵；而维持异族统治、征服不甘受奴役的广大汉民，还得靠他们的威慑力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必须给他们特权以维系之。国家机构中首崇满洲，旗下军民终身享有钱粮，除了这些优厚待遇之外，清初为害峻烈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这三大弊政，也是为维护满洲八旗特权利益而立的特别法令。　　福临很清楚，他是一位满洲皇帝，传统的教育、祖辈父兄辈的光荣业绩都使他自觉不自觉地要维护满洲利益；但他拥有天下，是天下万民的君父，又必须从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儒家学说使他完全认同这样的天经地义：皇帝统辖万里，咫尺之土也是皇帝之地；匹夫之人也是皇帝之民。多圈给旗下一地，则皇上就减一地之田赋；多投充旗下一人，则皇上就少一人之财税。在天子皇权与贵族特权之间这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中，他能不维护自己吗?至于在政治上推进汉化还是反对汉化，任用汉官还是排斥汉官，福临和满洲亲贵们的矛盾冲突就更加激烈了。　　处在汉大臣和满大臣之间、处在汉文化和满文化之间，福临怎样才能维系双方，力求平衡呢?这实在是比走钢丝还要困难许多许多倍的事，足以令最老练的政治家头痛，少年皇帝能够应付得了吗? 天主、喇嘛与禅宗(1) 　　亲政之初的福临，实在还是个孩子，刚刚十三岁。小小年纪，能够在朝廷各种大典中神态自若，庄重威严；能够在内院对满腹经纶的三朝元老侃侃而谈；能够对身经百战的王公将帅授命施恩，时时处处显示出令人惊异的早熟和被人敬畏的天子气度。周旋在成人世界的他，在日理万机、行政用人之际，偶尔也会流露出几分童心，耍一点孩子气的小手段。　　例如，后来成为康熙朝重臣的图海，福临亲政时不过是个管理御宝的中书舍人，经常背负皇帝金印跟从福临到南苑游猎骑射。福临早就认定此人不同凡响，很想破格提拔重用，又怕众人不服，就使了个绝妙而又简单可行的诡计。在一次大朝会上，福临突然当着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大学士们厉声说道：　　“中书图海举止异于常人，当置于法，立斩!” 　　众人大惊，纷纷以其无罪为图海请命。当大家的情绪激昂到顶点时，福临才绷着脸说：“如果不杀，就得立刻置于卿相高位，方可与其才干相称，不生他变!” 　　于是，图海当殿立授内院学士，后又拜内弘文院大学士、授议政大臣，不几年加太子太保，兼刑部尚书，成为满洲新人中晋升最快的一名干练大臣。　　又如，当时有一位孙自式，是内翰林秘书院检讨，所谓词臣是也。他认为地方官须回避本籍的规定不合理，自请为本籍县令，要单骑就道，纾东南之民困。奏疏中有不少鲁钝荒唐、大言不惭的地方。福临阅此奏本，童心陡发，竟朱批一行曰：“赐牛黄丸，令其归里养疾”!牛黄丸是一服历史悠久的验方，有清热泻火、化痰开窍的功用，主治心神昏昧、遍身壮热、恍惚如狂、筋脉痉挛、言语蹇涩等症。福临此批此举大有男孩子恶作剧的味道。不过他这一幽默，一谐谑，断送了这位顺治四年进士的前程。孙自式回归故里养病，人们呼之为“狂翰林”，他也从此杜门却扫，不与外事了。　　再如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三月，福临在南苑，命侍卫和护军按八旗军律披甲骑马列队，旌旗飞舞，威风凛凛。当应召来观礼的二品以上的汉官和翰林词臣刚刚走近御前时，角声骤然大响，将士们同声呐喊，犹如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把那些从未经过如此威武场面的汉官们吓一大跳，或惊恐失色，或战栗不安。这使存心展示满洲英武精神，满足自己优越感的福临大为得意，开心大笑，不仅观礼后赐诸臣宴饮压惊，还带领这些汉官们出南苑行猎三天，在苑中网鱼一天，玩得好不痛快! 　　这年的正月初二日，顺治帝还亲自组织了一场赛跑。他在午门等着，做裁判长，命两翼的值班侍卫以紫禁城西华门为起跑点，一声令下，侍卫们朝着午门飞奔。先跑到午门的十名侍卫获奖，第一名赏给七匹缎子，其余的以次递降，各有赏赐。福临的男孩子的好动天性被帝王身份束缚着不能舒展，只能借侍卫赛跑，来满足一下自己的童心，说起来，也真够可怜的了。　　就是这样很不畅意的童心流露，也只能偶尔一发，在大多数情况下，福临必须要维持帝王的威严气度。出于国家和朝廷的尊严，他得这样做；出于福临的极强的自尊心，也得这样做。他越是意识到自己是幼主，容易被人轻视，就越是要装得煞有介事，摆出一副威严冷峻、深不可测的面孔，尽管这副面孔与他稚气幼嫩的男孩子轮廓是那样的不相称。　　只有一个例外。　　福临的童心和孩子气，只在一位外国老人——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面前，才能流露无遗，才能得到完全的、畅快的释放。福临把这位外国传教士称做玛法——满语中爷爷的意思。　　大清皇帝怎么会有一个日尔曼族的欧洲玛法呢? 　　他们的相识相知颇有点传奇色彩。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公元1592年出生于德国莱茵州科隆城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他自幼立志献身于上帝的事业，成年以后，放弃了爵位的继承权，正式成为一名传教士，勇敢地选择了荆棘丛生的艰苦的路，远渡重洋，来到了遥远的中国。他刻苦学习汉语和汉文，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中国的“士”，终于因熟知天文历法，受到重视，明清两朝都被聘任为朝廷钦天监官员，对他的传教事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了适应这里强烈的东方色彩，约翰·亚当神父变成了汤若望神父——若望是约翰的转音，而亚当(Adam)便成了他的姓：汤。　　顺治亲政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小皇帝来到钦天监，这位大胡子、蓝眼金发的外国神父引起了男孩子的极大好奇。想不到这个外国老人竟然私下里悄悄地对小皇帝说了几句他既想听又怕听的话：　　“我要提请皇上注意摄政王专擅朝政、专横跋扈的危险倾向。不过，据我的观察，这位皇叔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很可能会早死的。” 　　福临当时没有任何表示，心里却巴不得汤若望预言成真。因此，他对这位德国神父印象深刻。由于当时的特别环境，福临没能与汤若望继续交往。汤若望此举究竟是真的为小皇帝担心，还是为将来小皇帝亲政后替自己预先开路?或者两种目的都有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亲政前后的无数大小事务和各种典礼，几乎把福临淹没了，使他差不多把这位大胡子神父忘却了。命运却又给了汤若望一次更好的机会。 天主、喇嘛与禅宗(2) 　　福临亲政的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四月，皇帝率大批亲贵和朝臣往塞外行猎，只有几位亲王与皇太后留守京师。这一年汤若望五十九岁，正值他管理钦天监和传教两项工作都达到顶峰之际。许多高贵的人物都想与这位学识高深的西方人交往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所以频来投刺通谒，占去汤若望许多时间。高贵大人物们多随皇帝出猎去了，汤若望顿觉清静，可以定下心来做更多的传教事务了。　　有一天，忽然有三位满洲妇女来到汤若望住所，声称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因为她们的郡主患重病，郡主的母亲不相信太医，宁愿听一听汤若望的意见。　　根据来人叙述的郡主病症，汤若望推断不过是这个季节常见的感冒，便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只要患者把这圣物挂在胸前，四天之内就可痊愈。　　五天之后，三位妇女又来了，带来大批银钱和金线绣织的丝绸酬谢汤若望，因为郡主果然在四天内恢复了健康。数日后，她们又来送钱。汤若望不接受，她们就以此捐助了教会。又过数日，一位蒙古妇人来到汤若望住所，献给他一笔更大的款项。当已经起了疑心的汤若望不肯接受时，她说了真情：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太后，那位患病的郡主是皇帝的未婚妻。皇太后将要以父执礼敬汤若望，遵从他的教导，愿汤若望以女儿一般看待她。　　从此，这义父与义女，彼此以礼敬相崇尚：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十三日，皇帝大婚，汤若望以六十岁高龄随同诸王群臣参加从早到晚的庆典，十分辛苦，以致皇太后次日便遣人去向汤若望问候。　　数日后，汤若望亲往宫中，向他的这位义女祝贺新近因皇帝大婚所上的尊号。皇太后接受祝贺，十分感动，事后，特意由自己手腕上脱下两只金镯，遣人送赐汤若望作为报答。当皇太后无意间得知汤若望需要为他的庄田添一头耕牛时，又立刻遣人送来两头健壮的耕牛，并埋怨汤若望说，为什么义父在义女面前还要隐瞒这样一件小事。　　汤若望将十字架圣牌作为还礼，送给皇太后，考虑她的地位，为避免人们的注意，建议她把圣牌挂在外衣下面。皇太后却堂而皇之地戴在颈项上，让十字架垂在外衣之上的胸前，即使在众目睽睽下也坦然自若，令汤若望很是欣慰。　　皇太后还亲自捐献巨款，资助汤若望建造教堂的大理石碑，又遣人送许多蜜蜡到教堂，请汤若望为她祷告等等。　　这样的礼敬，势必影响到义女的儿子福临。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一个外国传教士与少年皇帝的长达十年的深厚友谊。于是，汤若望就被少年皇帝称做玛法。　　知天文，识历法，能预知日食月食，能测算日月星辰的出没，这在进化未久的满洲人眼里，无异于神仙了，汤若望因此受到朝廷上下的崇敬，以能与他交往为荣。这也是福临敬爱汤若望的基础。自然，对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金发碧眼的德国人的好奇，对于传教士的无家室无后代的独身生活的怀疑，也是这个十三岁男孩子想要接近汤若望的部分原因。　　亲政后大婚前的福临，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妾妃，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福临，更经常地被色欲燃烧着，所以，他对汤若望的贞洁很觉费解，也难以置信。于是，他不断地派遣两个、三个可靠内侍，在白天和深夜的各种时间，到汤若望的住所去，藉词咨询，其实是在暗中查究他的隐私。但凡深夜造访，总是发现汤若望坐在书桌前或读或写，仆役则在旁屋内鼾声大作地酣睡，往往得由老教士亲自出来给皇帝的使者开门。这些使者也从未在汤若望住所中发现任何可指摘之处。　　所有的男孩子们，只听得进自己真正佩服的人所说的话。福临也一样，在察访、确认了汤若望的贞洁生涯和无可挑剔的学问道德以后，才选他为自己的师友、亲信和顾问，并在他的面前袒露自己的心灵，表现全部的孩子的天真。　　皇帝亲临民宅官宅，是非常罕有的。福临亲政以后，仅驾临郑亲王济尔哈朗府和大臣鳌拜府各一次；却频繁地临访汤若望的住所，作长时间的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年(公元1656年、1657年)两年间，皇帝竟二十四次访问他的汤玛法。　　福临到了汤若望住宅，完全像到了朋友家，有时甚至不令人通知，一直走进汤若望的住处。他不是单独同汤若望坐在室内，就是穿房越屋，在宅子里到处走来走去；还不时要汤若望送进饮食来由他自己随便取用。　　他在汤若望的房间里到处坐，坐在汤若望的床铺上，坐在汤若望用过四十年的旧椅子上，坐在为学生和教徒所设的木凳上。按中国习俗和朝廷礼制，凡皇帝临幸所坐过的坐具，要用一块黄布封盖起来而无人再敢去坐，常人见到这样被封盖的座位都应该跪拜行礼。终于有一天，汤若望不得不请皇帝注意，他室内坐具俱已封存而无所剩余了。少年皇帝哈哈大笑，说：“玛法，你也这么迷信?你还管这些礼节吗?你想坐哪儿，尽管坐下去好了!” 　　福临看到卧床边祷告用的跪凳，便问起它的用途；得知其用途后，又问起玛法一天工作的程序；进而问玛法一日三餐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等等。宅子内一切暗陬角落，他都一一搜寻到了。然后到花园里，他又径自从树上摘取果实，还要求玛法把葡萄留到熟了以后等他自己摘来吃。 天主、喇嘛与禅宗(3) 　　在他们时常会聚的时候，聪颖的福临求知若渴，要汤玛法解答他提出的一切问题：为什么有日食月食，彗星和流星是什么，物理的，化学的，乃至官员的情况，行政的效率，钦天监的下级生员有无进步等等。汤玛法还多次被召入皇帝寝殿，因为晚间皇帝已躺在床上，临睡时又想起什么，要他的汤玛法坐在床边，继续他们俩的谈话。　　福临在汤若望住所里喝教堂花园里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欣赏西洋木船的模型和天体测量仪器，在火星飞迸四射中观看匠人打铁，仔细地观察一架欧洲式的水力机器。福临甚至心血来潮，要汤若望帮着他一起制作那种极为人们珍视的琥珀油。玛法和孙子两人一起翻阅书籍，研究其制作方法，指挥仆人们操作，他俩这样工作了差不多两天，终于制成了福临所认为的琥珀油原料。皇帝很得意，亲手用天平一包一包地称出三百包，连带药方一起赐给了他的汤玛法。　　福临为了让他的汤玛法快乐，竟命人赶来了銮仪卫的十八头驯象，在教堂门前那条通达全北京的宣武门内长街上赛跑。小山似的驯象，跑起来震得地皮颤抖，此时福临还特别留心地护住他的汤玛法，深恐这些庞大的动物偶一不慎，将他的这位老友踏死在奔驰的笨重象蹄之下。　　福临的天真童心令人感动，在与汤若望的交往中，表现出一种真切的依恋之情。他五岁丧父，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男孩子对父爱的渴求。但他五岁就当了皇帝，原本应该给他父爱的叔父，却是他最危险的政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担当这样的角色了。汤若望崇高的天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渊博的学识，他的刚毅、强健、正直、不畏艰险的男子汉大丈夫气质以及他对福临的谏正、指导和爱护，使福临对父爱的渴求得到相当的满足，这也必然使汤若望在顺治朝获得极大声望和权力。　　在汤若望对福临的友情中，最富有父爱色彩、使福临深心里最为敬服的，就是他敢于做任何人都不敢做的事情：责难皇帝道德方面的过失并指出皇帝应走的道路。　　从交往的一开头，汤若望就把最大的努力放在改善他这位被保护者的道德上。用汤若望自己的话说，他“要把性情热烈急躁、自尊心极强而又肉欲旺盛的少年皇帝教育成一位道德崇高巍峨的英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冒相当的风险。因为福临是世间最大国家的权威无限的君主，又有喜怒无常、火烈急暴的性格，他略一暗示，就足以毁灭掉进谏者的性命。因此，汤若望很小心地照顾到福临的自尊，凡是可能使皇帝觉得羞耻的事情，他都是秘密地“在四只眼睛下”向福临进言。　　一次，福临占有他不该占有的女子，汤若望立刻向他呈递一封谏书，并“在四只眼睛之下”向他亲口说了些规正的话，福临顿时恼羞成怒，汤若望只得赶快退出走开。可他很快又被召回，皇帝抱歉地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并愿继续接受汤若望的劝谏。　　可是，大婚后的福临，又一次犯了同样的沉溺色欲的道德过失，汤若望因此再向皇帝进谏，福临开始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汤若望驳斥了皇帝，弄得皇帝面红耳赤、一脸愧色地退到内室中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来，用平静的声调问：　　“玛法，哪一种罪过更大，是吝啬还是淫乐呢?” 　　“是淫乐。”汤若望毫不犹豫地回答，“尤其是对地位高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榜样，所引起的祸害更要多更要大；况且这两种罪恶中，淫乐也是更危险的。” 　　皇帝略一思量之后，就点头默认，并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他令人立刻款待玛法，表示自己的歉意和谢意。　　要不是汤若望本人道德高尚、纯洁无瑕，这样的责难和进谏福临绝不可能接受。　　汤若望的进谏当然不止于此，他还进劝说：皇上对臣属应持慎重缄默态度；不应当把时间消磨在嬉戏俳优身上；皇上应当节制凶野的游猎骑驰，对火器应慎重小心，尤其对欧洲的枪炮，因为皇上对这种兵器夙无训练，极易发生意外致受误伤等等。汤若望的进谏甚至涉及到仁政君德，他向皇帝进劝：在严厉的国法实施中，要存一番深仁宽厚；对百姓要怀一番如父如母的爱护；对国中大小官吏要宽严合度多加体谅等等，颇具中国封建士大夫提倡的仁政王道的意味。　　汤若望自己也以身作则地在具体事件上对福临施加影响。　　一天，喜爱游猎的顺治帝突发奇想，要在长城以北组织一次最大规模、如同出征打仗一样的围猎。这消息一传出去，小官吏、兵丁和平民百姓无不悲愤，一时间怨声载道。物价腾贵下生活艰难的人们，无法承受再加一层的皇差的沉重压力了。汤若望于是出城直到南苑，亲自求见皇帝，不绕弯子，直言进谏。福临听从了，游猎之举作罢不说，还向那些清贫的下级官吏和兵丁们发下一批赏银。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南方战事失利，北京流行天花，又逢旱灾饥馑，汤若望进言发国帑广施赈恤，于是顺治帝发下四十万两赈恤银。次年六七月间连日暴雨，京城内外积水泛滥，淹没许多贫民房屋。又由汤若望进言，顺治帝下令，政府拨发救灾银，八十万两用于城内，二十四万两用于郊区。　　当追究敬谨亲王尼堪衡州阵亡之败时，有二百余名八旗将领负有责任，论律当斩。朝中没有一人敢为这二百人恳恩求命。惟有汤若望向皇帝上奏以营救他们。顺治帝本心也想宽大处理的，但他是满洲后辈，不敢轻易改动祖上传下来的严厉的军律军规，有汤若望这样地位崇高的钦天监的天算家出面讲情，可以说代表着天意，他也就放心大胆地赦免了这二百人的死罪。 天主、喇嘛与禅宗(4) 　　汤若望的这些行动，不断地提高着他在朝廷上下的威望。顺治帝对他的异乎寻常的礼敬和宠信，更增加了他作为客卿的分量。　　汤若望获得特许：他的所有奏折，在任何时间，无论皇帝在什么地方——宴居的宫室，或母后处，或游猎苑囿中——都可以亲自呈交皇帝之手；　　皇帝免去汤若望的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特殊优待，朝廷里只有特别尊贵而年迈的郑亲王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　　皇帝赐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将他的官位由太仆寺卿升太常寺卿，再加官通政使，一直升到正一品，甚至给他的父母和祖先都追封了官爵。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汤若望的信赖、依恋、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是任何人都无法达到的。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正月三十日，按中国的算法，是福临的二十岁整生日，这样的万寿节应普天同庆，是朝廷的大节日，要举行大朝会和宫内外的盛宴进行庆贺。过生日的福临竟宣布，他要在汤玛法家过他的寿诞。于是盛大的寿筵与百官的祝贺就在汤若望的住所进行，蔚为奇观，也传为奇谈。　　人人都知道，对福临而言，汤玛法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在义父、义女、玛法、孙子之间，仅仅是令人感动的脉脉温情吗?大概不是。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就福临母子尤其是皇太后而言，是承继了皇太极以藏传喇嘛教联络和控制蒙藏民族的故智。南明永历朝的太后、皇后、太子及总管太监和许多朝廷大臣，都是天主教徒，永历帝本人的宗教倾向也就可以猜想。大清朝廷优待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意味着对天主教的承认，是向南明永历朝所做的招抚姿态。至于是否通过汤若望和他的天主教力量，与南明政权私下接触进行劝降，不见史料记载。但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此类幕后活动却不是不可能。历来如此，古今同理。在永历朝军事上失败已成定局的顺治十六年(公元1660年)以后，汤若望就被福临母子冷落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从政治作用着眼，玛法已经大大贬值。　　汤若望依然自我感觉良好。他的所有工作、他的一切努力，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天主教普及到东方，使中国也像欧洲各国一样成为天主教国家。他借助天文历法的渊博学识在朝廷站住了脚；他以完美道德品行和感情获得了福临的心；他努力以自然宗教和道德为基础，将天主教的教义建于其上，企图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引导皇帝入教。皇帝如果能够成为教徒，那将是把中国、把东方纳入天主教范围的捷径，那也将是汤若望为他的罗马教廷立下的最辉煌的功勋。　　只有后人才能看清楚，汤若望的成功很短暂，也很有限。　　满洲信奉的萨满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的原始宗教，因为它崇拜多神，也就决定了它并不保守排它而能接受外来宗教。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萨满教甚至在自己的祭坛上为佛教、道教留下一席神位。所以，当皇太极为了维系蒙、藏而引进喇嘛教时，萨满教也接受了它。　　