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选派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
进驻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
者之一，自靖国军起，一直是杨的高级参议，与杨私交甚厚。
毛泽东又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委以他十
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作为掩护。
张学良、杨虎城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和共产党的关系。但由于蒋
介石在西安派有特务秘密监视张、杨，蒋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任
“西北剿总”参谋长，蒋又派他的最得意的开门大弟子、黄埔军校第1 期学
生、黄埔系的“十三太保”之第一太保曾扩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国
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直接向蒋介石密报情报，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也
有蒋氏特务。张、杨两人虽然都分别同红军签订了协定，但彼此都隐瞒着，
他们相互之间都还存有戒心，深怕张扬出去获个“通匪”罪名，尽管这样，
彼此间已分明看出，张学良便派东北老乡高崇民到十七路军做联络工作。高
在东北军中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张学良非常尊敬他，他来往张、杨两
将军之间，杨虎城对他也很赏识。张、杨之间开始疏通关系。
一天，张学良对王以哲说：“我觉得杨虎城不会出卖朋友，干脆和他把
话挑明，反正这一步迟早都得走。”王以哲以赞成的口气回答说：“从某些迹
象看，杨主任（杨兼任西安绥署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联系上了，这层窗
户纸，以敝人之见早该挑破，多个伙伴也多条路嘛。”“好，就这样决定，请
杨虎城到洛川去谈吧，西安城内蒋介石的耳目太多。”张学良请高崇民同杨
虎城一起去洛川。
张学良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机关的注意，特意在“西北
剿总”会议上宣布，成立“洛川前方指挥所”，便于他以“督剿”为名去洛
川活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洛川都谈了心里话，他们决定：同共产党携起手来，
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对于蒋介石，采用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逼蒋抗日。
至此，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红军已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中
共中央派遣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
虎城整训部队，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遣彭雪枫、朱理治等40 多
名干部进入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周恩来先后给蒋介石、陈果夫和陈立夫写信，规劝他们改变“清党剿
共”政策。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
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
日本大盗攫去我半壁河山，今日登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
矣? .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
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毛泽东
先后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冯玉祥、傅作义、宋元哲、李济
深、李宗仁、白崇禧、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各方人士，说明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抗日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设
立办事处，命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
1936 年12 月1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暨红军主要将领彭德怀、贺
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致书蒋介石，晓以利害得失，促其走上合作
抗日的道路，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
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
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
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便踌躇满
志，他说：“红军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去吧！”蒋介石将其嫡
系与精锐部队260 个团，约计30 万余人，调往平汉线汉口到郑州段和陇海
线郑州到灵宝线上。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剿共”不力，
既行入陕，围歼红军。
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
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宋庆龄针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和何香凝、胡愈之等领导和发起了名震
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 万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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