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两湖，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大作为，希望你们加以注意，以收到
响应的效果。”在槟榔屿会议上曾决定组织500 人的敢死队，但这个数目不
敷应用，其后扩大到800 人，分为10 路，每路50 至100 人不等。这800 人
敢死队，作为“选锋”，以冲锋陷阵。从广东、福建、广西、江苏、浙江、
湖南、四川、云南各省及南洋各地召集的“选锋”队员，到香港集中，这些
队员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为了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40
多个秘密机关。
各个机关之间不发生关系，如果一个机关被敌人破获，就不会牵连别
的机关。
从国外购进的军火，首先运到香港，然后通过不同路线偷运到广州。
在广州和香港都开设了出卖假发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则密藏在假发内或装
染料的锡罐里，从香港运往广州。枪械也夹杂在里面运到广州。
第六章 血祭黄花冈
广州起义的日期预定于4 月13 日。但是，4 月8 日，从马来亚归来的
温生才擅自行动，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
温生才被捕就义。
《可报》对刺杀孚琦的温生才烈士公开表示赞扬。清政府对《可报》
本来就很嫉恨，因它是咨议局办的，苦于没有把柄，奈何不得，现在便借题
发挥，以“恐莠言之乱政，禁邪说之惑人”，以免“片纸风传，一倡百合”
为借口，勒令《可报》永远停版。
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
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 月27 日。黄
兴于4 月23 日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
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
广州城内谣传：革命党人在4 月底前举事，粤督张鸣岐对起义已有所
闻。4 月25 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守卫观音山
高地。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讯大惊，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
缓期。但参与选锋的喻培伦、林时塽等深恐事情败露，无法再举，故坚决反
对。黄兴再三思考，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
于是黄兴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
港的选锋队勿来广州。
但是，喻培伦、林时佺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花了
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
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
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
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
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再三深思！”喻培
伦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他更是激烈主张按期起义：“就是大家都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你们四肢俱全，
难道还不如我这个残废人吗？”这一番话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集合三
四十人围攻督署；杀掉张鸣岐。
4 月26 日，李准从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属巡防三营入城。据说，其中
10 名军官中，哨官温带雄等8 人热心革命，一人中立，仅一人反对革命。
陈炯明闻讯，由惊而喜立即改变主意，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
4 月27 日按期起义。黄兴也很受鼓舞。革命党小东营会议因此决定：在广
州的500 人“选锋”兵分4 路，于27 日下午5 时同时发动。
黄兴立即给胡汉民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这份27 日起义的
电报，直到26 日夜间10 点钟才传到香港。此时尚有300 多“选锋”滞留在
香港，200 多枝枪还在香港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启航。
香港统筹部的赵声主张：所有300 多“选锋”携带武器次日搭早班船
去广州，上岸时若被查觉，即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但是，胡汉民和刚
从湖北来到香港的谭人凤反对，他们提出：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
人乘晚班船去广州。于是，香港统筹部急电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
日。谭人凤和黄兴之子黄一欧乘早班船去广州。赵声、胡汉民带领300“选
锋”搭乘晚班船去广州。
陈炯明接到香港统筹部的电报，即派马育航向黄兴汇报，主张延期一
天起义。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谭人凤到
达广州起义机关时，黄兴及其选锋队伍已经准备就绪。谭人凤未能说服黄兴
推迟起义日期。
4 月27 日下午，黄兴命令在广州的“选锋”队兵分四路：黄兴率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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