福临的生母、嫡母和庶母多是蒙古人，所以清朝入关之初，从宫廷到民间，喇嘛教传布已相当广泛，大喇嘛甚至能列国王仪仗招摇过市。满蒙的传统宗教对顺治帝这个满蒙混血儿不可能没有影响。汤若望坚持不懈地屡次上奏，反对皇帝对他称之为邪教偶像的溺惑心理，反对用大量金钱为喇嘛修庙建塔。他的主张得到朝中汉臣士大夫们的支持，也就触动了具有清醒头脑的孝庄太后和顺治帝。　　福临身为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皇帝，自然是各种宗教争夺的最大猎获物，想把他收罗门下作为教徒的，不止汤若望一个。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来自雪域西藏的神王达赖喇嘛在三千名喇嘛和三万名蒙古人的护送下，将要到北京来，除了想用神奇的法术感召人们信奉喇嘛教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心愿就是收皇帝当他的弟子，他做皇帝的法师。　　汤若望联合洪承畴、陈之遴等汉大臣，首先以“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为词，制止了顺治帝亲自赴边外迎接达赖的计划；又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的谏劝，降低了接待达赖喇嘛的规格。达赖喇嘛入城式极为盛大，皇帝却并未亲迎，只派了他的哥哥承泽亲王硕塞出城接驾；皇帝本人只在南苑大殿中等候，从宝座上立起，向这位入京觐见的法王伸手一握，表示亲敬，并在右面亲王行列中指给他一个座位。　　达赖喇嘛在北京受到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礼敬，但是这位法王活佛最重要的心愿却落空了。皇帝没有拜师。汤若望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客观地说，天主教与佛教为争夺顺治帝的第一次较量，双方都未能获胜。相对而言，汤若望得势得利稍优。　　六年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佛教第二次与汤若望争夺顺治帝，汤若望却完全失败了。　　因为这次汤若望的对手不是远来的和尚，而是历千余年，已经与中国本土习俗、儒家学说结合得十分完美的禅宗佛教。　　因为此时的福临不再是一个好奇单纯的稚子，已经成长为更加自尊、独立的青年君主，经过多年的读书学习、刻苦钻研，他醉心于汉族传统文化，已完全认同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 天主、喇嘛与禅宗(5) 　　汤若望为什么会失败？以下简单比较。　　汤若望以顺治帝的道德教师自许，对福临的失德处，总是不客气地进行谏正劝阻，总是令福临感到自己有缺失，有弱点。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乃是规律，至尊至贵的天子福临，对逆耳之言心里到底能接受多少，又能接受多久，都很难说。　　而禅宗佛教的高僧，一见福临的面，就称他为佛心天子，并断言说：“皇上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信仰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 　　这样甜言甘语的揄扬，怎不令福临听了顺耳舒服?他很愉快地接着高僧的话头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如今每到寺院，见僧家明窗净几，总是低回不忍离去。” 　　高僧立刻顺竿爬：“皇上夙世为僧，未曾忘却习气耳!” 　　与汤若望相比，佛门高僧不是更能抓住福临乃至人类都存在的爱听顺耳话的虚荣弱点吗? 　　其次，福临博览群书，深入到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渐入佳境，越来越痴迷。禅宗的高僧们，无一不是大师级的饱学之士，不但佛学精深，诗词书画素养也都出类拔萃。福临和这些高僧在一起，可以谈诗论赋，可以评说当世文人文风，可以向高僧们背诵《赤壁赋》《离骚》等名篇而获得他们由衷的惊叹和赞美，甚至可以跟他们借谈禅而说《西厢》。就连临帖学书法，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当福临自显本事，濡染大笔，连书数幅大号的“敬”字时，高僧赞不绝口。福临很得意地搁笔，拿了最后一幅给高僧看，问道：“这幅如何?” 　　高僧笑道：“此幅最佳，乞皇上赐给。” 　　当福临连说“不堪不堪”之际，高僧已从福临手上轻轻拽了去，连连致谢说：“恭谢天恩!” 　　而汤若望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美妙境界无动于衷，很难理解。传史庄骚、唐诗宋词乃至《西厢记》《牡丹亭》，对于他所具备的汉语汉文程度来说，都太艰深了。一次朝廷的大宴会之后，福临留他的玛法在宫中交谈许久。汤若望临行时，皇上拿出两把他亲手绘画的扇子，亲自按上鲜红的皇帝御印，作为礼敬赐给他的这位师友。在侧的大臣们都非常眼红，汤若望却毫无感觉，并不认为这与平常赏赐的衣物食品有什么不同。后来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这比二千两银子还贵重得多。如此点拨，汤若望还是不开窍。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汤若望因此又失去了一片大大的地盘。　　再有，汤若望寡不敌众。福临从第一次认识禅宗佛教高僧聪性、不断召他入宫谈禅开始，临济宗的高僧及其门徒们就接力赛般陆续来到皇上身边，如浙江天目山的住持玉林通，通的弟子茆溪行森，以及木陈道。他们都以渊博的佛学和高深的传统文化素养，使福临大为倾倒。汤若望以一人之力怎么能敌得过这些高僧们的传递而进?喜新厌旧的人类通病导致了汤玛法日益受冷落。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福临本人。他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在这一时期不断发生变故、不断受到打击，他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已经难以承受，他要寻求解脱。禅宗佛教那些圣洁的、超凡脱俗的境界，神秘而富有诗意，对他有极强的吸引力。而在强调君主的道德、强调君主的责任的汤若望那里，他永远也找不到解脱感。　　福临最终还是落到了佛教禅宗手中。　　但他又不是个纯粹的佛教徒。　　各种宗教争先恐后地要在年轻的皇帝脑子里打上自己的印记。福临身上于是兼而有萨满教的迷信、喇嘛教的神秘、天主教的道德观、禅宗佛教的解脱和觉悟。这些宗教对他的影响都是难以磨灭的，与他的生命相始终。这样，他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就经常处于激烈的矛盾和深深的困惑苦恼之中。对于福临这样具有多血质气质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一重灾难。　　汤玛法总是责怪那帮僧徒使皇帝成为傀儡并排斥了他和他的天主教。他总以为他是有可能引导福临入教的。他其实一直没有明白，作为有两千年不间断的传统文化的中华帝国的皇帝，福临不可能入天主教。　　天主教的主要则律——教徒必须遵守的摩西十诫，除了不偷盗、不陷害人、孝敬父母、守安息日等一般性的戒律之外，最重要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戒律，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皇帝，是无法遵守的。　　比如第一戒，只信上帝，不信任何别的神。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逢山拜神见庙烧香。中国的仙佛神圣妖魔鬼怪，大概也算世界各国同道中一支最庞大繁盛散漫，最杂乱无章的队伍了。除了天下通行的释、道、儒三教中祖师爷和下属的数不清的神圣仙灵，又有历代忠臣良将孝子烈女死后成神，还有各地的土著神，更不用说那成千成万种精怪妖鬼。没有人能弄清它们的确切数目，因为人们随时随地地又会杜撰出一些新的神来大显灵异，招得信徒虔诚礼拜，烧香祷告。让这样一个民族抛弃陪伴了他们数千年的无数根精神支柱，只相信一个上帝，谈何容易!就是福临本人，也很难完全驱逐掉萨满教、喇嘛教和佛教对他自幼产生的影响，何况他周围是这些宗教的汪洋大海! 　　又如第二戒，不得崇拜偶像。　　这是更难做到的事情。因为中华民族特别重视传统，祖先崇拜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祭祖扫墓，无论贵贱老少男女都视为家族人生的大事。皇家尤其崇敬祖先，历代皇帝，也包括福临在内，无不把祖先神化、仙化，无不把祖先灵异的天子气作为自己占有江山社稷、受命于天的最有力的依据；所以，他们都会追封上三世上五世，大建祖陵。从秦始皇到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留下了多少皇陵?立了多少功德碑?谁肯为了入教而弃祖宗于一旦? 天主、喇嘛与禅宗(6) 　　还有一条叫福临难以接受的，那就是第六戒：不得邪淫。　　福临与汤若望有这样一段对话，那是在汤若望向顺治帝进行宗教讲授之后。　　福临问：“上帝的律则、天主教的十戒，是否要帝王们也和其他人们一样地遵守奉行呢?” 　　汤若望答道：“皇帝比其他人更加要遵守，因为皇帝要给他人做榜样。” 　　福临问：“为什么教中禁男人多娶妻妾?” 　　汤若望答：“这样可以使儿童得到较佳之教育，并且还可以使家庭内和睦。况且这是上帝的真意，在欧洲一夫一妻寻常所生的儿女，比这里一夫十妾所得的儿女还要多呢!” 　　福临着重地又问一句：“这条戒律对帝王们也有约束力吗?” 　　汤若望也加重语气地回答：“是的，比对其他人还要有更大的约束力，这是为了树立好榜样!” 　　沉默片刻，福临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了。　　外国学者常常以此为证一再指出，福临沉迷于淫乐、追求肉欲，是他入教的主要障碍，更有人引申开来，以多妻制来说明东方人好色纵欲。这其实是很片面的。　　在封建君主制的中国，妻妾的数量与财产的数量一样，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森严，处在等级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才能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八十一御妻。无论福临是不是好色纵欲，为了入教而放弃作为皇帝重要象征的妃嫔制度，放弃皇帝的特权，这是超过那个时代可能性的要求，为他自身还是为他的祖先、后代考虑，他都不可能接受。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的必然：福临如果是水，佛教禅宗如同乳，可以达到水乳交融；汤若望的天主教则是油，尽管和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却仍然水是水，油是油。 众里觅她千百度(1) 　　性情热烈、急躁火暴的福临，是不是如汤若望所称的肉感肉欲的性癖特别发达，并在太监们的引诱下过一种放纵淫逸的生活呢?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处在权力尖顶的皇帝，最关心的事情无过于后继有人，无过于确保江山社稷永远属于他的子子孙孙。为了有更保险的皇嗣，就必须多生儿子；为了多生儿子，就必须多娶老婆；要多娶老婆，就得有相应的妃嫔制度。古老的三宫六院制度其实就在培养君主纵欲。　　福临也不能例外，何况他性情热烈、易于冲动，又正值青春猖獗的时期? 　　明朝末年的社会风气原本淫靡，前明留下来的太监，势必用明宫里骄奢淫逸的故事来迎合年轻的新主子，以达到固宠的目的。福临惑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隐秘，时不时沉迷放纵怕是难免。但至少，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勤学苦读和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上面，能够接受皇太后的管教，也听得进汤玛法的直言谏正，由此可知福临自己还足够聪明。在这方面，他算不上荒淫无道，但也远不是圣贤。　　国家规定的宫廷制度给他娶了一大堆妻妾，按官修史书和皇室谱系记载，她们是：　　世祖废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亲王吴克善女；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　　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子一，早殇；　　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子一，玄烨；　　恪妃，石氏，滦州人，吏部侍郎石申女；　　贞妃，董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女；　　悼妃，博尔济锦氏；　　淑惠妃，博尔济锦氏，孝惠皇后之妹；　　恭靖妃，浩齐特博尔济锦氏；　　端顺妃，阿霸垓博尔济锦氏；　　宁妃，董鄂氏，子一，福全；　　庶妃，巴氏，子一，牛钮，早殇，女二，均早殇；　　庶妃，穆克图氏，子一，永，早殇；　　庶妃，陈氏，子一，常宁，女一，早殇；　　庶妃，唐氏，子一，奇授，早殇；　　庶妃，钮氏，子一，隆禧；　　庶妃，杨氏，女一，下嫁纳尔杜；　　庶妃，乌苏氏，女一，早殇；　　庶妃，那拉氏，女一，早殇；　　庶妃，王氏，女一，早殇。　　其中，因生有子女才留下记载的九名庶妃，出身、种族、父母、年龄、入宫时间和生卒年月等都无考。没有子女的庶妃还有多少?只有一夜情、一时情的未得封号的宫中女子还有多少?不得而知。　　庶妃大多是在福临亲政前或大婚前进宫的。也就是说，福临十一二岁还在儿童期，就处在一群巴望得到他宠幸的女人之中，就已经开始性生活了。这很有害，非但他不可能有健康的性心理，后代的成活率也很低。　　福临的长子牛钮，出生在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十一月初一，做了父亲的福临此时才十三岁。牛钮只活了不到三个月，次年正月三十日，正逢皇上的万寿节，小生命就凋谢了。　　据上述史料计算，有四名皇子和六名格格早殇，实际上恐怕远远不止。　　河北省遵化马兰峪清东陵里，顺治帝及其后妃葬在孝陵和孝东陵。陵寝内葬记载提供了又一组数字：　　孝陵内葬一帝二后，即世祖章皇帝年号顺治，孝康章皇后，孝献端敬皇后；　　孝东陵内葬一后七妃四福晋和十七个格格，是顺治帝的后妃女儿。　　后妃的记载与官书出入不大，多出来的四名福晋不载史册，由其称呼可见清初宫廷制度不完备不规范。至于十七个格格，都是福临夭折的女儿——京及格格、捏及呢格格、赛宝格格、迈及呢格格、厄音珠格格、额伦珠格格、梅格格、兰格格、明珠格格、芦耶格格、布三珠格格、阿母巴偏五格格、阿几格偏五格格、丹姐格格、秋格格、瑞格格、朱乃格格。她们的母亲是谁，孩子的生卒年月也无法考证，总之都没有活到出嫁年龄的十二岁。　　宫廷制度如此，皇帝的好色淫乱岂不是合理又合法? 　　亲政之初的福临，只是个不具备自我克制能力的十三岁少年，一旦摆脱了摄政王的压力和威胁，骤然间成了真正的至尊，行为不免过分，甚或尝试着猎取男色。　　这样，有关小皇帝失德的传闻成了公开的秘密，连远离宫廷、住在宣武门教堂馆舍的汤若望都知道了，并特意为此正而八经地上了谏书，使顺治帝的放荡有所收敛和节制。　　皇太后毕竟棋高一着，决定为儿子操办大婚，要用皇帝的正妻、尊贵的皇后来拢住福临野马一样的心。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大婚礼，皇后的凤舆从大清门入，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等各道中门，抬进了紫禁城乾清门，入坤宁宫成礼。大清于是有了一位国母，她是皇太后的亲侄女，当年布木布泰远嫁皇太极的送亲哥哥吴克善的女儿，福临的表姐，也就是当初三位满洲妇人到汤若望处请他给治病的那位郡主。　　对这门亲事，福临打心眼儿里不乐意。因为这是多尔衮在世时为他订的婚。无论多尔衮是不是想要篡夺皇位，维持满蒙联姻以巩固大清统治都是一项传统的重要的国策；无论多尔衮是否娶了布木布泰，讨皇太后欢心、挑她娘家的格格做皇后也是他必然的选择。福临出于对这位皇父摄政王的极度仇恨，对他的一切都进行毁灭性打击，但凡跟他沾边，在福临心里都会引起极端的排斥感，此事也不例外。正月里，吴克善亲送女儿至京，诸王贝勒大臣奏请于二月举行大婚礼时，顺治帝却断然不准，竟说此事不可遽议! 众里觅她千百度(2) 　　碰了一个钉子的未婚妻，只好暂住她的姑妈皇太后宫中，受皇太后监护和教养。　　对福临说来，这也是个难题，投鼠忌器，他不能因此伤了母亲的面子；为江山社稷着想，也不敢贸然在亲密的满蒙关系中制造裂痕；在每日往母亲处问安时，也常见到这位表姐，她的秀丽聪慧和高贵气度，也多少软化了福临的心。福临让步了，承认了这门亲事，终于在推延半年之后不无委屈地当了新郎官。　　帝后关系不融洽，原在意料之中。如果福临仅是追求性的满足，在皇后那里得不到的可以在众多妃嫔处得到。福临对自己的配偶正妻却非常重视，于是，便有了福临所独有的惊世骇俗之举。　　大婚后的第三年，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八月二十四日，皇上突然命内院查检历代废除皇后的事例向他回奏。这立刻在内院引起轩然大波，大学士们纷纷上奏谏阻，请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　　顺治帝给了大学士们一顿斥责，他传旨说：“皇后乃六宫之主，关系后宫法度，正位非轻，所以要废掉无能之人。你们身为大臣，反于无益之处上奏以沽名钓誉，甚属不合，着严饬行!” 　　大臣们不敢吭声了。福临紧接着在八月二十六日下旨礼部说：“现在的皇后是睿亲王在朕幼年时因亲戚关系而定婚的，未经朕自己选择。从册立之日起，就与朕志意不相协和，宫参商已历三载。此人事上御下，都难以期望有淑贤善良之心，实不足以仰承宗庙之重。所以，已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其为静妃，改居侧宫。” 　　明朝的大臣，向来以气节相尚，对争正统、争大礼等皇家事务非常起劲，虽受杖责、流放的羞辱却仍以为荣。清朝的汉大臣们，也想承袭这一传统，正像福临斥责的那样，沽名钓誉，想要博得直谏名臣的声望。况且，福临废后已既成事实，才来补告众臣，也使他们大不痛快。所以，八月二十七日，礼部尚书再次上奏谏劝，还提出应由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并禀告天地宗庙。　　其中最起劲的是一个叫孔允樾的礼部员外郎，他奏言说：“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显有失德之处，仅以无能二字定废谪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他并提议：“如果皇后实在不合圣意，可以效法旧制，选立东西二宫，共理内治。”言外之意是皇后万万不能废! 　　在这些大臣们眼中，感情不合和无能，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婚姻破裂的原因，只有失德，才能休妻废后。所谓失德，必须是谋弑夫君、秽乱宫廷乃至里通外朝等类祸国殃民的大罪。孔允樾一带头，朝臣们争先恐后地想要出风头。于是，八月二十九日，在福临已经同意礼部的提议，谕命议政诸王贝勒大臣及内三院、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议具奏的情况下，宗敦一等十多名御史又合疏上奏说：“皇后未闻失德，忽尔见废，非所以昭示风化也。伏乞皇上收回成命。” 　　福临大为恼火，下旨斥责说：“宗敦一等人明知朕已有旨令诸王众官会议，仍然渎奏沽名，着下有司议处!” 　　朝廷里沸沸扬扬，直闹到九月初一日，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请福临仍以皇后正位中宫，再另立东西两宫。　　这个折中，福临不接受，再传旨说：“朕自纳后以来，因志意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古来因废后而遭后世议论，朕也熟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因为会议结果基本上是孔允樾的意见，福临又把矛头对准了他。先责备规谏的诸汉官说：“进谏者必须真闻确见，事果可行，朕自然听从；若全无闻见，以必不可从之事揣摩进奏，欲朕必从”，不但无理，也不是为臣之道。然后指说孔允樾奏本中有“不知母(指皇后)过何事”等语，如果你孔允樾知道皇后的无过失之处，就指实了再奏上来! 　　孔允樾吓坏了，不敢再充直臣，赶紧在九月初四日奉旨回奏说：“皇后居深宫之中，其有过无过，非惟人臣不及知，亦人臣不敢知。”并再三表白说，上次奏疏中提到不知母过的话，不过是“仰冀君父动悔悟之机、开慈母一迁善之路”而已，如今，他低头认罪，“圣主在上，臣复何言?惟有席藁待罪，静听处分”。　　九月初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主持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废后大事。终究满洲亲贵对此事看得开一些，郑亲王对福临又始终忠心耿耿，终于认可了废后之举，上了一个“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的奏本，为此事画了个句号。　　于是，朝廷的诸王贝勒大小臣子们，看到了平时雍容大度、颇有天子气象的十六岁年轻皇帝的另一面——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顺治帝为什么要废掉他的皇后呢? 　　七年后，顺治帝在感叹自己伉俪之缘殊为不偶的时候，才把个中详情说了出来。　　在福临看来，他的这位皇后，容貌举止都足称佳丽，为人也十分灵巧秀慧。