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的。云南是后方的一个大省，又是重庆通往国外的主要门户，滇缅公路
是当时国外物资供应的交通线，昆明机场成为飞航重庆、香港和印度间最忙
碌的中国机场。云南的向背，关系到整个抗战全局，也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
团的统治地位。蒋认为，非得要做好龙云的争取工作不可。
李根源根据蒋的请求，首先跑到云南。李是国民党元老，是云南军政
界老前辈，在云南颇有威信。李又是龙云的老师，龙云对他十分敬重。李劝
龙云道：“若你发出通电，中央的飞机就轰炸你，你首先被解决无疑。”龙云
问：“依老前辈的意思，应如何办呢？”李根源道：“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
你没有行动，中央也不会追究，你就无事了。”唐生智也奉蒋介石之命来到
昆明。唐曾是汪精卫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把自己在1927 年和1929 年跟
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龙云，要龙云警惕，他说：“汪为
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并告诫龙云：“民
族大义，千古是非，在抗战其间，忠奸不两立。”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劝
告，使龙云面对现实，最终未按汪精卫集团的愿望而行，而广东的张发奎以
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使汪精卫一伙的如
意算盘未能得逞。
日本首相近卫得知汗精卫一伙逃到越南河内，遂于12 月22 日晚，在
他的办公室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他宣称：“日
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
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便是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声明。“善邻友好”，
就是要中国停止抗日的行动，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完全正常的外
交关系”；“共同防共”就是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有
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并以“内蒙地方为防共特殊区域”；“经济
合作”，不仅要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而且特别在华北和
内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汪精卫集团收到近卫声明全文后，由汪精卫起草声明响应。周佛海、
陈公博、陶希圣等携汪之声明由河内飞往香港，要在香港公开发表汪之声明。
根据临行前汪精卫的嘱咐，他们3 人一下飞机，由陈公博出面，将电
文交给当时在香港闲居的顾孟余，希望能得到顾的支持。不料，当顾看完以
后，表示坚决反对，道：“这电文万万不能发，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
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汪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失误，一切
由我负责。”顾孟余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
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38 年3 月又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但始
终并未莅任视事，而是飘然远行，蛰居香港。因此其职务只得由周佛海代理。
他对汪精卫出逃前暗中通敌的详细情况，一无所闻。他同汪精卫有很深的历
史关系，他和陈公博长期以来为汪的左右手。这次顾孟余能明民族大义，极
力反对汪发投敌声明，并随后即离开香港回重庆，比之陈公博虽不同意汪与
日谋和，却仍随汪离开抗日阵营，后来终于落水当了大汉奸，实相迥异。
陈公博听了顾孟余的话，就去找周佛海商量。
周佛海自河内到香港后，就住在九龙塘约道5 号一幢清水砖瓦砌成的
独立式小洋房里。
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手拿汽枪，一个身备匕首，
日夜守卫在门口。
陈公博到了周家，将顾孟余的话转告给周佛海，周害怕自己的主张告
吹，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
人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
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
呢？”陈公博夹在周佛海和顾孟余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但他毕竟是个老政
客，将电报交给林柏生，让林去处理。
林柏生在1924 年就担任过汪精卫的秘书，成了汪的亲信。抗战爆发后，
林柏生奉命带了《中华日报》主要成员来香港，出版《南华日报》，并兼任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创办“艺文研究会”国际编译社。当陈公博将顾
孟余的意见告诉林柏生时，林就干脆地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
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 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
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汪精卫的声明称为《艳电》，是因29 日的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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