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采取了现金逃避的手段。武汉政府被迫颁布了“现金集中”命令，禁止现
洋、现银出口，试图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武汉地
区金融阻滞，汇兑不通。商业纷纷停闭，物价疯狂上涨，日用品缺乏，失业
工人人数骤增，5 月间，武汉市失业工人达12 万人。与此同时，两湖地区
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农民，已开始自动插标分田，猛烈地冲
击着封建土地制度。
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便离沪去汉，于4 月15 日到达汉
口。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连电催陈独秀去武汉。中共中央常委张
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都已在汉口，陈独秀是最后一个到汉口的。
陈独秀到达武汉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面临的革命形势愈来
愈险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机关在
汉口四民街61 号临街的一幢三层楼洋房内，中央5 位常委都住在那里，陈
独秀的办公室由任作民、任秀兰和黄文容3 人组成。任作民、任秀兰是任弼
时的弟弟和妹妹。
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苏联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
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们苦心焦虑，议论纷纷，
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生争论。
4 月2 日，罗易来到武汉，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
央局举行会谈，讨论革命形势问题。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陈独秀到达汉口后，
由陈独秀主持。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应采取的革命
策略问题，发生了争论。有4 种意见：（1）东征讨蒋；（2）南下重建广州政
府；（3）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2 期北伐；（4）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
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东征讨蒋，而主张北伐，认为东南帝国主
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国主义再
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
北伐可以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联通道。罗易则认为当前主要任务
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
鲍罗廷说：“如果你们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
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鲍氏不惜以掼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加
上国民党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也力主北伐，反对东征，这样，立即
东征的主张被放弃了。
武汉政府于4 月19 日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准备由冯玉
祥指挥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和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
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
争论。
国民党中央于4 月2 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
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
连续举行会议，4 月19 日到5 月6 日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中共中央常委、一些军事将领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
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
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与此同时，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 月27 日在汉口召开，对土地
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上作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土地以
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
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以不
没收等等。
共产党内部已出现了对陈独秀批评的态度，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
告中，不得不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主要是退出国民党，对北伐态度消极
等，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陈独秀对一些有争议的策略上的
错误，谈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对中山舰事件，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
的；上海武装起义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是必要的等等。对无产阶级领导权
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说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
装力量，军队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应把左派和共产
党员派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
陈独秀没有提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的任务，没有夺取部队领导权的近期方
案，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切实步骤。作为总书记，他的理论、
政策水平，已显得不称职。
陈独秀在“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转来
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五大”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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