但是她有出身高贵门第的女子所具有的通病——癖好奢侈豪华：服饰用品，非珠玉绮绣不可；吃饭时只要有一件膳具不是金器就怫然不悦。特别是她生性妒忌刻薄，凡见到年轻貌美的宫妃宫女，就生憎恶之心，恨不得置于死地而后快。出于这种心理，她对福临的一举一动无不猜疑，无不防备。说实在话，一个女人，嫉妒和守住自己丈夫，是应该的、合情合理的。错就错在这一女人的常理不能用在皇后的身上，尤其不能用在顺治帝的皇后身上。可以想见，有这样一位皇后守在身边，福临那享受与众多妃嫔同欢的皇帝特权必然受到限制。如果说不能满足欲望只不过使福临不快的话，那么特权受到侵犯就使自尊心极强的他不能容忍了!所以，奢华和忌刻只是皇后过错的表面文章而已。 众里觅她千百度(3) 　　猜忌、防备，就是在普通夫妻之间也会造成嫌隙导致破裂，何况个性极强的福临!他对这位与自己在思想、感情、性格、爱好方面都格格不入的正妻，采取了断然措施：自己另居别宫，再不与皇后见面。　　面对母后的责难，他非但不回头，反而提出废后的要求。无论从满蒙亲善关系，还是从维护嫡亲侄女的立场，皇太后都不能答应。福临于是郁郁不乐，直到愤懑成疾，日渐消瘦憔悴。权衡轻重，当然保住皇帝是最重要的，皇太后拗不过儿子，终于同意了福临的要求。于是才有了八月二十六日谕礼部告以既成事实。　　从此，这位可怜的静妃就永居冷宫，再无出头之日了。甚至在孝陵和孝东陵安葬的后妃中，也没有静妃的名号。　　吴梅村有古意诗六首，似为顺治帝的废后所作，现录其中的三首：　　争传婺女嫁天孙，才过银河拭泪痕，　　但得大家千万岁，此生那得恨长门。　　豆蔻梢头二月红，十三初入万年宫，　　可怜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　　玉颜憔悴几经秋，薄命无言只泪流，　　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　　福临处理此事，在固执与刚愎自用之外，人们还能看出一些别的东西。　　福临对与他具有敌体之礼的配偶的要求，并不仅仅是美貌，也不在于血统的高贵，他期望的是志意相协，情投意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另外，要具有与他这个皇帝相配的才干。这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婚姻观念，实在是超越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也超越了他的皇帝地位身份给他规定的道德范围。这就难怪他会因此而四处碰壁了。　　当然，作为天子的福临，比任何人都有条件寻求他所中意的女子。在废去皇后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是寻觅爱侣还是好色纵欲，福临显然有一段乱爱的过程，乱爱愈演愈烈，乱爱对象竟然发展到了臣下之妻，致使皇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并急急忙忙地为他物色了第二位皇后。　　清朝早年有一项制度：凡受皇封有品级的命妇，必须轮流进宫侍奉皇太后和皇后，还须进各王府轮番侍奉亲王贝勒贝子公的福晋和夫人，以表示奴臣对皇家主子的忠心。这些命妇中的年轻美貌、有才有艺者，自然就会成为福临猎取的对象。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季里，出了这样一件怪事：太常寺卿某人之妻入宫侍奉皇太后，等到出宫回家，丈夫一看，衣服首饰依旧而面目全非，妻子已被掉包儿换走了!太常寺卿惊了一身冷汗：敢做出这样事情的，除了那位多情好色的风流天子之外还能是谁?就连这换人的手段也像是十五六岁的半大男孩子的伎俩。他哪里敢声张，只能打脱牙齿往肚里咽。　　可是这样的奇闻怎能瞒得住，京师里顿时满城风雨，很快传入宫中。皇太后和皇帝母子间想必有过一次严肃的对话；汤若望的那次令福临恼羞成怒的谏正，或许就因此而发。于是四月初五日，顺治奉皇太后命，谕知礼部，停了命妇入侍后妃之旧例。原因是此例为历代所无，停了此例可以严上下之体，以杜绝嫌疑。　　“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这件事还造成另一个后果：皇太后迫不及待地为福临挑选了第二位皇后。　　为了满蒙亲情，为了使后宫始终维持科尔沁蒙古博尔济锦氏的优势，皇太后选中了她娘家的一对姐妹花——她的另一个哥哥满珠习礼的两个孙女儿，也就是被废皇后的堂侄女，皇太后自己的侄孙女。从庄太后这位母亲的角度来说，这次的选择已经充分考虑了前次失败婚姻的教训：被定为皇后的姐姐生性淳朴、忠厚，论辈分比福临低，是他的表侄女，论年龄也比他小三岁。再加上一个更稚气的、如依人小鸟一般的定为妃子的妹妹，儿子总该满意了吧? 　　二次大婚，在这一年的六月举行。六月十八日，顺治帝以大婚礼成，行庆贺礼，颁诏全国。朝廷上下，皇宫内外都松了口气，这脱缰野马般的皇帝终于可以安分守己了。　　人们又想错了。　　福临对新皇后仍然不满意。此时的福临已经读了许多书，处理过许多棘手的朝政而以才子明君自居了，看不上新皇后忠厚有余、才具不足。他已经十六岁，对异性的追求正在由单纯的欲向复杂的情过渡，追寻更加富于女性味道、温柔成熟、富有丰厚甜美情感的爱侣。十二三岁的小女孩，纵然有后妃的身份地位，却不可能满足福临的情感需要；再说，幼辈小姑娘对表舅姑父这样的长辈总有几分敬畏，新皇后新妃子在性情暴烈的皇帝面前，想必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何以享受夫妻之爱、闺房之乐。　　就在第二次大婚前半个月，在桂林殉国的定南王孔有德的灵柩送回京师，朝廷里和硕亲王以下、三品官以上的文武大臣都奉命郊迎。守着灵柩的一位披麻戴孝的白衣白裙小女孩儿十分令人注目，她就是定南王劫后余生的女儿孔四贞。朝廷赐给孔四贞白银万两以营葬其父，她本人也被皇太后接进宫去，收为义女，百般怜爱。不久，就封她为和硕公主，享受公主的俸禄和护卫、仪驾。　　孔四贞容貌俊美，有王女的华贵气度，又有将门之后的飒爽英风，大婚后仍然闷闷不乐的福临，经常在母后宫中见到这个小姑娘，生出几分倾慕之心也是有的。但皇家家法、祖宗制度，宫中不蓄汉女。何况皇太后优待这个干女儿的用意，福临最清楚不过：定南王虽死，其部下尚存，实力仍然雄厚，用孔四贞来维系忠于孔有德的定南王旧部，是一着妙棋。他不去打孔四贞的主意，还因为这小女孩儿与他心目中追寻的人还是大有距离。 众里觅她千百度(4) 　　福临又陷入苦恼之中。　　以他所认定的那些超越时代、超越环境的观念，本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大碰钉子，直碰得头破血流而依然一无所获，抱憾终生了事。但是，命运可能被他的执著感动了，决定给他一次满足，于是，一个非凡的女子，以独特的方式走进了他的生活，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卷起了拍天狂涛! 　　这是福临的最大幸运，又是福临的最大不幸。　　这个非凡的女子，就是后来被追赠为端敬皇后的董鄂妃。　　有人论证说一见钟情是感情误区，是不可能的，但在色彩缤纷的人生历程中，它确实存在。当然，一见钟情是有条件的，相互的强烈吸引力决不是平白无故就能产生。　　福临与董鄂氏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彼此的心灵上引起强烈的震撼。　　董鄂氏无疑长得很美，无疑也有满洲格格的高贵气度。但吸引福临的不只在这方面。董鄂氏有一种独特的风韵，一种文雅、谦恭的书卷气，温柔而善解人意的女性美，仿佛江南水乡女子，那灵秀、妩媚，那淡淡的忧郁，使她在周围满洲贵妇中显得鹤立鸡群。与她交谈之际，更能感受到她同福临一样，深受汉文化的熏陶，而且悟性极高。　　众里觅她千百度，都成泡影；她却突然出现在福临眼前，压抑和积蓄多年的真情骤然爆发，顺治帝几乎是立刻就燃起了对董鄂氏的火热的爱恋。当他知道了他的爱恋对象乃是他的弟媳妇、他的幼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时，仍不肯罢手，任由他热烈火暴和固执的性情左右自己，不管不顾地采取一切手段，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去接近她、追求她，一定要得到她!他是皇帝，至尊至贵，他无须替任何别人考虑，他只考虑他自己。还是他的那个特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董鄂氏的心绪就复杂得多了。　　董鄂氏是满洲正白旗人，属于地位显贵的天子自将的上三旗。她的父亲鄂硕，是正白旗的中级军官，并无显赫战功，因祖父父亲的军功而袭职。顺治二年以后，他随军南征，此后的五六年间，都在苏州、杭州、湖州一带驻扎，这使得她的女儿自幼受到江南汉族文化的影响和熏染，对女孩儿的一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按照清朝制度，满洲贵胄之家，凡有年龄在十三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女儿，必须报名备选秀女，中选者或入内廷为一宫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给亲王郡王及亲王郡王之子指婚。这就是说，普通的旗籍之家，都有可能通过选秀制度与皇家贵族结亲而成为皇亲国戚而鸡犬升天。所以未出嫁的满洲格格在家中的地位最尊贵，父母兄嫂事事容让，并尊称之为姑奶奶。因为说不定他家的格格命大福大造化大，有朝一日做皇后、当太后呢。　　董鄂氏按例参加了选秀。　　应选者都有一面牌子，上面写明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某族人，年龄若干。每次预选都牌随人进，选中的就留下牌子，不合意的将牌子撂在托盘中，就算落选了。　　一遍遍复选，一遍遍地过滤、淘汰，董鄂氏都以她超人的素质顺利通过。决定命运的最后一选就要来临。十五岁的董鄂氏实在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最后一次面试的主持人是皇后和皇太后。　　年轻的满洲格格们，谁不企盼着进宫做主位当妃嫔?像董鄂氏这样才貌双全的姑娘，对年轻有为的少年皇帝总会怀有一番特别的好感，着意去编织绚丽多彩的未来——虽然大多数格格们都会梦想成空。董鄂氏就是带着这样美丽的梦和其他格格们一起站到了皇后和皇太后的眼前。　　董鄂氏的牌子又被留下了。然而，主持最后一选的皇后，正是与福临志意不协、嫉妒刻薄，见年轻美貌者就僧恶，且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那一位。年轻美貌的董鄂氏自然在劫难逃，面临着撂牌子的结局。　　但董鄂氏毕竟太出众了，皇太后还是留下了她。不过，照顾到亲侄女的心情，庄太后指婚，把董鄂氏嫁给了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　　当初，皇太极宫中最尊贵的五大福晋，首为中宫皇后，次为东关睢宫宸妃海兰珠，第三位西麟趾宫贵妃娜木钟，就是博穆博果尔的生母。论地位和级别，娜木钟高于西次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在皇子继位的序列中，博穆博果尔论贵也不在福临之下，只是他出生晚了三年，又没有中宫皇后做靠山，所以皇位没有他的份儿。福临即位以后，庄太后以皇帝生母的身份，地位提高。在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中宫孝端皇太后逝世以后，庄太后就成了后宫地位最高、身份最尊贵的女人。布木布泰可不像汉代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那样，一旦大权在握，便对丈夫宠爱过的后妃下毒手，制造出人彘、骨醉等千古少有的惨剧。相反，她对另两位原来位分在她之上的贵妃、淑妃格外优厚，不仅令她们与自己同住慈宁宫，还在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以皇帝的名义晋封娜木钟为皇考懿靖大贵妃，晋封巴特玛·为皇考康惠淑妃，使后宫无不赞美，无不口服心服。　　因此，博穆博果尔是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最尊贵的皇子。在千百名候选的秀女中，能够中选，在人们眼中，已经是鲤鱼跳龙门，一步登天，又指婚给这样尊贵的当今皇弟，更属凤毛麟角，多少人在羡慕董鄂氏的幸运。　　谁能知道董鄂氏自己的感受呢?她已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而她的丈夫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儿。大媳妇小女婿，怎么说这日子也不好过。当然，董鄂氏能够忍耐，可以等待；不过面对着一身孩子气的小丈夫，想起当秀女应选时的企盼，特别是得知顺治帝废皇后的消息时，她心里难道没有几分惆怅?她难道不会为自己的命运乖蹇而伤感? 众里觅她千百度(5) 　　也许是在福临的二次大婚典礼上，也许是在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冬至的宫中拜节时，也许是在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元旦日的宫中家宴席间，福临与董鄂氏之间爆出了第一朵爱情的火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愈烧愈旺，势如燎原，给后来的一系列大事故拉开了闸门。　　福临当然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他几乎无所顾忌。　　顺治十二年二月，福临封他的刚满十三岁的幼弟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这样，董鄂氏就有了亲王福晋，也即王妃的尊贵地位，并同襄亲王一起享受朝廷中除皇帝以外的最高规格的仪仗护卫、王府庄园、俸银禄米等等。更重要的是，作为亲王福晋，必须更加频繁地进宫向皇太后和皇后请安，更加经常地参与宫中的节庆，诸如宫内的三大节：万寿节(皇帝生日)、圣寿节(皇太后生日)、千秋节(皇后生日)，以及元旦、中秋、冬至等。这样，福临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他的弟妻。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三月，福临更把他的皇恩直接施向董鄂氏的娘家，素无显功又无才干的鄂硕，竟杂在军功卓著的护军统领希尔良、苏克萨哈等人中，被一同封为朝廷众臣中地位最尊贵的内大臣，仅仅因为他是董鄂氏的父亲。　　福临与董鄂氏由相识到相知，感情积累一年多，日益强烈，也就日益明显。皇太后自然早就看在眼里，对已经成年并亲政五年的儿子，干预也罢，教训也罢，都不能不有所顾忌。通常，皇太后是循着大事认真、小事宽容的原则行事的，只要不出大格，她从不过问。皇帝尚在青春，性格又热烈而任性，容易钟情并且处处留情也不奇怪，时间长了，感情冲动过去，这些爱情游戏自会消失的。　　皇太后没有料到福临这次对董鄂氏是认真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皇帝为了襄亲王福晋朝思暮想、废寝忘食、卧床不起，简直就得了相思病!这下母亲着了忙，情急之下，竟不顾清宫不蓄汉女的祖制，生出个李代桃僵的法子。这一年的闰五月十二日，大内的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及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等东西六宫建成，例应册立妃嫔。皇太后借此机会，发了这样一道懿谕：“定南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坤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并令礼部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　　这一候旨，候了许久，没了下文。册封礼没有举行，孔四贞也没有成为东宫皇妃。皇太后本想唤起福临对孔四贞的旧情，用来阻止福临与弟媳的感情继续发展，可惜为时已晚。　　五六月的京师，骄阳如火，而福临对董鄂氏的恋情比火更热，也更加无所顾忌。这种事在宫中无秘密可言，朝廷里也到处流言蜚语，传说着皇帝的又一次失德。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中，皇太后和许多亲贵大臣都焦虑地注视着又都无能为力，当事人福临却固执了心肠一意孤行。　　这丑闻终于被十四岁的襄亲王闻知，龙子龙孙，焉能容忍妻子外遇，坐视绿帽子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怒不可遏地拷问董鄂氏，动了鞭子，并当机立断，监禁了他的王妃，还着人严加看守。　　私通的人们，自有他们联络的秘密途径，福临很快就知道了心上人在受苦，勃然大怒，断然采取了使矛盾激化和公开化的强制手段：召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进见。董鄂氏的丈夫和情人面对面了。一个是皇帝，一个是亲王；一个是十八岁的哥哥，一个是十五岁的弟弟；哥哥的母亲是皇太后，弟弟的母亲是皇太贵妃。两个小男人都气急败坏，脸色大变。兄弟俩说的只能是董鄂氏，但说什么，怎么说，没人知道。只知道皇帝狠狠地抽了亲王一个大耳光! 　　亲王当然要臣服于皇帝，弟弟多半都害怕哥哥，博穆博果尔悲愤交加，既没有力量与福临相抗衡，又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小小年纪，已经无路可走，七月初三日，襄亲王自杀了。　　襄亲王一死，再没有什么障碍了，按照满蒙的收继婚习俗，福临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董鄂氏收进他的后宫了。但是，终于得逞的福临不能无愧。当礼部领命选择册立董鄂氏为妃的吉日，提出七月二十日时，顺治帝以襄亲王新丧，不忍举行，令八月以后再择吉日。　　八月二十二日，立董鄂氏为贤妃；同日遣官祭襄亲王——此日正当襄亲王七七四十九天丧满。　　九月二十八日，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先于二十五日遣官祭襄亲王。　　这一次改期、两次祭奠，就算福临夺取弟媳、逼死弟弟的小小忏悔了。　　九月二十九日，顺治帝谕礼部：奉皇太后谕，晋内大臣鄂硕之女、贤妃董鄂氏为皇贵妃。　　十月初四日，赏皇贵妃父母金一百六十两，银八千两；金茶筒、银茶筒、银盆各一；缎八百匹，布一千六百匹；马十六匹，鞍十六副、甲胄十六副。　　十二月初六日，以册封董鄂氏为皇贵妃礼成，颁诏天下。恩诏中规定，全国各种等候处决的人犯，除谋叛、强盗、贪赃之外，一律减等减刑。按照大清会典，只有册立皇后礼成，才颁诏天下，册封妃嫔从无此例。所以，董鄂贵妃获得的是特殊典礼。不仅表示了顺治帝对董鄂氏的情之独钟，也隐藏着将以皇后规格对待董鄂氏的意图。也就是说，福临有可能为心爱的人第二次废掉皇后! 　　另一处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因册封皇贵妃，给皇太后加上徽号，礼成，又一次颁诏大赦，恩例十款，其中规定豁免顺治八、九两年未完钱粮。与此同时，顺治帝又命：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只书满汉字!前一项可以看成是顺治帝为平息母亲的不满而作出的怀柔姿态；后一项则是顺治帝向母亲和受母亲庇护的那一党蒙古后妃们表示不满，发出威胁。 众里觅她千百度(6) 　　母子间为了董鄂氏产生过激烈的矛盾甚至冲突。最终是母亲让步妥协。　　因为母亲毕竟还是爱自己儿子的，因为皇太后终究拗不过性格极强的皇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对有情人早已暗度陈仓，董鄂氏怀上了皇帝的后代。　　这个孩子的出生年月，史书上有两说。官书上写的是次年的十月初七日，但记载皇室宗谱，皇子皇女出生时就要向之报告的《玉牒》中，写的是次年四月初七日。因为董鄂妃八月底进宫，第二年四月初是不可能生孩子的；若不是小产，就是非婚生子。这样的丑闻，官书无论如何是要隐讳涂抹掉的。所以，它不但改了孩子的生日，还煞有介事地附上一句，说《玉牒》所载的日期有误，很是可笑。　　按《玉牒》的日期，这个孩子应该在顺治十三年(公元1856年)六月底成孕。七月里，福临就能够以他与董鄂氏已结秦晋之好为理由向母亲要求收董鄂氏入宫；九月底，董鄂妃有三个月身孕已然属实，福临又能借口皇嗣为重，要求母亲进封董鄂妃为皇贵妃。福临既善于揣摩母亲想得皇孙的心理，又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明睿如庄太后，也只能依他了。　　从此，福临开始了他所追求的事业的大起大落，也开始了他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爱情悲喜剧。 皇贵妃宠冠六宫(1) 　　顺治十三年到顺治十五年(公元1656年至1658年)，是福临一生中成功的三年，美满幸福的三年。　　亲政之初的福临，终究是满洲统治的代表。即使在懂得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改变政策以后，他在本质上还是尽力维护满洲贵族利益，全盘接受着满洲这个统治民族的传统观念，一个不折不扣的满洲儿郎。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里，少詹事李呈祥上奏，请朝廷在部院各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当时的满人多因军功得官，恃功而骄，虽然大多数不懂汉语汉文，缺乏理事才干和经验，却掌握着部院各衙门的大印，实际上已经影响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福临看了李呈祥的条陈，很生气地对内院大学士们说：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入关之前，都是满臣赞理政务，并且多有进军行阵之劳，所以能得天宠，成就大业。那时候为政可曾咨询你们汉臣?如今，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你们汉臣为什么反生异志?