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
国，自号为“大汉王”的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字，
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
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
国”的罪名而置于死地。
袁世凯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被袁骗到北京加以监视
起来后，经常同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
有来往。
杨度早已看出袁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于
是，与夏寿田里应外合地推荐蔡锷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
意相符合，袁认为如果蔡拥兵在外，对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京城，
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不可怕了。
但袁世凯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
想敌人，而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又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度向袁世凯劝道：“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启超就是康有为
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锷必然乐为总统所
用。”袁世凯向来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杨度这番话正与他的见解相符合。
袁向夏寿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
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蔡锷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同乡，又是同学，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度推荐
的。袁世凯用人从来就是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
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是总统府内史中的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
袁用人惯于采取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监视蔡的一种做法。
袁世凯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蔡任
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蔡锷同意了这个计划。
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些都是袁世凯“结
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凯身边有一个策士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向袁进
言说：“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
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
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
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这个意见又恰
恰打中了袁世凯多疑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袁世凯便用王士珍代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是个刚愎自用之人，
他没有掌握中枢大权之前，对袁百依百顺。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的恭顺态
度日益减退，不甘心自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袁疑心他日益揽权是想在北洋
派内组成一个小集团，进而篡夺他的兵权和政权。袁段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
以致启用北洋“三杰”中不问国事回原籍的王士珍为陆军总长，解除段的陆
军总长职务。
袁世凯一生从不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作伪
可以欺骗朋友，欺骗部下，乃至欺骗全国人民。可是受到欺骗的不是别人，
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触到的都是些寡廉鲜耻、阿谀争宠的私党，看不
见一个真人，听不到一句真话。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
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用奉承话对付他。
袁世凯称帝后，即使是妥协派梁启超之流，也鼓起勇气来发动讨袁事
业。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杨度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
津，同梁接洽。他们会见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写好的《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给他们看。梁启超道：“我在动笔写文之前，写出了题
目后，好几天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我不能不顾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进步
党人会受到袁的迫害，像以前国民党人被袁乱砍乱杀一样。正在狐疑不决的
时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来，赠给我20 万元，以10 万元补祝我父亲的七旬
大寿，以10 万元作为我出国的旅费，因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就非写不可了。”
汤、蹇看了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认为这对袁是一颗政治炸弹，同时对进
步党也是一道催命符。
梁启超把文章的语气修改得和缓一些，并托汤蹇带去一封给杨度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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