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日国民会议上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
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
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
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
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
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以唯物史
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以为营
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
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一党当
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
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主义为出
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蒋
介石在分析比较这三种主义之后，亮出底牌，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
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并说这样可以消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
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国民会议接受了蒋氏
意见，并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巩固
蒋介石的统治。
蒋介石独裁统治，倒行逆施，促使国民党内部新的分裂。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民众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涨，蒋成了众矢
之的。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
名义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广州国民政府对蒋电作出反
应，表示愿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并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3 项原则：（1）
蒋通电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3）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
织统一政府。
蒋介石即派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底，然后派比较超然的蔡元培和
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
为招牌，提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
陈铭枢向蒋介石建议释放胡汉民。蒋知若不放胡，粤方代表不会北上，
故被迫答应。
次日，陈铭枢去见胡汉民，讲了粤中情况，并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
联名信交给他，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
接着，蒋介石在张静江的陪同下去会见胡汉民。蒋对胡说：“过去的一
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胡汉民于
当天下午去了上海，结束了被蒋介石软禁的幽居生活。同时，蒋介石派陈铭
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胡汉民一起赴沪，候晤汪精卫、
孙科等人。
粤方非常会议推出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覃振、张发奎、唐
生智、陈璧君、陈公博、伍朝枢、黄绍竑、李文范、陈友仁等100 余人的代
表团赴沪，以汪精卫为首席代表。
蒋记南京中常会在粤方代表启程后，为达成“和谈”目的，赶紧作出
决定：“凡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本党同志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
复。”这样，宁、粤正式对话开始前，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
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诸“叛逆”一夜间复变成“党内忠贞同志”。阎锡
山包租了1 架日本的小飞机从大连回到大同，不久重返太原，任太原绥靖公
署主任。冯玉祥来到南京担任训练总监。
汪精卫等到沪后，立即会见胡汉民。汪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
说：“中山先生在日本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
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胡汉民公然用老大哥的口
吻说了几句批评汪精卫的话。然后胡、汪、孙（科）3 人合照了一张相，表
示从此要团结起来。
1931 年10 月27 日，宁粤和谈在上海开始进行，和平会议正式开张，
先后开了7 次会议，于11 月7 日收摊。会议自始起，宁粤双方各不相让，
争执中心为：蒋介石把住大权不放，粤方要和蒋分权。起初，蒋表面上曾作
考虑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应钦等人以“军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发
出通电，向粤方施加压力。后见不起作用，蒋乃不再掩饰，以南京中央新闻
稿方式宣布：“坚持中枢不宜更动，政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蒋的
这一宣布在粤方引起强烈反应。在粤之李宗仁、陈济棠等人以非常会议名义
连拍两电，致在沪代表，要其对宁方所提条件“万勿退让”。而蒋介石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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