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赶回上海，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活动。
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
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
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潮
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
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他还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自
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
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孙中山
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
黄兴、李烈钧、张继、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
革命得逞，其势力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被称为缓进派。其对
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是抱
反对态度的。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曾指令邓泽如、郑螺生、李源
水、区慎刚等南洋同志，向李烈钧、陈炯明等进行规劝，但李烈钧仍发出布
告各埠同志书，陈炯明则亲往南洋各埠联络，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为了贯彻
反袁缓进主张，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以救济广东水灾
为名，于1914 年创办了水利公司，派员赴各埠筹款，声言办邮船，并派学
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
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声言：他们只是不
赞成以中华革命党来取代国民党。现在惟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务达到倒
袁之目的而后已。目的达到，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他们还说：他
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孙先
生施展救民政策，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欧事研
究会”，假借世运，掩饰内讧，另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抗。1915 年1 月，
林虎、熊克武等欧事研究会部分成员通电，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
判二十一条辟谣。2 月，黄兴、陈炯明领衔通电，再次辟谣，该电以停止讨
袁、一致对外为基调，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示：“癸丑7 月之役，固
自弃于国人，然尚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死，又何足惜？”二
次革命失败后，“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
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 .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他们声明：“国
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二十一
条签订后，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黄兴等17 人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外
交失败，丧权蹙国”，“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此后，欧事
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革
命党。孙、黄趋于一致。
孙中山于1915 年2 月委任陈其美、居正、许崇清、胡汉民、张静江分
别担任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各部部长，廖仲恺、
邓铿、杨庶堪分别为财政、军务、政治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民
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执信、
苏曼殊、邹鲁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辛亥、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而
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勿视
北方，覆辙孙中山听从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进
行“培养根基”的工作，他们的直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东北三
省的革命运动。
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党人的机
关、团体几乎被破坏殆尽，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
业以自给，或任教授以糊口，或为谋生活计，于国事竟不闻问。
陈其美、戴季陶到大连后，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向他们介绍孙中
山在日本坚持斗争的情况，鼓起他们的勇气。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很快恢
复了旧时的机关、团体。
随后，又继续发展，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30 个革命团体。
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
广东司令长官。
其时，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自动回粤，与邓铿通力合作，
共策讨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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