要论道理，就应该首崇满洲才对!想是因为你们多是明朝之臣，故而有此妄言!” 　　一番斥责，汉臣们谁还敢出声? 　　福临还觉得不解气，八天以后，又将李呈祥流放盛京，还在流放李呈祥的次日，亲自出马，面试学习满文的汉官——通过考试的仅有三人，全都升用；十多个不及格者，责令其继续学习等候再试；大多数全未通晓的一概降级!大有向李呈祥们报复示威的意味：你说我们满人不行?我叫你看看你们汉官更不行!皇帝的少年心性可见一斑。　　骂也骂了，惩罚也惩罚了，但福临明白李呈祥的奏疏内有合理成分，因为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也是他的奋斗目标之一。所以，在李呈祥遭流放四天后，顺治帝又谕命六部：凡一部中有两名满尚书者，裁去一员，以免推诿误事。到了这年的六月，福临自己又提出：内三院是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当挑选贤能，所以每院增设汉大学士二员。一下子把内院大学士的名额由七名增至十四名，翌年更增加到十七名。其中除图海等两名满人之外，都是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和行政能力的汉人和汉军旗人。这是福临治国的需要呢，还是他内心矛盾的反映呢?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朝廷中出了一件大事：备受福临信用和礼敬的大学士陈名夏被处绞刑。陈名夏的罪状中，固然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结党怀奸等内容，但使福临终于下决心处死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陈名夏公然主张“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对清初的剃发令持否定态度，其实是对满洲的社会习俗的一种轻视，这是大清皇帝福临绝对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点上，福临的态度丝毫不见比他所深恶痛绝的多尔衮有多少松动。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福临在接受朝贺时，见汉官冠服多不遵清制，便下令：以后务必依照满式，不许异同，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一概以违制定罪! 　　甚至各地唱戏的优人，为扮演妇女方便起见，原本特许不剃发的，顺治十年也接到“遵法速剃”的命令，并严格规定：十日后仍不剃发者立斩! 　　顺治亲政的开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满汉一体的话，也经常表达他对满汉关系的基本看法。他说：历代帝王大多专门治理汉人，而朕要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方惬朕怀。早年间李自成陷燕京，你们汉官汉民受何等荼毒，是我们满洲将士入关，翦除大害，才给了你们安定。即使今日边隅贼寇遗孽残害百姓，也要靠满洲将士驱驰扫荡。满人既救汉人之难，汉人当体满人之心云云。　　很明显，此时顺治帝的满汉一体，是要把汉官汉民一体到满洲里去，要求汉官汉民拿满洲人当大救星，甘心做奴隶受统治。就是在口头上把满汉一体叫得很响的福临本人，也十分警惕汉化，对汉官汉民汉俗有很深的推拒心理。　　比如，在他欣赏朱元璋立法治国的同时，更推崇祖先武力征服的伟业。顺治十年三月，他到南苑行猎较射，手执弯弓十分自豪地对诸臣说：“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每出猎，就是为要练习骑射。虽然日理万机，也应不忘武事!”这虽然可以看做是他为自己喜爱游猎找来的漂亮借口，但也确实是在提倡武事、提倡民族传统以防止汉化。　　在此前后，他又担心习汉书、入汉俗将渐忘满洲旧制，专门谕命宗人府：宗室子弟只可阅读已经翻译成满文的汉书，永远停止学习汉字诸书。　　如果顺治帝将他的这种推拒心理坚持下去并推而广之，大清朝必定会走上元朝的老路。　　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固执于维护统治民族的特权，拒绝任何汉化，连派到各地的直接与汉族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员，也都不懂汉文不会说汉话，审理案件、处理公务离了翻译就寸步难行，出了许多笑话。　　海边州县，每到八月秋涛大作时，潮声夜吼，震撼城市。忽必烈在位的至正年间，有个叫达鲁不花的蒙古官员来此上任，闻此巨响，夜不敢卧，连忙呼守门人问是怎么回事。门丁是汉人，说蒙古话不在行，又半在睡梦中，回答一句：“是潮上来了。”忽然惊觉自己答错了，是潮声而不是潮水上来，惧怕严酷的律条惩罚，嘴里连连说着“祸到!祸到!”爬起来狂奔而逃。　　达鲁不花大惊，慌忙跑回内室，对妻子说：“原本想着做官荣耀，不料今晚一家子同作水鬼了!”于是，合家大小，号啕大哭。外院巡丁听得哭声，以为有变，赶紧传报正佐诸官，这些人顾不上穿衣着靴急忙来救。谁知用力叩门，却死活不给开，原来达鲁不花怕潮水涌入，坚决闭门不纳。众人冲开门、推倒墙一拥而入，却见达鲁不花夫妇及奴婢都爬在屋顶上大喊救命。找来翻译，问清原委，众人忍笑而散。 皇贵妃宠冠六宫(2) 　　这只不过可笑而已，更有因官员不通汉语而翻译从中上下其手，做出许多恶事来。江南某寺院之僧，因田地被豪家侵占，到官府投状诉讼。不料豪家已经重金买通了翻译。过堂的时候，蒙古官问僧人为什么事告状?僧人的回答被翻译译为：“他说因为天旱，想要自焚以求雨。”蒙古官信佛，对此大加称赞，命将状纸呈上。翻译早已经准备好了求雨自焚的状子，换去僧人的原状纸进上。蒙古官览毕，提笔判同意，僧人也不知底细。可是一出门，豪家已经在大街上堆好柴薪，数十人强拖硬抬，把告状的僧人投进火中焚烧而死。　　难怪元朝只维持了九十多年，就淹没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狂涛中了。　　幸而顺治帝是个明白人，能够刻苦学习读书，幸而顺治帝还继承了祖辈父辈的开拓进取精神并重视历代，尤其是元明两代亡国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和扩大他的统治，他终于意识到汉化是必由之路。之后，他推行汉化政策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涉及面也越来越广泛。他比所有的亲贵们都走得更远，成为汉化程度最高的满洲人。　　顺治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年(公元1656年至1658年)，是福临推行汉化政策的关键的三年。这三年，他把从顺治十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变革推上了新的水平。　　首先，福临懂得了儒家的文教治天下的奥秘，在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他学会了尽量利用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去不断完善他的统治。他和历史上的汉族统治者一样，把四书五经奉为最高教义，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德治仁政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提倡已成为汉民族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特别提倡忠君，极力推崇孝道，还把这些观念推广延展到满蒙社会，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　　和他的父亲皇太极、叔父多尔衮比较，福临的汉化政策又进了一大步。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汉化还只停留在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录用明朝降官的阶段，而福临的汉化已经深入到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这一领域，不仅缓和了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统一推动和加强了政治统一，对清初迅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的作用。　　精神文化方面的汉化，落实到朝政上，就是一系列国家制度和机构方面的建革。　　为了文教治天下，为了加速统一中原的进程，福临都非重用汉官不可。重用汉人汉官的最要紧的地方，也是在国家机构方面最富建设性的变革处，就是内三院。　　亲政之初，福临在范文程的陪同下，频频亲临内院，甚至出入无常，几乎当成了他的起居之所。后来，福临索性在太和门建起一所内院直房即值班室，让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分班入值，便于皇上处理批答奏章题本时向内院大学士们咨询讨论，使应更改的事务能立即决定、立即执行。到了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内三院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政府的权力中心，是福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治班底。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福临仿照明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于是，内三院成为名实相符的中枢首脑机关。而这大清朝廷的中枢首脑机关，基本上由汉大学士和汉学士组成。这对福临来说有两重意义：既笼络汉臣、推行汉化，又防止贵族势力对皇权的侵蚀。　　翰林院的建革，更说明问题。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时，清朝承明制设了翰林院，掌论撰文史之事，为正三品衙门。因未设满员，只有掌院汉学士，次年就被革除，合并进了内三院。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内三院改为内阁的同时，又恢复了翰林院，升为从二品衙门，设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都兼有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是从科举考试出来的进士中挑选，而清初的科举，几乎是汉士子的专利，因为通晓四书五经、能作八股文的满洲蒙古士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样，翰林院也就成了汉官的天下。后来，福临竟谕令在紫禁城内乾清门东侧的景运门内建造直房，诏令翰林院各官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宠信之深正足以表示福临的汉化之深。　　为了提高汉官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福临又突破了许多祖制旧规：　　同级的满汉官相见，汉官必须长跪，满官不叫起不得起；顺治帝命改为见面时汉官一跪见礼即起。　　改变了汉官不得掌印的祖制，下令说：“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着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改变了同级满臣高于汉臣、武臣高于文臣的薪俸制度，在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间，实现了文武俸禄不论满汉，一例照品级支给的新制度。　　改变了同官满臣高于汉臣的品级制度，如原来同是六部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如六部满汉尚书俱为正二品。　　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垦荒与肃贪两项大政，官吏中骄横贪赃蠹国害民者，无不立正典刑，如吏部尚书谭泰、江宁巡抚土国宝、大学士陈名夏、顺天巡按顾仁等都因贪贿被诛杀。顺治帝甚至面谕刑部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 皇贵妃宠冠六宫(3) 　　有名的丁酉科场案，正是福临仰慕朱元璋立法周详可传永久，将法制用于治国的一个例证。　　科举制度原本是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唐太宗语)的统治者的妙招毒招。千年下来，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至酷，难以自拔。清朝统治者更是旁观者清，所以一入关就连年开科取士，以迎合汉士子，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为了显示清正廉明，为了拔取真正的人才，对科举考试过程中人人痛恨的贪赃坏法、作弊贿买施行严刑峻法，是顺治帝的必然选择，也是他肃贪的一贯作风。诚然，丁酉科场之狱，主考官、房考官及考中的士子，许多人因此被杀、被遣戍流放，处罚太重，常常被当做民族压迫的一个例证；但此事发难者是汉人，受祸者也是汉人，清朝用严刑峻法处理了此案，竟能使大多数未能考中和年年被摈的士人感到出气、感到痛快，并使后来的科举受到震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清正、较少弊端，又是顺治帝乃至大清朝的一得了。　　亲政七年之后，积累了相当统治经验的顺治帝，组织了一批大学士校订《大清律》，这是福临立法治国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虽然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有所增减，但它的基础和基本构架是福临建设的。这应该说是他对大清国的一项重大贡献，为后来的国运兴旺提供了重要保证。　　清初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三大弊政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　　用顺治帝自己的话说，圈地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必须要有土地房屋安置进关的满洲八旗军民。福临亲政的时候，该圈的地差不多也都圈够了，所以，他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下的“永不许圈占民间土地房屋”的谕旨，能够基本得到执行。这样，由圈地引起的投充，在严厉惩处借投充强占土地财产的罪犯之后，也渐渐平息下来。惟有逃人法，从宽还是从严，在朝廷的讨论中几起几落，始终不能解决。　　清朝入关前，抢掠汉人为奴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入关后，土地被圈占的汉民多有带着土地财产投到旗下为奴的，即为投充，他们也是满洲八旗军民的私有财产。奴隶们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称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称为窝主。窝主窝藏逃人，就等于抢夺了满洲八旗军民的家产，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从关外到关内，处理逃人，立法最严，这也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家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临亲政后，逃人问题仍然很严重。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出更严厉的法令：窝主被断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两邻(因不举报)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复逃，则解差也流徙。顺治帝认为过严，命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交皇帝。福临必须依靠八旗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只得批准。　　立法再严，也挡不住奴隶的逃亡，还出现了大量冒充逃人诈索财产、陷害良善的事，致使天下纷扰，百姓痛恨。当朝廷中汉大臣纷纷上奏抨击逃人法时，福临不能不站在满洲的立场上斥责汉官。他心里何尝不明白，害民峻烈的逃人法，是造成国家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处在满汉矛盾焦点上的福临，只得忍受双方火力的炙烤，其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上疏，极论逃人法之弊，归结为七可痛，大大触怒了满洲亲贵。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定李死罪。顺治帝不准，命再议。又议得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在离关内近一点的尚阳堡。身为皇帝的福临，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来保护他朝廷中的一个中下级官员，他心里真够窝囊的了! 　　议政王贝勒大臣们竟得寸进尺，将逃人法进一步修改为：窝主处绞刑，家产尽行籍没；窝主邻居十家流徙，有关官员分别处分。这样一来，每有一个逃人，就会有一个窝主被绞死，一干官员受严惩，还有多少无辜百姓白白送命! 　　福临不再退让。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六月，他为此向八旗军民官兵发了一道专门的谕旨：　　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以抚养，义无可去之理；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故特立严法示惩。以一人之逃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　　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意困辱、无非刑拷打，彼自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尔能容彼之身，彼自能体尔之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 　　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　　在福临的攻势面前，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不得不有所收敛。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二月，福临改定逃人法，免了窝主的死罪。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五月，福临又下了一道更厉害的谕旨：　　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室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衙门，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从重治罪! 　　这道谕旨，实在是一次政治地震，激起了剧烈的反响。各省督、抚居然可以对旗下人逮捕、治罪，这真是破天荒!它触动了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满是汉，是旗人是平民，朝野一派沸腾。然而逃人之祸，自此也就渐渐停息了。 皇贵妃宠冠六宫(4) 　　仅仅为一个逃人法，身为大清皇帝的福临，得用亲政后整整八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目的，遑论其他那些重大的新政建设、旧制革除。他推行的汉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可想而知。福临不但没有停步，没有退却，反而越来越向汉化的方向倾斜，他自己也越来越深地沉浸在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他不仅精通汉语汉文，认真刻苦地读遍了他能得到的一切古今书籍，而且在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方面全面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尤其喜爱与文人雅士们，包括文化素养很高的得道高僧们来往聚谈，乐此不疲。　　清初诗人尤侗，号西堂，长洲人，其诗文多出新警人之思，常杂以谐谑，每篇作品一出来，立刻传诵人口。其中不少愤世嫉俗之作，甚至直攻清初三大弊政，同情广大百姓因此而遭受的痛苦。顺治帝因非常欣赏尤侗的诗文，竟也不怪罪他对满洲统治的冒犯。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汉学士王熙在与皇上讲读书史的经筵上谈及尤侗的文章，顺治帝立刻索去阅览，亲加圈点，再三赞叹，称之为“真才子!”