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脑门上左右比划着。
1 军团政委聂荣臻恰巧走过来，惊奇地看到博古那种反常的举动，立即
上前劝阻说：“你冷静一些，别开玩笑，这不是闹着玩的，谨防走火！”博古
苦笑着收起手枪。
与博古相比，李德则是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原因推到客观条件上，继续保持那种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的作风，坚
持硬打硬拚的战略，要求红军按照原计划西征，不自觉地投向蒋介石设置的
网袋。
周恩来既不像博古那样沮丧，又不像李德那样鲁莽，他小心翼翼地坚
守在岗位上，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倾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考虑着
改变原来计划，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行军路线。
红军出发长征前，毛泽东来到瑞金，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讲了战
局，并把主力红军准备西征的计划告诉他。毛泽东回到住所，心情郁闷不乐。
红军出发时，毛泽东被编在中央纵队里。博古、李德清楚知道，如果
再不让毛泽东这位有极高威望的红军创始人出来，他们就有带不出红军部队
的可能。让毛泽东出来，他们又不愿把他和其他领导人编在一个队里，于是
就把毛泽东和他的十几位警卫员以及马夫、挑夫、担架员等，编成一队。毛
泽东的爱人贺子珍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被编在卫生部休养连里。
毛泽东每次到了宿营他，立即让警卫员用门板搭起办公桌。他在马灯
下打开地图工作。毛泽东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同党、同革命事业分开。
这一辈革命家大都有这样的品格。
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发现贵州省的敌人防御力量单薄，他又找军委
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核实了这种情况，于是便向中央提出了放弃与红2、6
军团会合，转向贵州，摆脱敌人的战略计划。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
于是，毛泽东便找政治局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谈心。王稼祥
在红军长征后，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由8 万多人减少到3 万多人，他开始考
虑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毛泽东觉察到王稼祥思想的变化，主动做他的工作。
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负重伤，躺在担架上行军。毛泽东向他
详细地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毛泽东接着向王稼祥说明了自己对改变红
军被动局面的计划。王稼祥不仅赞成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认为有必要改变中
央的领导状况，产生了由毛泽东出山担任军队最高领导职务的思想。王、毛
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他们两人
统一思想后，决定去作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
席张闻天的工作，争取张闻天的支持。
王稼祥先找张闻天交换了意见，接着，毛泽东去找张闻天。
张闻天原来极力为王明“左”倾路线张目。但在1934 年4 月的广昌战
役红军惨遭失败后，他批评了博古，和博古大吵一通，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
步加深。而张闻天因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逐渐转
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两人的意见日趋一致。
毛泽东主动要求在宿营时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便于彼此谈心，
交换意见。
在通道县的县溪镇南的一个住宅里，毛泽东向张闻天分析了军事形势，
指出博古、李德有时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左”倾错误，批评他们在第五次
反“围剿”中没有采纳他的正确意见。
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同意改变红军长征路线，并表示立即去
找博古，提出立即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部队转向贵州的问题。
张闻天的转变举足轻重，因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和周恩来，
曾是博古最亲密的伙伴。
毛泽东再一次找到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周恩来在进军通道县的途中，已间接听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酝酿改变
红军行军路线的问题，要求在通道县开会研究。他同时听到红军将领朱德、
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的不少意见，于是便和博古商定，在通道县召开一
次紧急会议（即“飞行会议”）。
12 月12 日，周恩来在通道县的“恭城书院”主持召开了飞行会议。会
上，毛泽东用大量的材料分析了敌情，说明部队去与2、6 军团会合，必将
折楫沉舟，唯一的生路是转向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坚决反对，他用
粗暴的态度和毛泽东、周恩来争吵，甚至借口“有病”而退出会场。博古开
始坚持红军去湘西的路线，但他因军事失利，灰心丧气，最后只得同意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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