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由无为
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
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
时局的12 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 月17 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 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又说：“如能实行以上12 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
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
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
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说的让步是有限度的，
我们让步的阶段已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
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
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
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
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
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
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检查总结，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
定》，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
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
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 .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
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 .
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
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
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皖南事变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思，实践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客观
条件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内存在
的“左”右倾错误，影响了革命的发展。项英、袁国平领导的新四军，部队
力量的发展比八路军慢得多，八路军发展了5 倍，新四军才发展1 倍，项英
不听从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变中，投入蒋介石的罗网。在党内，王明的
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彻底清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指挥，通过王
明等人还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 年3 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 年11 月写的
《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主
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在毒害一些人。抗战以来，党吸收了70 万新
党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热情和愿意接受教
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
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常常成为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的
条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考虑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
动。
1941 年5 月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
演讲，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
史问题。
毛泽东在9 月10 日的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
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党内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土地
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主观
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
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
主义。
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党的中央所犯的“左”
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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