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孙中山确定了“召开国会”、“息纷争，事建设”、“固国体”的方针。
国会在北京恢复后，黎元洪电请孙中山北上，并聘请孙中山为高等顾
问，孙辞谢。
孙中山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曰：“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
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
其责任有不容逶避者。”当时，中华革命军分布在山东、福建、广东、四川
等省，有一定的实力。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事反袁的华侨，对孙中
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队持有异议。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
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
取了强硬的态度。他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
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于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
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10 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
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许崇
清、蒋介石等人从上海乘轮船赴山东潍县，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传达孙中山
“罢兵”之意，与居正等人面商军队收束各事。孙中山命夏重民率华侨讨袁
敢死先锋队从山东潍县撤往上海徐园。孙中山亲往徐园慰问华侨敢死先锋队
全体同志，发表演说，并设宴为归国从军华侨洗尘，以表中华革命党酬谢诸
君之热心。
几百名敢死先锋队员需要一笔遣散费，而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又缺款。
孙中山命廖仲恺向各方筹借款项，得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捐助3 万元，
孙中山又卖掉了自己的那部小汽车，才凑足此数，每人发300 元遣散旅费。
廖仲恺将加拿大的华侨讨袁敢死队员马湘荐给孙中山作卫士。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代
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不久，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
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
在广东，中华革命军有3 个军，数万人。孙中山多次致电朱执信遣散
军队。数月间，广东的中华革命军烟消云散，想留在军中学习军事的华侨同
志，也被孙中山劝回南洋各埠。
陈炯明的讨逆共和军也被编遣。但陈明炯提出：“个人放弃兵权，部队
不能遣散。”他是个久掌军权的人，深知保重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交
出军队时，谋取隐保军队之策，希望时机到来，再把军队拉出来，树旗立寨。
陈炯明派亲信马育航、钟景棠等人去广州，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谈判，
以“军中多属粤省退伍军官，略事改编，即成劲旅，较重新征募训练，事半
功倍”为理由，要求把讨逆共和军全部改编为正式陆军。朱是北洋派官僚，
与桂系军阀素无交往，和南方国民党人却有些交情。而且他初到广东，毫无
基础，需要拉拢地方势力，收编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陈炯明的要求正好
迎合了他的需要。
朱庆澜将讨逆共和军汰弱留强，编为省警卫军20 营，归朱庆澜管辖，
分兵驻守东江各属。这样，陈炯明部队就借“警卫军”这一合法外衣保存下
来，这支部队基本上仍在陈炯明的老部下洪兆麟、罗绍雄、熊略等人的控制
下。到后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时，这支部队成为援闽粤军的
基本力量。
在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
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活动。孙中
山指示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部发出通告，宣布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
亦应停止。
孙中山认为执法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
“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孙中山为了向国人表示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宣
布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这和当时进步党人、国民党稳健派标榜的“不党主义”
相仿。
孙中山为了表示与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
并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他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
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他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
茶话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
国会议员北上后，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
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的这一救国方案，仍是以美
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
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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