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二者难以得兼，如何待奉君主就成了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们是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绝对错不了。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是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不见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周亚夫便服像
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杀死了齐庄公后，他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暴病而亡。”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记录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就杀了，写却不能另写。”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记录历史。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
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发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太史季抱着写好的竹简回家去，路上碰见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摩皇上及皇亲贵戚的心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之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任期间，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布署是：祝兹侯徐厉驻守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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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忠国与忠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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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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