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雷震、毒虫猛兽都没能加害于他，便证明他的“玄德”能够上闻于天，受命而获得帝位。
《尚书》无非是“稽古”，用理性化的史家观念改造了上古的传说，而人类学家用神话的眼
光看，这一段掌故正体现了上古时期初民社会选拔首领的机制。《路史·发挥五》：“尧之试
舜，亦可谓多术哉！……而舜方此泰然不迷，岂惟度越寻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实相也。历践
至此，天下无匡者矣。”总之舜通过了“考验”，证明了自己的神异能力以及受到神的眷爱，
于是他理所当然成了帝舜，三皇五帝之一。他对古代中国的文化整合显然具有无可争辩的意
义。
玛雅世界的亭纳克·塞尔也一样，他经过验证的“神使”身分，使他成为玛雅政治史上
不可多见的显赫人物。他把玛雅潘变成了尤卡坦半岛上最强大的城邦国家，而且他的帝国化
努力也有了初步成果。１１９４年，亨纳克·塞尔的玛雅潘武装攻占了奇岑伊扎城，血腥地
镇压了当地居民的反抗。接着，他又征服了另一重要城市乌斯马尔。玛雅奴隶制政治实体的
雏形已经呼之欲出，甚至今天我们把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称为玛雅地区，把共有同一类型
文明的这些人民称为玛雅人，都应归之“神使”亨纳克·塞尔给玛雅潘这个城市带来的力量
和突出地位。
这位圣井中来的“神使”由于自己并非贵族出身，所以给玛雅潘添加了世俗的色彩。除
了建造高大的祭祀坛庙之外，他还全力修建世浴权力人物的豪华宫殿，内中包括复杂的立柱
厅房，有众多舒适的房间，装饰华美，设施齐全，以“宫殿”命名。这种世俗性的大型建筑
在玛雅地区其他众多遗址中是难以见到的。玛雅潘的统治大权落到了非宗教祭司的世俗军事
新贵手中，这使玛雅社会的组织体系、社会性质发生了微妙的质变。
或许可以作这样的猜想，玛雅潘的政治领袖亨纳克·塞尔其实并没有那一段神奇的经历，
所谓从奇岑伊扎“圣井”中死里逃生的故事，乃是他编造出来的神话，用以证明他统治的合
法性。这是不难想见的惯用伎俩，古今中外的事例不胜枚举。玛雅人的宗教神秘文化需要这
样的“神话”，他们的人民甚至会自觉自愿或下意识地为他们的军事政治强人编织一段“神
使”的传说。文化所要起的作用不就是这种编织和转换吗？
望着玛雅潘遗址宏伟厚实的城墙（玛雅地区其他城市并没有这种严格的城市边界）以及
６个带城楼的城门，还有城墙内大大小小近４０００个建筑的遗存，人们不禁要问：它们的
缔造者亨纳克·塞尔，究竟是因为来自“圣井”才有资格和力量开创出这个大局面呢，还是
由于开创了玛雅历史空前的规模才被这种文化视为“神使”呢？
耻感文化·罪感文化
有一种较为时髦的理论，称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也就是说，
在西方基督教传统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
迟早会给人的善恶打分，也就是审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进天堂或下地狱在于自己如何
为人行事。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即有“原罪”，人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行走人生旅途的。这种
观念使得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直接体验自己的良心感受，道德的约束是内在的，所以，才有
向上帝“忏悔”不为人知的隐秘罪错的宗教行为。
耻感文化则强调外在的约束力。罪错暴露，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社会才会把耻
辱降落到这个人头上。假如罪错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有社会群体的压力。耻感文化中的
个人，其所做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人人排斥为自己的
羞耻。
这种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也失之简单化。许多民族的实际情况都是兼具两种倾向，只
是稍有侧重而已。对个人来说，罪恶感和羞耻感常常是并发症，难分彼此。当他要想做某件
事，或已经做了某件事，而这件事又与社会公奉的道德标准抵触时，他就会体验这并发的罪
感和耻感。这在玛雅人身上表现得相当充分，其事例也是出奇的饶有兴昧。
尤卡坦半岛上昆塔那罗地区（Ｑｕｉｎｔａｎａ
Ｒｏｏ）有些半独立
的土著玛雅人部落，他们对内在约束与外部压力的感觉相当说明问题，大有古风遗韵，
颇得玛雅祖先的真传。
也许古玛雅人真的没有十分严酷的世俗法律，他们是用罪感（对于神）和耻感（来自社
会）来控制人的行为，就像这些部落所做的那样。他们唯一的惩罚叫“阿卓台”（Ａｚｏｔ
ｅ），也就是抽打脚底。这种刑罚实施起来很讲人道，即便是最重的判词，也只不过说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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