过些日子，又亲自摘录尤侗文集中《讨蚤檄》一文示王熙，说：“此奇文也!”就有人跟着献上尤侗的杂剧《读离骚》。福临读后更加喜爱，令梨园弟子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自比之为李白为唐玄宗所作的《清平调》。　　尤侗仕途蹭蹬，顺治年间考取拔贡，官职低微。直到康熙十八年，应召博学鸿儒科。康熙帝见到他的名字，说：“此老名士也。”尤侗于是在自家堂楹上刻写了父子两代皇帝对他的评语：　　真才子章皇天语　　老名士圣上玉音　　见者无不艳羡，他自己也深以为荣。　　顺治帝尤其喜爱书法绘画。留存至今的乾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额，就是福临的手笔。他甚至书写唐诗赐给住京师善果寺的弘觉禅师木陈道：“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有行家称顺治帝的书法为清代各帝之冠，认为远远超过在全同各地处处留迹的他的曾孙乾隆皇帝。　　顺治帝还善画，他的手指螺纹画“渡水牛图”意态生动，为笔墨烘染所不能到。他的山水画，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能得宋元画风，都深受后世文人称赞。福临有一次到内阁，内阁中书盛际斯慌忙回避。顺治帝把他叫住，让他跪到面前，熟视片刻，然后取笔画一个盛际斯像，面如钱币大小，却须眉毕肖。福临画罢出示诸臣，全都赞叹不已。盛际斯拜伏在地，请求皇上将画恩赐。福临笑而不许，焚烧而罢。　　顺治帝曾召词臣徐元文、叶方霭等人入乾清宫。这些金榜题名的状元探花们忐忑不安地被领进金碧辉煌的大殿，却看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景象：　　皇上不戴帽不穿靴，身着汉人文士常穿的单纱暑衫和禅裙，脚曳江南吴地的草鞋，受词臣们跪拜后，命他们升殿观看他福临的藏书。殿中书架数十，经史子集、稗宫小说、传奇时艺，无所不有；书架间又列长几，上面罗列着商彝周鼎、哥窑宣炉、印章画册，数不胜数；庑下珠兰、建兰、茉莉百十盆，清香扑鼻，璀璨耀眼，浓绿宜人。这分明是他们最熟悉的书斋气氛，哪里像皇帝听政之所? 　　顺治帝赐他们席地而坐，从容问起群臣贤否，时政得失。词臣们都聪明地以“初进小臣，不能备知”而避开回答。但说起书史古文，谈话就有兴致了，聊了很久，皇上才命词臣们出宫。　　这情景、这氛围，在汉人文士眼中，哪里还像一个以骑射起家、以铁血征服天下的异族帝王?与中原士大夫有什么区别? 　　难怪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　　直到顺治十五年(公元1685年)，福临的汉化进程，福临对国家制度和朝廷政治的建革，基本顺利。但逆风阵阵，早已起于青萍之末了。　　福临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几乎没有一项不触犯满洲贵族和八旗官民的权益，不可能不激起他们的不满。只不过在顺治十五年以前，清朝还存在着两大外部敌人：南明永历和东南的郑成功，一致对外的民族团结精神还能够压住贵族们对皇帝的怨愤。福临的革新显然是在开顶风船，是逆着满洲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但对统一大业、对更大多数的汉民而言，他的所作所为顺应了历史潮流。　　顺水逆风行船，并不畅快。如果逆风不敌水流速度，应该说还是顺境。　　这三年，也是福临生命之花开得最绚丽的三年。　　经历了那许多波折和障碍，有情人终成眷属，董鄂氏终于来到他身旁，一对痴男怨女终于如愿以偿，其乐何如? 　　被自己深爱的人所爱，是爱情生活的至境，福临自幼缺少的温暖得到补偿，福临丰富的感情有了归宿。所以，婚姻不但没有成为爱情的坟墓，反而使爱情之火越燃越旺、越来越明亮。　　董鄂妃美丽、聪慧、温柔如水、善解人意，尤为难得的是她知书达礼，甚至已读过四书和易经，又工词翰，好书法，有相当深的汉文汉语水平，在当时入关之初的满洲世家女中，真可谓是寥若晨星、亮若晨星的女才子。努力推行汉化的福临，在宫里宫外、皇族世家的无数满蒙贵妇中，忽然见到她，就如满园绿树中忽睹一朵耀眼的红花，热天远路上突见一股清泉，苦苦歌唱的啼血杜鹃得到了知音。难怪他们俩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竟等同于民间的小夫妻。 皇贵妃宠冠六宫(5) 　　自从她来到宫中，福临的心变得宁帖而饱满，充满了幸福感。　　每当福临下朝回宫，董鄂妃一定倚宫门迎候，问寒问暖。若发现福临稍有不乐表情，便立刻安慰说：“陛下今日回宫晚，是不是身体劳倦了?”并赶紧令人准备福临最喜爱的奶茶和点心菜肴。饮食送到，董鄂妃也总是亲自奉进给福临后，安静地站在餐桌边侍候，劝勉皇上多加餐饭。　　如果遇到庆典宴会，福临必须多量饮酒时，她就一定会频频告诫随侍太监，要好好服侍皇上安寝，寝室里千万不可太热，防止皇上酒力得不到发散。为此她总是放心不下，深恐太监不足恃，往往半夜三更，又亲自跑到福临的寝所整夜地看护侍候，一定到福临酒劲过去，安眠如常，她才松一口气。　　福临生性好动，尤其爱好骑射狩猎，她对此很是担心，每每劝谏说：“陛下藉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是好事，但马足安可恃?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叫我提心吊胆，实在为陛下感到危险啊!”所以她常伴随福临出猎驰马，大有以守护人自居的意思，可是福临的马偶然一绊一蹶，她都会惊得脸色大变，冷汗满面。　　被人真诚而亲切地关怀，受人无微不至的爱护，幼时备尝孤苦的福临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福临看到她总为自己忙进忙出，很不过意，邀她与自己共餐，她却和悦地反问一句：“陛下厚待我是我之幸，何不与诸大臣共食，使之得奉皇上笑颜而沾宠惠呢?”福临的新政常常受阻，他又脾气急躁，与大臣们关系有时很紧张。听了她的劝告，福临果真频频召诸大臣与自己共同进膳，大大缓和了君臣间的气氛。　　朝廷里的大臣们新旧交替、派系林立，也常使福临气恼发火。她得知其故后，劝福临说：“这事本不是我该干预的，但以妾愚意测度，诸大臣即使有过错，也都还是为了国事，并非为自身谋利，陛下何不息怒，平心静气地详细考察，以服其心呢?不然，诸大臣都不能心服，又何以服天下之心?” 　　“红袖添香夜读书”，是中原文士向往的佳境；对此认同的福临却有另一种相似的境界：红袖添香夜批本。不管奏本数量有多少，不管福临批本批到多晚，她总是陪伴在侧，为福临披衣倒茶、捻灯添香，从无懈怠。有时奏本过多，福临看得不耐烦，草草一翻就搁置一旁。她就会轻声问：“这些不是朝廷机务吗?陛下怎么就随意搁置了呢?”福临答道：“不用看，都是循旧例的老一套。”她便进一步劝说道：“这虽然是奉行成法，安知没有因时期不同需要更张，或有其他缘故应该洞察的内容呢?陛下怎么能忽略呢?祖宗付于陛下的大业至关重要，即使身体劳累，恐怕也不应该草草了事吧?” 　　福临听劝，自然格外勤政。有时干脆命董鄂妃同自己一起批阅文章，她就赶紧起身敬谢，固辞不可，说：“妾闻妇无外事，岂敢以女子干国政。惟陛下裁察!” 　　每当福临听日讲官讲课的日子，回宫后，她总要福临为她复述当天学到的经史章句大义。说得流畅完全，她就很高兴；要是有所遗忘，她就有些生气，带着责备的语调说：“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读懂学好默记于心，才能于朝廷政治有所裨益，否则，讲书学习还有什么用处呢?” 　　可见，小夫妻间并不只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董鄂妃对福临也不是一味迎合、奉承。她不但是他的爱侣，也是他的知己，能对他的治国理政加以督促和鼓励，这不是宫中任何别的人能够做得到的。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无人可以代替。　　董鄂妃还具有许多福临非常欣赏的美德。　　一天，顺治帝连夜审阅一批上报斩首的罪犯案卷，心中不忍，手提朱笔，犹豫难下。董鄂妃见状，起身问道：“是什么奏疏，使陛下痛心难决到这种程度?” 　　顺治帝告诉她：“是秋决疏。其中十多人，只等朕报可，就置于法了。” 　　董鄂妃一听，潸然泪下，说：“这些罪犯大多愚昧无知，又不是陛下一一亲审的。妾度陛下之心，即使亲审也还惟恐不得真情，何况刑司审问，岂能全无冤屈?陛下还是应谨慎从事，在其中尽量寻求可矜宥者全其性命，以称上天好生之仁。” 　　顺治帝听从她的意见，一再详览完毕，她还要勉励福临再阅，并说：“民命至重，一死不可复生。陛下千万留意参详稽察，不然，他们还能指望谁呢?”她还常常对福临说：“这样的有关民命的生死大事，与其失入，毋宁失出。” 　　这样的仁爱之心，非常符合福临从儒家学说中学到的仁政王道，是他十分看重的长处。　　董鄂妃生性节俭，衣饰简朴，不尚华彩，即使簪钗耳环也不用金玉，而以骨、角等物代替，与废后的豪华奢侈形成鲜明对照。　　董鄂妃识大体顾大局，谦逊宽和从不恃宠而骄，也不以皇贵妃身份自矜，宫闱眷属，一视同仁，年长者呼之为媪，年少者称之为姊，就是对福临的乳娘保姆也以礼相待，从无怠慢。就连宫女太监得罪招致福临发怒时，她也出面为这些奴仆拜求，请福临看在他们往昔勤劳效力之处，原谅他们并息怒宽怀。　　皇贵妃原有副后之称，董鄂妃才干超群，弥补了小皇后的少不更事。后宫的各种事务，在她的调理下井井有条，各得其所，使福临终于摆脱了内事丛集、关系复杂、矛盾百出的缠绕，得以舒怀宽心，专意综理朝政。她确实是这位少年皇帝的贤内助。 皇贵妃宠冠六宫(6) 　　最让福临感慨不已的是，董鄂妃从无丝毫嫉妒，这是和他的第一位皇后形成鲜明对照的又一个德性。其他妃嫔有优长处，她总是最先向福临禀奏称道；而有了过错她又替她们遮掩，不使福临知道。但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她越是不嫉妒、越是向福临推荐其他妃嫔，福临反倒越是对她一往情深，用情专一，使她处于宠冠后宫的特殊地位，并把后宫的所有事务都委托给她。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侍奉皇太后。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当初庄太后阻挠董鄂氏进宫的态度可知，她不喜欢董鄂氏。福临专宠董鄂妃，威胁了太后的侄孙女即当今皇后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威胁了后宫蒙古博尔济锦氏的一统天下，她对董鄂妃自然戒心很深。人们常开玩笑地说，婆婆与媳妇是天敌，可知关系之难处。皇家也是一样，何况预先就存有偏见、存有戒心的皇太后对皇贵妃? 　　董鄂妃没有畏惧退缩，不管她心里多么觳觫，她还是婉静谦恭、落落大方地来到太后身旁。她秀美温柔、端庄文雅，娴熟于宫中各种繁复的礼节，所以进退有序、应对得体，太后竟挑不出她的毛病。庄太后毕竟不是寻常宫廷贵妇，她的政治家素质使她必然具有爱才的特点，纵然心存芥蒂，面对这个如花似玉、聪颖灵秀的儿媳妇，也不能不生出几分怜爱来。　　皇太后雅性修洁，就是日常起居细节，也都严肃认真，一点规矩不能错的。福临是亲生儿子，又是讲孝治天下的皇帝，孝养亲娘原应无微不至，但终究身为男子，有许多需要避嫌的不便处；而所有这些方面，董鄂妃都替福临做到了。每日晨省昏定，侍奉非常周到，承欢伺颜，左右奔走，太后想到的事，无论多困难，她都毫不迟延地办好；太后没想到的事，只要能讨得老人高兴，她也费尽心力地去办，比亲生儿女还要尽心，比贴身使女还要劳累。连太后本人也感到惊异，说：“董鄂妃侍奉我真比皇帝还要殷勤努力啊!” 　　董鄂妃更有一个其他妃嫔不具备的长处，就是她的汉学和书法。这又正是庄太后的擅长和爱好。兴趣相投最容易使人接近，使人互相理解，使人彼此产生好感。至于后来，婆媳俩都跟着顺治帝一起敬佛修禅，她们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就这样，芥蒂渐渐地消除，隔阂渐渐地融化。　　最令皇太后感动的，还是媳妇对生病婆婆殚心竭虑的扶持，从来都是寝食俱废、昼夜侍奉，以致太后每病一回，董鄂妃在太后病愈后也要大病一场。这样的媳妇到哪里去找?她的亲侄孙女皇后姐妹，还有博尔济锦氏家族的那些格格们，谁能这么尽心尽意? 　　皇太后终于接纳了董鄂妃，喜爱董鄂妃，凡出入游宴到南苑去温泉，一定要董鄂妃陪同；宫中大小事务，一定与董鄂妃筹商，后来竟到了非董鄂妃在侧则不乐的程度。　　皇帝对董鄂妃如此，皇太后对董鄂妃也如此，各宫妃嫔表面上也得对董鄂妃笑脸相迎，但她们心中谁没有醋意和不平呢?尤其是人多势众的蒙古博尔济锦氏的格格们，对她们的老祖宗孝庄太后的“倒戈”大为不满，宫廷里又酝酿出一场差一点引起政治地震的大变故。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冬，皇太后在南苑行宫得了重病，高烧昏迷，好几天没有起色，陪伴在身边的只有福临和董鄂妃。福临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刺骨的寒风大雪从南苑赶回宫中，往上帝坛祭祀，祈祷母病痊愈。董鄂妃更是全力侍奉婆母，白天料理药饵饮食，夜间守候在病榻边守夜熬更，以致憔悴消瘦、形销骨立，在太后病愈之时，她就又病倒了。皇后姐儿俩和宫中的蒙古博尔济锦氏的妃嫔们，似乎采取了一致行动来表达她们的不满情绪：既不到南苑看望太后，也没有遣使者问候，甚至连询问的话也没有一句! 　　这可让早就对皇后不满，想用董鄂妃取代皇后的福临找到了借口。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三日，福临因皇太后病愈，颁诏大赦天下，豁免钱粮；四天以后，便对皇后大兴问罪之师，说皇太后病中皇后有失定省之仪，礼节疏缺，有违孝道，下令停进皇后的中宫笺表，并谕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们议罪，摆出了再度废后的架式! 　　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六宫，使本来就威严肃静的紫禁城气氛更加冷酷、紧张，人人惶恐不安，仿佛要有大祸临头。　　福临的脾气是可怕的，其固执程度也是人所共知的。第二次废皇后，似乎已是不可逆转的必然了。因为，这次废后的理由比上次更充分，而且还存在着一个上次所没有的候补皇后——宠冠后宫、才德兼备的董鄂皇贵妃! 　　董鄂妃正在病中，福临此举并没有跟她商量。但她得知消息后，竟在病榻上长跪叩首，再三请求说：“陛下责备皇后固然有道理，但以妾心测度，皇后怎么可能不为皇太后焦劳忧念呢?只不过忧念过甚，反而一时顾虑不到，故而有失询问罢了。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妃决不敢偷生!请陛下千万垂察体谅皇后的本心。要是陛下还肯开恩，让妾妃仍然留在世上侍奉陛下，就求陛下万万不可废皇后!” 　　历代多少宫闱惨变，莫不起于夺嫡。像董鄂氏身处这种境地，又这样处理和对待此事的，真还没见过。不要说福临觉得意外并感慨不已，皇太后也会放心点头的。当然，最受感动的还应该是皇后本人。福临按照心爱的皇贵妃的心愿，打消了废皇后的念头，一度风声鹤唳、气氛紧张的大内，又一次平静下来。 皇贵妃宠冠六宫(7) 　　不过，董鄂妃在宫中有的是潜在的对手，她们出于各种目的，借各种途径，使用各种手段想方设法地打击她。她实在是众矢之的。　　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四日，福临与董鄂妃的爱情结晶，那未满周岁的粉雕玉琢也似的皇四子，竟不明不白地夭折了!几乎在这孩子一出生，福临就决意要立他为皇太子的，他的早殇，对福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皇太后也为失去这么一个可爱的孙子而落泪哀伤不已。福临尤其忧虑董鄂妃会受不了失子之痛，不料她却毫无戚容，神色恬然，反倒安慰丈夫和婆婆说：“妾妃生产此子时，就常常怕他难养活而夭折，给太后和皇上带来忧虑。如今他果然短命而去，幸而太后皇上自重，没有因过于哀痛而伤圣体、妨政事，妾妃很觉自慰，岂能为此一块肉而劳太后和皇上长久挂怀呢?” 　　董鄂妃当然不可能对自己惟一的儿子之死毫不痛苦，她和所有失去亲骨肉的母亲一样，心疼得几乎活不下去了。但是，她必须在全身披上坚厚的、无形的盔甲，既不让内心的悲痛透出去，也不让外来的同情、哀伤和幸灾乐祸透进来，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福临、保护她自己。为此，她要忍受多少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煎熬! 　　此后，她继续超负荷地运转着，处处表现得深明大义、仁爱宽厚。　　虽然在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恢复了皇后特权，命中宫进笺照旧封进，皇后却经不住这次波折而大病一场。董鄂妃自己大病初愈，又亲身去看护扶持皇后，皇后宫中的侍女太监们还能轮流休息，董鄂妃竟五昼夜目不交睫，皇后的医药饮食衣物洗涤等等大小琐事，她都亲自调理安排，还诵读书史、陪伴聊天闲谈为皇后解闷。皇后病愈之后，对董鄂妃的猜嫌自然冰释，也使许多人对董鄂妃赞叹起来。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春天，住在永寿宫的废后静妃得病，董鄂妃又亲自前往扶持看护，三天三夜不离病榻，像对待皇后一样尽心尽力，并不歧视，再三劝慰，反复开导，替静妃分忧解愁。　　董鄂妃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尤其是以自己的劳瘁，努力去赢得后宫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她成功了，但成功得很有限，代价却非常之高。她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铁打钢铸，又病痛缠身，怎能经受长时期的精神压力和体力上的超负荷操劳?她简直是在戗害自己的健康，损耗自己的生命!她为的是什么? 　　若说她是为了邀买人心，她却并不想夺嫡当皇后；若说她是为了得上赏以聚财富，她却把皇太后皇帝所赏赐的衣物钱财推施群下一无所惜，封皇贵妃数年竟无积蓄。　　但凡出于私心，必定最爱惜自己，决不肯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更不要说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了。董鄂妃所做的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对福临的真切的爱!她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后宫的平安宁静。在福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中，齐家，是董鄂妃帮助他实现的。　　贤哉董鄂妃!这真是一个集封建社会妇德于一身的东方女性的典型，她的情爱与贤惠已融合一体、难解难分了。　　这一场废后危机终于结束了。早殇的不到一岁的皇四子被封为荣亲王，并按亲王制度规格修建了陵园。墓前立了一块御制碑，上面刻写着悲痛的父亲顺治皇帝亲撰亲题的“皇清和硕荣亲王圹志”，其中不但称皇四子为“朕第一子也”，完全否认了当时养育宫中的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还有一段特别伤感的文字：　　呜呼!朕乘乾御物，敕天之命，朝夕祗惧，思祖宗之付托，翼胤嗣之发祥。惟尔诞育，克应休祯；方思成立有期，讵意厥龄不永!…… 　　有目共睹，福临对皇四子的异乎寻常的恩宠和立其为太子的意图，正表达了他对皇四子生母董鄂妃的深切的爱。　　应该说，在爱情上，福临是帝王中的幸运儿。他全心全意所爱的人，也全心全意地爱着他。在这三年里，他行船在人性、个性和爱情追求的顺水中。　　但是，这专注的真诚的爱，是违反当时的宫规、祖制和世情的，被称之为“宠侧妃”而当做皇帝的失德。　　这就是说，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生活中，福临也处在顺水逆风的境地。　　荣亲王之死，是逆风加强的信号，也将揭开不幸的序幕。 己亥之秋(1)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岁在己亥，对福临来说，应是很美好的一年，因为，自他亲政以来推行新政的各项建革，都已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由于政策对头，保证了基本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惩贪、垦荒、轻徭薄赋等项措施，逐渐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全国人丁户口由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的1000万增加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1900万；田地山荡也由290万顷增加到514万顷，差不多都增长了一倍。国库充实、物价稳定，许多地方都出现一派丰昌景象。　　随着内阁、翰林院、宗人府等政府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充实，随着各种官制、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得到完善，巨大的统治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由于福临推崇儒家学说、提倡文教治天下，全盘继承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一方面，使明朝的降官和士子们可以在儒家忠君的旗帜下，卸却民族大义的道德负担，心安理得地效命于新朝；另一方面，国力的增强、严厉处置丁酉科场案，也大大地消解了汉族士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敌意，一些闭门不出或隐匿山林的高人名士，此时纷纷重登仕途、再进科场，出现了“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齐夷下首阳”的奇观。　　