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美人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美人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往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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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忠国与忠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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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最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为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
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冠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
“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
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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