最硕大的果实，是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个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传到福临的三代人的心愿，终于在福临手中实现了! 　　自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授命洪承畴经略南方，解决南明永历朝廷以来，整整四年多，洪承畴基本上是围而不攻。朝中亲贵大臣对此猜忌百出，不是攻击洪承畴老师糜饷，不堪重用，就是猜度他念明朝旧情，不肯进军，甚至刻毒地密奏他私通南明，纷纷要求将洪承畴革职罢免。　　老于宦海行舟的洪承畴为此也是自危不安，多次上奏自陈：“年已六十有四，须发全白，牙齿已空；右目内障，久不能视，只一左目昼夜兼用，精血已枯”，而且任职三载有余，“一筹莫展，寸土未恢；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等等，请求皇上予以罢斥处分。　　福临却力排众议，始终重用洪承畴。在朝廷上下非议洪承畴最起劲的时候，福临却说：“大学士洪承畴受命经略已经三年，所统各官眠霜冒雨，不得休息，理应颁赏加奖。”拨发了大量甲胄、鞍马、弓矢、衣服等物品颁赐给洪承畴及所属提督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官员。当洪承畴迫于朝中攻讦的压力，自陈老病无功，请求罢免的时候，福临不但不准，而且明谕留任，还给洪承畴加太傅，兼太子太师等朝廷的最高荣誉头衔。　　在顺治帝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下，洪承畴得以实现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军事策略和“遍晓皇仁，广行招抚”的政治手段，促使南明永历朝廷内部发生变化，不战自乱。　　洪承畴的软硬兼施、大力诱降击中了南明永历朝的要害。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起，其文官武将陆续降清，越来越多，南方局势也逐渐向有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南明内部公开分裂，号称秦王的南明主要军事领袖孙可望，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赴长沙，抵湘乡，投降了洪承畴，这样，清王朝进取云贵就有了最好的向导。　　消息传到朝中，顺治帝大喜过望，立即在十二月初六日发下敕谕，特封孙可望为义王，并不失时机地马上在十五日部署进兵云贵。半个月后，即顺治十五年的正月初九日，福临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等大将率领八旗大军远征，并命驻兵四川的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驻兵广西的赵布泰为征南将军、驻兵湖广的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三路进取云贵。　　到了顺治十五年，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从政治形势上看，南明永历朝已经远不是清王朝的对手了。清军进展十分顺利。在这一年的十月，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就与洪承畴、吴三桂、赵布泰等会师于贵州的平越，跟着就进军云南。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正月初三日，也即受命出征的整整一年后，清军攻进云南昆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出奔缅甸。这个于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坚持了十三年的小朝廷，在境外又延续了两年后，终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胜利使福临欢欣鼓舞，原有的明朝版图基本上收复，加上关外的广袤领土，顺治帝已经是这个拥有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帝国的主人了!他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能不能经得住胜利的考验而不骄不躁呢? 　　福临命将出征的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九日，正在他为皇后的过失停进中宫笺表的第三天，后来还有正月十七日亲自复试丁酉科顺天举人、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夭折等大事的交相缠绕，但福临的政事并没有失措和混乱的迹象。可见，他有足够的明睿，不使私人感情妨害军国重务。但是，得意和自满却是有的，恐怕也是难免的。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四月，朝廷里发生了一件追论王公过错的大事。这位王公是科尔沁蒙古郡王满珠习礼。　　满珠习礼郡王与清朝的姻亲关系有好几重。他本人是皇太后布木布泰的亲兄，也是皇后的亲祖父，他又先后娶过两位皇家公主，先娶的和硕公主是太宗皇帝抚为己女养在宫中的成亲王岳托的女儿(按辈分她应是皇太极的侄孙女)。此女去世后，又娶了一位公主，皇太极的亲侄女多罗济鼐格格。这样一位货真价实、尊贵无比的皇亲国戚，还有什么过失不能原谅，要公然在朝廷进行追论呢? 己亥之秋(2) 　　原来，三年前，顺治帝召蒙古王公中娶了公主的额驸陪同公主来京朝见。各王公额驸都立即应召前往京师，惟有满珠习礼以公主有病、两个孙子病死为理由，辞谢不来。负责蒙古等外藩事务的理藩院据此上奏参劾满珠习礼，福临批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会议结果还未上报皇帝，满珠习礼已星夜赶赴京师请罪朝见。后来，各公主、额驸们亲戚相见，又同在太和殿朝贺天子，天子赐宴，尽欢而饮，气氛热烈和悦，满珠习礼的小小过失就不了了之。　　如今，旧事重提，福临批示理藩院说：“因满珠习礼是皇太后的亲兄，又曾效力行间，多有劳绩，原本要进封他为亲王。不料他不遵诏旨、藐视朕躬，其过非小。既引罪来朝，从宽免议，但进封亲王亦着停止。” 　　如果满珠习礼当时没有星夜引罪来朝的行动，而是坚持请假不来京，恐怕爵位都保不住了!此时的福临，志满踌躇，不能容忍一点“藐视朕躬”的苗头，哪怕是亲舅舅，稍有触犯也决不原谅，一样大加挞伐。想必皇太后进行了干预，过了一个月，福临还是进封满珠习礼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由此不难感到，福临身上正日益滋长着自满自骄，日益变得不可一世了。　　他很快就受到了教训。　　在清朝大军讨伐南明，朝廷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大西南一隅，为不断传来的捷报欢欣鼓舞之际，东南沿海沿江正在发生原子裂变似的剧烈动荡。　　清军大举出动攻伐云贵的消息传到东南沿海时，还拥有很强实力的南明延平王郑成功、兵部侍郎张煌言紧急筹划，决定立刻进兵江南，以牵制清军，挽救南明的危局。郑成功率大军于四月二十八日从浙江定关出发，经宁波、舟山、羊山，五月十八日就到达了长江口的崇明。可惜当时的通讯太迟缓，两大抗清力量之间的联络太困难，郑成功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在他率大军出发的时候，他努力想要救助的南明永历皇帝已经在两个月前逃离国境往缅甸避难去了。　　六月，郑成功大军溯江而上，大败清兵，十三日泊船焦山祭天，次日祭地，十五日祭明太祖、崇祯帝、隆武帝。十七日大败清朝操江巡抚朱衣佐、游击左云龙部数千人，斩左云龙、擒朱衣佐，攻克瓜州，清军望风而溃。二十二日，大败清朝提督管效忠部，四千人尽歼，清朝驻镇江总兵高谦、知府戴可进于二十三日献城投资，郑成功命麾下大将周全斌守镇江，分兵攻克镇江府诸县。二十六日，郑成功的前锋到达江宁。　　在攻克瓜州之后，张煌言率领另一路人马，溯江而上，取仪真、江浦，大江南北为之震动，　　芜湖递上了投降书，这路人马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个号称米市的重镇。此后，张煌言相机度势，兵分四路：一军出溧阳，窥广德；一军镇池州，截上游；一军攻克和州以巩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图徽州，并传檄各府州县抗清复国。于是大江南北相率投款，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四府；广德、和、无为三州；当涂、芜湖、繁昌、宣城等二十四县皆降。张煌言考察官吏、黩陟廉明，父老乡亲争着出来迎接，老人扶杖，妇女焚香，青壮年杀牛送酒犒劳大军。人们望见明朝衣冠，无不涕泪交下，因为异族统治下，已经十五年没有看到过了。　　这时，清朝的漕运总督亢得时因援救镇江兵败而投水自杀，各地方官自巡抚以下纷纷仓惶欲逃。张煌言力图乘此良机进军江西，驰书请郑成功急攻江宁。　　七月十二日，郑成功大军十余万登岸，诸将分别屯兵，守住江宁城外各险要地形，连营八十三处，将江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历史上多称之为金陵，是清王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也是控制长江、控制整个江南的军事重镇。倘若江宁失陷，就等于丢掉了整个江南，这对清帝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噩耗传来，不啻在福临头顶上炸响了一个焦雷!这当头一棒把志满意得的他几乎打懵了。他清楚地知道，金陵城内只有三千守军，无论如何不是郑成功十七万水陆大军的对手，速派救兵是挽救危局的惟一办法。可满洲大军远征云贵，鞭长莫及；近处的增援清军，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望风而降，金陵城内三千守军中满洲兵只有五百，汉人军队能靠得住吗?江南总督郎廷佐也是汉军旗人，他靠得住吗? 　　不是被攻陷就是举城投降，眼看金陵失陷就在早晚间。金陵一失，江南半壁就会完全落入郑成功手中!这可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天下赋税一半都来自江南，一旦失却，不就等于断了朝廷的半条命吗? 　　更可怕的是，江南一失，淮北、山东必定像长江两岸一样，一呼百应、一呼千应，必定势如燎原；再蔓延到山西、直隶，京师就将被包围，那时候，普天下的汉人就会万众一心，一起动手，拿起刀枪，杀向占领和盘踞在他们祖居田庐上的凶暴的满洲人，清王朝就将陷入反叛的汉人的汪洋大海!天下的汉人有多少?满蒙八旗才有多少?那不就是满洲的末日吗?爱新觉罗氏不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了吗? 　　惊慌和恐惧完全压倒了福临，他失去了理智和镇静，竟一头冲进慈宁宫，扑倒在母亲脚下，大声叫喊起来：　　“额娘，我们退出山海关，回老家去吧!回到我们祖先呆的地方，回到我们应该呆的地方去吧!” 己亥之秋(3) 　　正在为金陵被围忧虑的皇太后被儿子的狂乱惊住了，连忙用责备的口气问：　　“皇儿，你疯了吗?” 　　“不!不!”福临惊慌地蹿起来，浑身不住颤抖，语无伦次地说，“江南已经丢了!郑成功就要攻陷金陵，安徽山东一反，畿辅危在旦夕!汉人几千万，几千万哪!哪里容得我们!额娘，我们快走!” 　　这是福临自尊自傲掩盖下的自卑怯懦的一次大暴露。他潜意识里的东西在这一刻控制了他。　　人们至少可以窥见他的两重深层心理。一重是，作为一个人数少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要去统治一个人数多的、经济文化先进的民族所必然产生的自卑感。很可悲，不仅福临，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英明有为的康熙帝、乾隆帝，也同样存在着这个心理弱点。由此而造成有清一代的思想钳制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历史现象。这种严酷的思想钳制，窒息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生机，消磨了人才，也限制了统治者本身的进取精神，降低了他们的素质，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潜在的灾难。　　福临的另一重深层心理与这种民族自卑感有关。其实在他的感觉中，只有关外的东北大地是真正属于他的，而中原是抢夺来的，是强占的明朝天下，也就是说，在福临的潜意识中，进关伐明是不义之战!这种心理的形成，既来自儒家的仁政王道，也来自汤若望神父的基督精神。这与福临的大清王朝皇帝身份完全格格不入。　　政治家就是政治家，皇太后绝不像儿子这样丧魂失魄、多情善感，她勃然大怒，一反平日的温和、慈爱和明智，突然爆发，指定福临，把叱骂的话，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一样砸向少年皇帝：　　“你这个败家子，窝囊废!怎么长成了一颗兔子心?你的父亲和祖父流血拼命打下了江山，你竟然胆小得要弃土逃跑?你怎么配当爱新觉罗的子孙?你的血里怎么就没有祖先的英雄气概?你这个懦弱卑怯的东西!我生你的时候该拿你扔出去喂鹰!……” 　　起初，福临被母亲骂得呆若木鸡，继而羞愧得满脸通红，到后来，涨红的脸变成紫色，太阳穴卜卜乱跳，浑身发抖，突然挺身一跃，竟发出狂暴的急怒，他大吼一声：　　“看我去收拾这个郑成功!” 　　他“嗖”的一下拔出腰间的七宝刀，上指苍天，目光疯狂、咬牙切齿地喊道：　　“亲征!亲征!立刻御驾亲征!不得胜还朝，就战死疆场!额娘，你就静候儿的消息!” 　　说罢，他掉头就跑，箭一样冲出了慈宁宫，立刻奔向乾清宫，去宣布他的御驾亲征的圣旨!刚才还愤怒得双手颤抖的皇太后，此刻又被儿子突如其来的疯狂震惊了。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令她是亲生母亲，也觉得非常意外。她决不容忍她的儿子成为一个怯懦的无所作为的君主；但是亲征，却是非常鲁莽的下策。因为皇帝一旦亲征失败甚至阵亡，那可真就是毫无退路、毫无补救了! 　　朝中大臣都懂得御驾亲征的危险，所以在乾清宫里一听到宣布圣旨，一个个都急得变了脸色，纷纷奏告劝阻，不多时，皇上的御座前、丹陛下就跪了黑压压的一大片。　　不想这反而激起福临的更大愤怒，他登时双眉倒竖，操起御用宝剑，左右开弓，乒乓一气乱砍，把他那精雕细刻、金光闪闪的八宝金龙御座劈成了碎块，他“当啷”一声掷剑于地，暴怒地喊道：“谁再敢阻止朕御驾亲征，就要他像此座一样!立刻给我拟出亲征旨意，广告京师天下，晓谕百姓!” 　　谁还敢再说一个“不”字? 　　一连两天，整个皇宫内院乱成一团，都被“御驾亲征”搅得昼夜不宁、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太后试图使这疯狂的皇帝恢复理智，用温言细语去平息他的暴躁，但无济于事；太后于是又派皇上的乳母去劝诫，因为福临一向敬之如生母。可是这位嬷嬷鼓足勇气的话还没说一半，皇上就跳将起来，恶狠狠地嚷道：“再要嗦，就把你劈成碎片!你不知道朕在乾清宫的宣谕吗?”嬷嬷吓得差点跌了个跟头，赶忙离开了这个不可理喻的人。　　更大的混乱像瘟病一样，已在京城中传染蔓延。金陵失陷的谣言，本来就使许多人惶恐不安，生怕刚刚平息了十来年的天下又要大乱；而各城门贴出的“御驾亲征”的布告，更证实了他们的忧虑，一场大战乱仿佛就要从天而降，迫在眉睫了。一夜之间，全城各处都像被捅开的马蜂窝，乱成一片，商号闭门，闹市冷落，动作快的人家已经在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了。八旗之家则不得不备马磨刀擦枪，等候征召出发。整个京城霎时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只有一个人能解开这个死疙瘩，那就是汤若望。　　亲王、显贵、部臣、朝官排成长队，走马灯似的到汤若望住处请求他出面援助。汤若望却一直不肯答应。事情明摆着，皇上向来说话算数，又正在气头上，连母后和乳娘都劝不进，难道该汤若望去被“劈成碎片”?而且汤若望心里还有一层老年人的委屈，说不出口的忧伤。两年来，他的这位自幼亲授的学生，一天天亲近佛门，一天天冷淡和回避他这当年极为尊崇敬爱的玛法，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老神父终究还是让步了，考虑若是清政权动摇，教会和传教事业也将受到影响，所以，就拿老命来孤注一掷吧!为了他进宫劝阻之举，教会的其他神父甚至先为汤若望做了弥撒神事，求上帝保佑汤若望安全归来，并流着眼泪同他告别。 己亥之秋(4) 　　人们多虑了。　　“御驾亲征”，其实是福临的病态自尊受到强烈刺激后作出的超常反应，是用来回答和报复母后那异乎寻常的斥责的。他是个聪明人，盛怒一过，就明白自己的错误了。但是圣旨传了，布告发了，御座也劈了，怎么收回?怎么下台? 　　汤若望的冒死进谏，恰逢其时。汤若望是皇太后的义父，掌管天文天象的钦天监大臣，在民间享有“汤圣人”的美称，身份、地位、威望都超一流，就着他的手下台再合适不过，皇上不仅不失体面，还可以博得“上合天心、下合民意”的从谏如流的美名呢!这样，被人们想像得十分严重的汤若望进谏，很平顺也很简单地就过去了：皇上阴沉着脸却安静地听汤若望跪谏，然后情绪平稳地接过汤若望的奏疏，最后请汤若望立起，和缓地说，现在他知道，玛法的见解是正确的，是好的，他准备接受玛法的劝谏。　　包括福临在内的许多人那紧张得几乎要绷断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皇上亲征作罢的新布告盖住了御驾亲征的旧布告，朝廷上下、京师内外渐趋平静。　　半个月后，屡胜而骄、中了江南总督郎廷佐缓兵之计的郑成功大军，被清军总兵梁化凤攻破，损失惨重，不得已收兵登舟出海，所克诸府州县尽都丧失。一次本来很有希望的暴风骤雨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十七万对三千的绝对优势，竟毁于一旦，不能不说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又一个历史教训了。　　捷报飞传京师，顺治帝命画梁化凤肖像进上，并擢升他为江南提督。当金陵之战的故事流传开来以后，天助清兴的说法也在百姓中传开，局势完全稳定下来。　　风浪过去了，一切又都平静了。　　福临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他身体内部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了，那是他的自信；他心灵深处的火焰也在慢慢地熄灭，那是他的壮志雄心。　　他从小就是个敏感的孩子。这次变故中，他先是惊慌失措要逃跑出关，后又剑劈御座发誓御驾亲征，这判若两人的表现，长久地留在福临自己的记忆中，刀刻斧凿般深，抹都抹不掉，愚蠢的胆小鬼!看到自己的这一面，福临是何等的沮丧、消沉，一向骄傲自负的他，要忍受怎样的心理痛苦! 　　他甚至不敢面对母后的目光，生怕从那里面读出轻蔑和怀疑。一想到自己在她面前表演的两种极端形象，有多么丑恶、卑微、虚伪，福临就无地自容，他还有什么脸面去跟母亲侈谈他的治国平天下? 　　这件事成了福临心理上一个极为敏感的创伤，一触即痛，而且痛苦不堪。　　他无处去诉说。　　福临没有勇气向母亲解释和认错；知子莫如其母，母亲也绝不会去揭儿子的短，绝不肯去触碰儿子自尊的伤口。母子俩似乎达成默契，都回避不提两人之间发生过的那次激烈冲突。　　知痛着热，能理解他、安慰他的，只有他心爱的董鄂妃。可是董鄂妃因为积劳成疾，常常缠绵病榻，他又怎么忍心再增加她的精神负担? 　　福临转向了佛门。　　早在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冬，崇信佛教的太监们就制造了一个貌似偶然的机会，使福临在南苑狩猎之际，邂逅海会寺住持和尚憨璞聪。福临对和尚的谈吐学识十分欣赏，便召请他入宫向之询问佛法大意。第二年初，在福临因皇四子夭折受到沉重打击而情绪恶劣、心灰意懒的时候，宁静的佛家境界给过他安慰和帮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憨璞聪的引见，江南高僧玄水杲、玉林通、茆溪行森，木陈道诸人接力继进，陆续来到福临身边。他们都是佛教禅宗的大师，不但佛学精深，而且文化素养、诗文功底也很深厚，使福临仿佛寻到了一批新的师友。　　在孤寂中转辗、被痛苦所折磨的福临，自然而然地要向佛门寻求解脱的路。　　他同这些高僧们一起谈诗论文，一起写字作画，更多的则是谈佛法，讲禅机。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秋末，浙江天童寺高僧木陈道进京，福临命备车马相迎，并请进大内万善殿，成了天子的尊贵客人，经常同福临晤谈问答，十分投缘。　　福临问：“参禅悟道后，人还有喜怒哀乐吗?” 　　木陈答：“逆水则怒，顺之则欢。” 　　福临欣然笑道：“若如此，参禅还有何难?” 　　木陈道：“也不难。不见庞公云：‘难，难，千石油麻树上摊。’庞婆云：‘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灵照云：‘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 　　福临点头道：“却是灵照胜过庞公庞婆。请问老和尚，久闻无明和尚与湛然和尚高名，果真悟道善知识吗?” 　　“二老知真行卓，名符其实。无明和尚有偈云：‘冒雨冲风去，披星戴月归，不知身是苦，惟虑行门亏。’至于湛然和尚，则云流天空，事过即忘，尤称无心道人。” 　　福临称羡不已，又问：“还有个雪峤和尚，听说他性情真率，从不事事；末后示寂又十分超脱。老和尚可知此人?” 　　“雪大师乃老僧的法叔。那年八月十九染微恙，次日亲书一纸示众徒云：‘小儿曹，生死路上须逍遥，皎月冰霜晓，吃杯茶，坐脱去了!’至二十六日酉时，果然索茶而饮，口唱雪花飞之句，奄然坐化。” 　　福临听着，无限神往。这些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神秘意境，清凉如山泉，似乎能够净化他的心灵，对他这个在红尘纷扰中痛苦挣扎的人，有着无比的感召力，并赋予他一种忘我忘形的明慧感，使他得到相对的轻松和宁静。 己亥之秋(5) 　　高僧们更教导他，要进入参禅悟道的境界，必须“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才能“虚而灵、寂而妙”，嘱咐“皇上但遇大小事务，不妨随时支应，事后仍然返回修炼参禅，念念不舍，自然事事无碍”。甚至进言说“皇上当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方能领会禅机，得悟大道。　　这样的修炼，确实是此时福临最需要的。因为这能帮助他逃避现实、解脱痛苦。　　他又获得了一个知己。　　他一步步走近佛门，正在由佛家信徒向佛门弟子转化。　　另一位高僧，浙江天目山住持玉林通，对福临的影响更大，福临对他也更加崇敬和爱戴。一次，谈笑风生之后，福临忽然生出一片消沉的愁绪，强作笑颜地对玉林通说：“老和尚你答应朕三十岁时前来祝寿，差不多可以等得到；报恩和尚说他来祝四十，朕恐怕候他不得了!” 　　玉林通劝慰道：“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 　　福临用指头弹弹自己的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似略好看，”又揣着胸怀说，“但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捱得长久?” 　　“乞皇上早为珍摄休养，则天下臣民幸甚。” 　　玉林通的这句话大约说得很真诚，竟勾起福临更深的悲哀，他静静地、慢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财宝妻孥，是人生最贪恋摆脱不下的。朕于财富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诧，大臣们更是吓得变了脸色。玉林通身为知名高僧，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皇帝出家?所以，他赶快接过话头：“皇上，常人剃发染衣，不过是机缘使然；大乘菩萨则不然，常化作天王、人王、神王和宰辅以保国卫民，不厌拖泥带水的繁难，普施大慈大悲的懿行。如果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万劫修行，也到不了诸佛田地。就今日而言，若皇上不现身帝王，则这番召请耆年、弘扬佛法的盛举由谁来做?故而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 　　福临并不就此罢休，退了一步说：“不出家也罢，老和尚收朕为弟子吧!” 　　玉林通不能再拒绝。再说能收一位皇帝作门徒，是佛门盛事，也是他这位高僧的荣耀。福临当场拜玉林通为师，并要求师父给他起法号。玉林通推辞，福临固请，当师父真的提笔要选择法号了，福临又深深叹息，十分忧伤地说：　　“师父赐朕法号，必得拣一个最丑的字才好!……” 　　他由对自己重新认识而产生的锥心痛苦，又一次溢于言表。　　最后，福临的法号定为“行痴”，自号痴道人，顺治皇帝于是成为佛教禅宗龙池派的第五代弟子。　　福临说“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难道董鄂妃也不关情，也不在他心上? 　　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事情表明，董鄂妃对于福临，根本不是关情不关情，她简直就是福临的多半条性命。只不过，此时在福临的观念中，董鄂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妻孥了。　　在董鄂妃去世后福临亲自撰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就提到这一点。原来董鄂妃分娩皇四子时，是难产，很是艰辛，可能受了内伤。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情感竟然能够上升到这种程度：“朕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再加上福临开始信奉禅宗，性好清净，常常喜欢独处小室，从此便与董鄂妃分床异席了。董鄂妃对此也看得很开，不同床无非是不能再生孩子，她甚至说：“何必非得自己生个儿子去继承皇位才心满意足呢?” 　　这样，福临与董鄂妃的关系渐渐超越了世俗的肉与欲，向灵与情升华。福临的多情、真情、深情是这样特殊，闪耀着人性的灿烂光华，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一颗耀眼的星。　　董鄂妃素不信佛，在福临的影响下，也渐渐开始崇敬三宝、悉心禅学。福临常常推荐内典禅宗让她学习，并为她讲解心经教义和奥秘。福临因有亲身体会，所以希望佛教禅宗的清净无为境界也能为爱妃解除痛苦、治愈疾病。其实，董鄂妃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一点也不比福临少，她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了，所以，她常用一句参禅语向福临发问：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起初，福临笑而不答；后来见她久病不起，避而不答；到她病体沉重之时，又向福临提出此问，那时福临满心苦楚、辛酸，话都说不出来了，怎能回答? 　　己亥之秋的风波，在朝廷上下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一片哗然。　　满洲亲贵和八旗官民对福临的不满，由来已久。　　首先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亲贵们。　　在关外的皇太极时代，六部初建，都是由亲王掌管的。当时亲王们都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旗主，实际上处在能与皇帝相抗衡的特殊地位上；而六部是国家机构，有实权自然就有实利，亲王兼管六部，不仅有面子有好处，更分去了皇帝对政府的控制权。到了多尔衮执政时期，为了集中权力，他就废除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虽然这必然引起亲贵们的不满，但应该说这是国家制度向完善的方向迈进的一步。　　多尔衮方死，亲政之初的福临，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因为身在帝位的福临自然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从此把他的叔伯和兄弟等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福临竭力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 己亥之秋(5) 　　高僧们更教导他，要进入参禅悟道的境界，必须“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才能“虚而灵、寂而妙”，嘱咐“皇上但遇大小事务，不妨随时支应，事后仍然返回修炼参禅，念念不舍，自然事事无碍”。甚至进言说“皇上当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方能领会禅机，得悟大道。 　　这样的修炼，确实是此时福临最需要的。因为这能帮助他逃避现实、解脱痛苦。 　　他又获得了一个知己。 　　他一步步走近佛门，正在由佛家信徒向佛门弟子转化。 　　另一位高僧，浙江天目山住持玉林通，对福临的影响更大，福临对他也更加崇敬和爱戴。一次，谈笑风生之后，福临忽然生出一片消沉的愁绪，强作笑颜地对玉林通说：“老和尚你答应朕三十岁时前来祝寿，差不多可以等得到；报恩和尚说他来祝四十，朕恐怕候他不得了!” 　　玉林通劝慰道：“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 　　福临用指头弹弹自己的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似略好看，”又揣着胸怀说，“但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捱得长久?” 　　“乞皇上早为珍摄休养，则天下臣民幸甚。” 　　玉林通的这句话大约说得很真诚，竟勾起福临更深的悲哀，他静静地、慢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财宝妻孥，是人生最贪恋摆脱不下的。朕于财富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诧，大臣们更是吓得变了脸色。玉林通身为知名高僧，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皇帝出家?所以，他赶快接过话头：“皇上，常人剃发染衣，不过是机缘使然；大乘菩萨则不然，常化作天王、人王、神王和宰辅以保国卫民，不厌拖泥带水的繁难，普施大慈大悲的懿行。如果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万劫修行，也到不了诸佛田地。就今日而言，若皇上不现身帝王，则这番召请耆年、弘扬佛法的盛举由谁来做?故而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 　　福临并不就此罢休，退了一步说：“不出家也罢，老和尚收朕为弟子吧!” 　　玉林通不能再拒绝。再说能收一位皇帝作门徒，是佛门盛事，也是他这位高僧的荣耀。福临当场拜玉林通为师，并要求师父给他起法号。玉林通推辞，福临固请，当师父真的提笔要选择法号了，福临又深深叹息，十分忧伤地说： 　　“师父赐朕法号，必得拣一个最丑的字才好!……” 　　他由对自己重新认识而产生的锥心痛苦，又一次溢于言表。 　　最后，福临的法号定为“行痴”，自号痴道人，顺治皇帝于是成为佛教禅宗龙池派的第五代弟子。 　　福临说“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难道董鄂妃也不关情，也不在他心上? 　　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事情表明，董鄂妃对于福临，根本不是关情不关情，她简直就是福临的多半条性命。只不过，此时在福临的观念中，董鄂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妻孥了。 　　在董鄂妃去世后福临亲自撰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就提到这一点。原来董鄂妃分娩皇四子时，是难产，很是艰辛，可能受了内伤。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情感竟然能够上升到这种程度：“朕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再加上福临开始信奉禅宗，性好清净，常常喜欢独处小室，从此便与董鄂妃分床异席了。董鄂妃对此也看得很开，不同床无非是不能再生孩子，她甚至说：“何必非得自己生个儿子去继承皇位才心满意足呢?” 　　这样，福临与董鄂妃的关系渐渐超越了世俗的肉与欲，向灵与情升华。福临的多情、真情、深情是这样特殊，闪耀着人性的灿烂光华，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一颗耀眼的星。 　　董鄂妃素不信佛，在福临的影响下，也渐渐开始崇敬三宝、悉心禅学。福临常常推荐内典禅宗让她学习，并为她讲解心经教义和奥秘。福临因有亲身体会，所以希望佛教禅宗的清净无为境界也能为爱妃解除痛苦、治愈疾病。其实，董鄂妃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一点也不比福临少，她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了，所以，她常用一句参禅语向福临发问：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起初，福临笑而不答；后来见她久病不起，避而不答；到她病体沉重之时，又向福临提出此问，那时福临满心苦楚、辛酸，话都说不出来了，怎能回答? 　　己亥之秋的风波，在朝廷上下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一片哗然。 　　满洲亲贵和八旗官民对福临的不满，由来已久。 　　首先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亲贵们。 　　在关外的皇太极时代，六部初建，都是由亲王掌管的。当时亲王们都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旗主，实际上处在能与皇帝相抗衡的特殊地位上；而六部是国家机构，有实权自然就有实利，亲王兼管六部，不仅有面子有好处，更分去了皇帝对政府的控制权。到了多尔衮执政时期，为了集中权力，他就废除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虽然这必然引起亲贵们的不满，但应该说这是国家制度向完善的方向迈进的一步。 　　多尔衮方死，亲政之初的福临，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因为身在帝位的福临自然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从此把他的叔伯和兄弟等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福临竭力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 己亥之秋(6) 　　当然，还有个权力看起来很大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那是入关前军事合议制时期留下的祖制，它有权对皇帝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福临自然常常因这个会议的掣肘和束缚感到愤慨，但他纵然有心撤议政，造成天子独断的局面，终究对这个重要的、关系着整个亲贵利益的祖制存着几分敬畏，不敢轻动。他只是设法按照自己的口味对参与议政的人选进行了调整，减少他推行新政的阻力。 　　福临在国家制度和机构建革中的汉化政策，也引起满洲大臣们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天下是满洲八旗打下来的，就应该属于满洲，他们这些从龙之臣就应该享受一切权力和利益，就应该把持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门。内阁、翰林院等机构的建立，使他们瞧不起的被征服的南蛮子竟然从他们手中夺走大权，怎么能够甘心?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福临下令撤掉各省守催钱粮的满官，并停止派遣满官榷关。这两种官的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是肥缺。可以想见，这些满洲贵族和官吏眼看着财源滚滚的肥缺从自己手中溜走的时候，眼看着他们掌握的大印开始落进汉官掌握之中的时候，尤其是，眼看着他们的满洲皇帝频临内阁，与汉人大学士们共商国是、实行改革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和愤懑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和表达的。 　　他们能怎么办呢? 　　大约在顺治十四年的冬天，福临到城外去打猎。喜爱飞奔狂驰的皇帝为了追逐一只野兽，把整个护卫和侍从的大队人马远远地甩在后面。野兽没有追到，他竟走到了一个村子边，正遇上一位满面愁苦的老人在那里劈木柴。福临于是向老人问起他的生活状况。老人以为面前这个青年人是个寻常的兵丁，竟向他诉说起自己的冤屈来了：他的土地和财产都被满洲官员圈占了，他的儿子们也因逃人法的严酷或被处死或被刑伤，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孤苦零丁的老头子，年迈体衰，却仍然被逼着来做这种难以胜任的苦力，借卖木柴口，以苟延残喘。 　　福临请老人骑上他的马，并同老人一起奔赴那位满洲官员的住宅。官员懒得理会，打发他的老婆出来应付。这女人当然也不可能知道眼前的人就是皇帝，耍惯了威风的官太太毫不客气地给了福临一顿臭骂，不但吆喝着叫他滚开，还拿出一根棍子舞动着威吓他。正在此时，护从和侍卫们赶来了，愤怒之极的福临很简短地解决了这场官司：皇帝命他的卫士们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就地斩首示众，官吏的全部财产都赐给了劈木柴的老人，皇帝还亲口封老人为一村之长。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师，传遍了天下，老百姓无不称道皇帝的严明公正。而满洲官吏们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对这严明公正，他们大多是又恨又怕的。皇帝的权威在上，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福临的禁圈地、宽逃人法的一系列措施，实实在在是直接损害了八旗军民的利益。因为土地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祖祖辈辈在战场上流血拼命才得来的。进入中原以后，生活基本安定，环境相对和平，满洲人家大多人口增加，入不敷出，加上不善经营管理和频繁的水旱灾害，很多八旗人家渐渐贫困。要求增加圈地、增加奴仆，自然是他们寻求的重要出路。皇帝的禁令，却把他们的这条出路堵死了，他们怎么能不怨声载道呢? 　　满洲亲贵、八旗军民，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他们是福临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和依靠；福临的那些缓和民族矛盾、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虽然能得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欢迎和拥戴，但他们毕竟是新被征服的、心怀异端的被统治者。福临须在两者之间小心地进行变革，维持平衡，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可是福临的性格决定了他做不到这个。 　　福临的变革太快、太急也太猛烈了，他脱离开他的基础，朝前跑得太远，远得连他的母亲都追不上他了。皇太后以她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出儿子新政的必要，对儿子的改革是支持的。但她也看到改革步子太大引起的负面影响和潜藏的危险，不时地对儿子提醒和劝告。可固执己见的福临不会轻易听从任何违逆他心意的意见。皇太后只好用另外的办法去减轻儿子的压力。自顺治亲政以后，皇太后屡屡以她和皇帝的名义，发下宫中的节省钱两赈济八旗穷困之家，有时数万两，有时十数万两，有时还发给粮米布匹棉花等物，用这些恩惠去平息满洲八旗的怨恨。 　　当云贵收复、统一大业成就的时候，原来被一致对外的原则掩盖和压制着的满洲内部矛盾，必然会趋于激烈。这当口，偏偏又在己亥之秋起了那样一场风波! 　　在此之前，无论怎样对皇上不满，总还是慑于天子的威严，对顺治帝的龙章凤姿、神智天授深信不疑，大都不敢出格，不敢冒犯，更不敢公然唱反调。 　　但是，“御驾亲征”的那场风波中，福临表现得时而卑怯懦弱，时而刚愎暴戾，喜怒无常到了愚蠢的程度，把朝廷上下、京城内外折腾个底儿朝天，不仅没有人君的仪态风度，就算普通人，也是个有毛病的。这一下子，福临自己就把天授神与的天子的神圣外衣撕碎了，满洲亲贵、八旗军民对他的不信任感顿时上升，一直压在心头的不满顿时找到了喷发的罅隙，贵族与皇帝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福临的汉化政策渐渐受到公开的非议，福临的一些变革措施开始受到阻碍和抵制，福临的治国平天下的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己亥之秋(7)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正月初二日，元旦方过，皇上竟引咎自责，下谕礼部说：“十七年来，民生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积习相仍，未臻丕变。且滇黔虽入版图，而伏莽未靖，征调犹繁；焦思竭虑，治效未孚，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非朕未尝励精求治，实由凉德所致。反复循省，罔敢即安，兹欲引咎自责，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布告中外。” 　　在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祭告了天地、太庙社稷之后，福临又颁诏大赦，并命今后元旦、冬至、寿节时各地庆贺表章，皇太后前照常恭进，“朕前表章暂行停止”，意思是皇帝没当好，不配接受表章的庆贺。 　　这自然是为了平息朝廷上下的不满而作出的姿态，压力之大可以想见。 　　福临虽然在自责词中把自己痛骂一顿，又是辜负上天祖宗，又是愧对皇太后和万民，但他声明自己确实是焦思竭虑地励精求治的，那么治效未孚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呢?只用凉德二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答案很快就有了。福临不肯对保守的亲贵势力低头。 　　引咎自责的第二个月，二月初三，福临下令甄别朝廷内外官员!用意再清楚不过：我这当皇帝的都已经引咎自责了，你们这些臣下也该查查责任了! 　　这次甄别规模很大，在京官员，大学士、六部尚书首先自陈功过、称职与否，三品以上开列职名由皇帝甄别，四品以下同各省总督巡抚一样，由吏部与都察院详加察议甄别具奏。这次甄别是分满汉两拨进行的，福临尤其把甄别的目标指向了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尤其是高级满官。因为实际上福临认为治效未孚的责任就在他们身上。 　　可惜雷声大，雨点小，种种阻力和干扰使甄别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多数高级满官都获得留任和照旧供职的待遇。福临的最后一次努力又落空了。 　　福临自幼就对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怀有深切的同情，连崇祯帝的书法手迹他都十分赞赏，奉为珍品，并不止一次地黯然叹息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令人酸楚不已……”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的时候，福临就下令在崇祯帝陵前立碑，当时他说：“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那是在为崇祯帝抱不平。 　　到了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立碑之时，碑文里不仅概括了崇祯朝的失政，而且进一步说：立碑的目的，是要使后世读明史者“咸知崇祯帝之失天下，非失德之故，总由人臣谋国不忠所致。使后世为人臣者，悚然知所戒。” 　　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一位天子顺治帝福临，在大明亡国的末代之君崇祯帝朱由检那里，找到了相通的感觉，经历了一样的信念破灭的可怕的梦。 　　顺治帝不但为崇祯修缮了陵墓，添设了守陵的陵户，立了石碑，还遣官致祭，并谥为庄烈愍皇帝，并在顺治十六年底，冒着严冬的寒冷，亲自到崇祯墓前酹酒。福临凄然酹酒三爵之后，仍在这位亡国皇帝的墓前徘徊不去，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拍着崇祯帝的墓碑喊叫道： 　　“大哥!大哥!朕与你都是有君无臣啊!” 　　说话间，泪如雨下。 　　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惨烈呼叫，它仿佛穿透了三个半世纪的岁月风云烟尘，直扑我们耳际，让我们为他——一个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精神支柱摇摇欲倒的年轻人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所深深震撼! 福临走了(1) 　　雪上加霜，正当福临在政治上逆风强劲、举步维艰的时候，他的另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摇摇欲坠——他心爱的董鄂妃病危了! 　　为了挽救他的皇贵妃的生命，福临使用了他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 　　顺治帝宣诏天下，征求各地名医来京师为皇贵妃调治； 　　顺治帝派内外大臣，广祀百神，为皇贵妃祈祷； 　　顺治帝大赦天下十恶以外的罪犯，为皇贵妃乞福。 　　然而，皇贵妃的病体日渐沉重，毫无起色。 　　于是，福临亲自往素有灵验之名的西山碧云寺去为皇贵妃祈寿，在这之前，他只为他的母亲皇太后做过同样的事情。 　　就在远离京城皇宫的西山，福临得到皇贵妃病危的急报，拼命赶回大内，却在董鄂妃居住的承乾宫先遇到他的母亲，皇太后含泪对他说： 　　“皇儿，你来晚了!她已经去了……” 　　福临陡然受到致命的一击，一口气上不来，顿时昏了过去! 　　皇太后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这是急痛攻心所致，也料到他醒来后必定有一番大闹，因而预先作了准备。但即使是她，也没料到福临会闹到后来的那种程度，简直要把所有的人都逼疯了。 　　他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冷静从容地走到董鄂妃的遗体边，拔刀自刎!幸而被皇太后安排好的太监宫女们抱住，夺走了刀。自刎被拦，竟激起了他的暴怒，他疯狂了似的挣脱开众人的纠缠，大喊大叫着“我不活了!我就是不想活了!”又猛力地低头撞向墙壁!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阻拦，裹着福临一起摔倒在地。 　　后来的两天两夜里，福临都这么不管不顾地寻死觅活，二十四名强壮的宫女太监昼夜看守着他，防止他再行自杀。一切可能造成伤害的东西，诸如小刀、棍棒、重物乃至花瓶、洋钟，全都收了起来，使皇上无隙可乘。 　　太医院的几剂安神定魂的凉药起了作用，但是更有效的还是皇太后那慈爱的充满理性的谆谆教导。她还在适当的时机，对福临说起了董鄂妃的临终遗言和嘱托。 　　董鄂妃说：“妾妃将去，此乃定数，亦无所苦。惟独不及酬答皇太后与皇上恩情于万一。太后年将半百，素性慈爱，必为妾妃伤悼至深，妾妃就是死也不能心安啊!”董鄂妃孝养皇太后，至死念念于怀，福临身为皇太后亲子，难道不替母亲着想? 　　董鄂妃说：“今日儿殁，自是天命，万望皇上自珍自爱，以祖宗大业为重，以社稷万民为重，不必伤悼，无须过恸，千万节哀。”董鄂妃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福临怎能以一己之爱而遽忘祖业? 　　董鄂妃临终还嘱咐装殓不要华美，棺椁灵柩莫用诸珍丽物，丧礼不可虚靡耗费，以所遗用于施舍贫乏和奉佛诵经，并请皇上矜恤秋决诸死囚罪犯。 　　在药物、母爱、温情和去世爱妃遗愿的综合作用下，在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之后，福临终于安静下来，跌入昏昏的沉睡。 　　也许福临可以清醒，可以转入正常了吧? 　　皇太后又得面对一个棘手的局面：福临竟当着皇后和诸妃嫔的面，向母后提出要求：要以皇后之礼为董鄂妃发丧! 　　皇太后怎么能答应呢?她说：“这是没有先例的事啊!皇后明明在，董鄂妃明明是皇贵妃，要待以皇后之礼，这是违背国家和宫廷体制的，朝中诸臣必有异辞，纷争不下，何苦来呢?” 　　福临惨然道：“儿今万念俱灰，母后若不准儿所请，儿情愿削发披缁入山学佛，从此不与人间之事!” 　　不料皇后却出来为皇帝说话：“皇贵妃侍奉皇上五年，贤孝和顺，实在能代儿妇之职，儿妇本有心以皇后之位相让，不想她竟仙逝。如今以皇后之礼为她发丧，实在与儿妇初衷相合。 　　朝中诸臣若有异议，可以儿妇本意晓谕众人，这样，就是后世史臣，也不能将此举议为皇帝之过失了。” 　　皇太后当此情景，还能不答应吗? 　　于是，第二天皇帝就降谕礼部说：“奉皇太后懿旨：‘皇贵妃董鄂氏孝敬性成，淑仪素著，才德兼备，足毗内政。今忽尔薨逝，余心甚为轸惜，应追封为皇后，以示宠褒。’朕谨遵慈命，追封皇贵妃董鄂氏为皇后，应行典礼尔部即议以闻。” 　　紧接着，福临就以皇后之丧，连续发下圣旨： 　　辍朝五日，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并公主、王妃等哭临； 　　召江南、五台山高僧来宫中，为董鄂皇后礼忏营斋，设水陆道场； 　　征天下巧匠，为董鄂皇后构设冥宅； 　　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皇后传》，命学士王熙、胡兆龙编纂《董鄂皇后语录》； 　　命内阁自八月十九董鄂皇后薨逝日起，直到十二月，凡奏章题本，都须用蓝笔批答，以示哀悼，明年新正日，方许恢复朱色； 　　命诸大臣议谥； 　　命全国服丧，自哀诏到日，官吏一月，百姓三天。 　　………… 　　从满洲入关，到天下一统，十七年来，朝廷还没有举行过这样隆重的葬礼。于是，北起贝加尔湖畔、黑龙江，南到两广福建，西越河西走廊，东至海滨，广袤辽阔的大地上，处处设起灵位、飘起白幡，成为第一次震动天下的国丧! 　　福临的悲痛哀伤，化作数千言的祭文，在董鄂皇后头七的最后一夜，和着他嘶哑的吟诵，和着他无尽的泪水，焚烧在他最心爱的人的灵前。他亲自守灵，直到天明，已是八月二十七日清晨，董鄂皇后的二七了。 福临走了(2) 　　奉旨前来为董鄂皇后舁柩的八旗二三品官员近百人，已在承乾宫门外等候。同是玉林通 　　弟子、福临的师兄茆溪行森和尚也奉命来为董鄂皇后举行起棺仪式。茆溪手举线香，对灵小参，口念偈语道： 　　“几番拈起几番新，子期去后谁知音?天心有月门门照，大道人人放脚行!” 　　福临站在一旁，突然忍泪问出董鄂妃在世时多次向他提问过的那句话：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茆溪回答说：“从来处来，向去处去，谢皇上重重供养。” 　　身着丧服、帽顶饰白的八旗二品官三十二人一起举杠上肩，茆溪以佛杖指着灵柩念罢偈语，大喝一声“起!”沉重的棺柩缓缓出了满堂素帷白幔的承乾宫正殿。热泪又一次涌出了福临的眼眶。 　　为了自己的私爱，将皇贵妃升格为皇后，享受一系列特殊的典礼，就够使人们惊讶不已了。何况国家定制，皇帝及皇太后之丧，蓝笔批本也不过以二十七日为限，皇后之丧就根本没有以蓝易朱这么一说，董鄂妃丧则蓝笔批本至四个月有余，规格竟超过了皇帝皇太后，这不太过分了吗? 　　福临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过分、逾格的事仍然层出不穷。 　　大臣们为董鄂皇后拟谥号，先拟四个字：孝献端敬，皇上不允；再拟六字，皇上还是不允；加至八字，为孝献庄和温惠端敬，皇上仍很生气，说全不足以褒扬贤后，谕令再拟，终于定为十二个字：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顺治帝犹以未能用“天”、“圣”二字为歉。但“承天”须嫡配，“辅圣”须有子继皇帝位，董鄂氏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不然，就会有十六个字的谥号加给她了。 　　董鄂氏本有“葬礼从简，不可虚靡奢侈”的临终嘱咐，福临却怕爱妻在另一世界受苦而全然不顾。他下令于灵柩所在的景山开设了规模宏大的水陆道场，为董鄂氏超度，使她早升天堂。他下令在棺椁中装满了珍宝为她殉葬，以致抬棺的数十名八旗大员都感到沉重得大不寻常。数百名能工巧匠应召为董鄂皇后日夜赶制两座金碧辉煌的冥宅，那是和她生前居住的承乾宫正殿、寝宫尺寸完全相等的木制模型，沉檀为骨架，屋顶刷金，窗棂雕银，富丽的云锦、西川锦装饰墙壁，还缀以珍贵的明珠宝石。董鄂皇后生前所用的一切床帐家具器皿和珍宝摆设，全照原样放在原处，所有这一切，都将随同董鄂皇后的遗体灵柩火化。福临更担心爱妻在另一世界无人陪伴、无人服侍，竟不顾茆溪行森的劝告，赐死三十名宫女太监为董鄂皇后殉葬! 　　福临又在朝廷中遍征董鄂皇后祭文。词臣学士凡恭拟哀诔祭文进呈者虽然均得重赏，但福临都不满意。一名小官进上的祭文中有句云：“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竟令皇上泫然泪下，这小官竟也因此而升为兵部主事。不仅如此，凡在灵前呼天抢地、如丧考妣、哭得哀痛的官员命妇，都能得到上方赐给的珍奇财物；而哭而不哀者，就要交礼部议处。 　　更有甚者，一名宗室的辅国公和一名承政，因在董鄂皇后丧期中作乐，被人举报，皇上大怒，撤了承政职差、夺了辅国公爵位，一并禁锢了起来! 　　所有这一切，吴梅村都在他的《清凉山赞佛诗》第二首里切切实实地讽咏了一番。他毕竟无愧“诗史”的美名。 　　福临仅仅是在表达他的悲痛和哀伤吗?仅仅是为了他真情、深情、痴情所爱的董鄂氏吗?可以这样看，但并不完全。他也在借题发挥，在宣泄他痛苦的失意和满腔的愤怒! 　　他的两根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都垮了。 　　七七四十九天终于过去，大行皇后的梓宫已成为宝宫(盛骨灰的罐)，香花供养，备极庄严。水陆道场收了法事，盛大的葬礼也已结束，朝廷上下、宫廷内外，都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能够安心地吃口饭、睡个觉了。 　　但是他们的万岁爷决不肯给他们安宁。 　　十月初八日，就在刚满七七的第二天，皇上驾临万善殿，因一直主持法事而疲惫不堪的茆溪行森不得不赶紧出来迎接圣驾。他料到皇上会亲自来致谢的。 　　果然，分宾主坐定后，福临就十分平静地说： 　　“谢和尚启建并主持景山水陆道场。大行皇后得以超生，免去轮回之苦，朕五内俱铭。” 　　茆溪行森回答说：“董皇后于庚子秋月轮满之时成等正觉，与悉达太子睹明星而悟道无二无别，真乃奇事!所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他把董鄂氏的逝世说成正觉悟道，并用如来佛先前为太子时修行悟道的事迹相类比，极高地揄扬去世的皇后，为的进一步安慰眼前这位在世的皇帝。 　　福临点头道：“是。朕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茆溪静静地说：“龙女成佛，圣驾珍重。” 　　福临也静静地说：“如今朕心如死灰，万念俱空，来寻和尚为朕剃度，从此出家为僧。” 　　茆溪行森大惊，满面通红，惶乱失措地说：“万岁切切不可萌此念头!国君一身系天下安危……” 　　福临冷漠地看着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说：“出家人参禅学道，不可任意喜怒惊惧，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是也。和尚岂不明白?” 　　茆溪行森被福临问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福临走了(3) 　　福临乘胜追击：“师兄，这殿旁净室，从此归朕修行打坐，朕再也不回乾清宫、养心殿了。师兄能度得人间一位天子遁入佛门，岂不是一件大功德?” 　　茆溪行森心动了，嘴里却还是不敢应。 　　福临自己行动了，拔出腰间短刀，“噌”的一下就把脑后的辫子齐根割断了!他大笑着说 ：“千万根烦恼丝顷刻断绝，何等容易，何等痛快!从此后赤条条无牵挂!” 　　茆溪行森不能再拒绝，吩咐徒弟备香案、呈戒刀，就在万善殿内，用颤抖的双手，为大清国的皇帝净发。半个时辰后，这位皇帝已成为一个新剃的光头泛青、新披的大红袈裟耀眼的瘦削清秀的小和尚。 　　皇上削发出家的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惊了朝廷里的一切人!大清天子竟会做出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亲贵大臣、文武百官都慌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川流不息地往万善殿叩见皇上，求他还俗回宫、处理国政；皇后和妃嫔们都处在被抛弃的境地上，只能从早到晚地哭个不停。 　　福临却决心割断和红尘的所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一心一意打坐参禅，来人一概不见，全都挡在万善殿的大门外，清清静静地做他的行痴和尚。 　　他可以割断对国家政事的牵挂，他可以割断对鲜衣美食、男女情爱的向往，但他割不断骨肉之亲、母子之情。他不能拒绝曾与自己相依为命，共同冲出惊涛骇浪，为自己献出一生的母亲! 　　皇太后命朝臣紧急召来了行痴和尚的师父玉林通，他是十月十五日到京的，几乎是不待喘息就直奔万善殿。十月十六日，皇上还俗回宫。十月十七日，像没事人似的，皇上一早上朝，处理国事，心平气和，从容宁静。确实，他从此不摘帽子，人人都知道他背后不拖辫子，但谁敢看一眼呢? 　　其实玉林通处理这件令满朝文武棘手难办的事十分简单，干净、利落、快。他一进万善殿就命他的徒子徒孙们把剃度福临的茆溪行森绑在柱子上，架起了干柴；然后再去见他的小徒弟行痴和尚，劝他还俗，命他还俗，并十分安静地说：如若不然，就点火烧死茆溪行森! 　　在福临犹豫不从的当口，柴薪真的烧着了，茆溪行森用大声念佛代替求救呼叫，行痴和尚不能眼看师兄为自己丧命，只好妥协，答应蓄发还宫。 　　十月初八削发出家，十月十六蓄发还宫，福临只做了八天的和尚。 　　这以后，全凭着他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也即他的母亲的劝慰和支持，他又在人世间这滚滚红尘中晃荡了两个多月，他的心早已经离开了。 　　福临的身体一直不能算是很健康，各种迹象表明，他似乎早就患有肺结核一类的慢性病。到顺治十六、十七年前后，他更增添了神经衰弱的症状，而且骨瘦如柴。这样的体质，怎能经得住爱妻病逝的惨痛打击?隆重的长时间的葬礼、无穷无尽的悲痛和眼泪，都是对他身体的进一步摧残。他更加衰弱，身体抵抗力迅速下降。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元旦期间，他染上了满洲人最害怕的天花。 　　天花本是重症，成年人得上更为凶险，而体弱的成年人若是染上就没救了。事实如此。福临的病程很短，正月初三他感到不舒服；正月初五病势加重；正月初七亥时，也即二十三点左右，年轻的皇帝撒手入寰，这时离他正月三十日的二十三周岁生日，还有二十三天。 　　福临对死亡的来临，仿佛早有预感，所以表现得很镇静。初六日的子时，也即他逝世前不到二十四小时，还召内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说道： 　　“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 　　当王熙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时，顺治帝反而安慰他说： 　　“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 　　福临不仅留下了遗诏，还指定了继位的太子——皇三子玄烨。他就是后来在清代和中国历史上都很有名的康熙皇帝。 　　福临走了，走得很平静，很安宁，和他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短短一生形成鲜明的对照。 　　看起来，在福临身上，是有政治家应该具备的优点的。 　　他聪明好学、励精图治，有审时度势的能力，敢于突破陈规旧习，进行一系列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由于他的努力，缓和了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健全了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为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他的弱点，对政治家而言又是致命的。 　　他缺乏钢一样的坚强意志、铁一样的无情手腕，他多情善感，心理脆弱，存在着太多的人性弱点和人情味儿，并且丝毫不会或不屑于像很多政治家那样巧妙而有效地掩饰自己以维护形象和声望，反而赤裸裸地暴露自己，每每引起朝野大哗、天下大哗却不思改悔。从固执地废皇后、无所顾忌地夺董鄂妃、喜怒无常地闹“御驾亲征”、超越常情和国家制度地礼葬爱妻直到最后弃皇位出家为僧，他极不安分地掀起一次又一次骇人听闻的风浪，其所作所为实在不像个政治家，不像个英主明君，倒很像一位过于真率、过于多情的浪漫诗人。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终究能够成为他竭力营造的“琼楼玉宇”的主人；历史和命运把福临推上这千万人仰望的位置，他也竭智穷力地想要登上高峰，可惜，他终究不能忍受，滑落下来。因为，对于他来说，高处不胜寒! 福临走了(4) 　　看他能那样不顾一切地追求符合自己心愿的爱情和婚姻，看他能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弃天下如敝屣，真觉得他身上存在着十分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色彩。不过，这种色彩竟会出现在一位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就显得格外怪诞了。 　　他实在离他的同时代人太远了。他的革新步子太大也太快，革新措施太急，正应了“欲速则不达”的俗语。在他去世后，为了平息满洲亲贵和八旗军民的怨愤，为了稳定大局、稳 定人心，他的母亲庄太后不得已修改了他的遗诏，使之成为一份痛骂自己不该违背祖制、不该疏远满洲亲贵、不该重用汉官、不该渐习汉俗等等一系列大不该的罪己诏。受命辅政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便以此为上方宝剑，推波助澜，形成了康熙初年的满洲亲贵保守派的全面复辟，把福临在位时几乎所有的革新都推翻，整个社会又陷入新的动乱。若不是康熙亲政，再次扭转乾坤，清王朝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福临的悲剧是社会悲剧——他正处在满洲入关初年的大动乱、处在满汉两大民族的尖锐矛盾的中心，阶级偏见、民族偏见无情地压制着他对真善美的追求。福临的悲剧是性格悲剧——他的极度敏感的自尊心掩盖下的自卑，他的喜怒无常、极强的个性深处的脆弱，使他经不住打击和失败，终于崩溃。 　　更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帝王，竟能身受儒教、天主教、佛教、萨满教诸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影响和作用，使他在某些精神和观念上超越了时代。这恐怕是造成他的失败、他的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他应该是下几个世纪的人，他应该晚生三百年。 　　可惜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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