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今天约束部队，并没什么特殊的原因。事实上，徐州日军向汉口方向转进，是发起徐州会战之前就有的腹案。只是徐州一战，政治目的未能实现，还徒使战线扩大了上千里，眼下军力已明显不足，内阁又刚刚改组，所以他想再慎重地考虑考虑自己的选择。
6月10日，皇宫东一厅，大本营御前会议正紧张地进行着。迸射着火星的气息从一开始就紧紧地笼罩着会场。赴会的文武大臣都清楚，今天的会议将决定今后在中国的命运。转攻武汉，如能彻底打垮中国现政权，日本就将成为中国的主人。百万日军也能从中国战场解脱出来。但这一仗如果仍不能打垮中国，瓦解国共联合阵线，就是占领了武汉，日本也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中国陷入漫漫无期的长久消耗战中，那么到头来失败的还将是日本。
这抉择太难了。一种“望尽天涯路”的困惑、苦痛感充斥在每个人心头。如单说军事上夺取武汉，那问题就简单了，别说军部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就是对战争一窍不通的内阁文人，也自认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但要使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大国完全屈服，谁也没有这个把握。
姗姗来迟的暑气已降临日本列岛。火辣辣的日头也没放过裕仁这位“天照大神”的后人，皇宫内同样暑气逼人。这可苦了军部这些一身戎装、腰板笔挺的将军们。细密的汗珠从板垣宽大的额头上滑落下来，痒痒的。他却没有去动，看来老迈的参谋总长闲院宫也不舒服，花白的眉头紧皱着。
会场静静的，沉闷得有些令人紧张。板垣那双溜圆的大眼喷着火，紧盯着桌对面的外相宇垣。本来，他是带着一颗激动而轻松的心步入皇宫的。
徐州会战后，日军前线官兵急于洗雪台儿庄大败之辱，疯狂鼓吹要在武汉与中国军队决一死战。他们一面频频电催东京，一面加紧对部队的整补。更有一些性急的部队，不顾东京命令，以追歼中国军队为名，擅自越过控制线。这部被裕仁放在海外的战争机器，疯狂得像脱了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刚刚离开中国战场的板垣，对这一点当然感触极深。他自然不想、也不会背叛昔日那些上司、同僚的意愿。
但令他惊奇的是，到东京仅仅几天他就发现前线部队对东京的影响比他想象的要强得多。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很快使参谋本部、海军省、甚至内阁的部分大臣站在了他的一边。虽然外相和一些文官也在四处活动，试图阻止战火燃向武汉。但在这场较量中，“主战派”轻松地占了上风。东京城内外，“主战派”显然已左右了局势。人们的目光，此刻早已越过茫茫大海，瞄向中国的武汉、广州。
正是带着十足的自信走入会场的板垣，不相信天皇会违背众多要员的意见。
但他忘记了外相的能言善辩。开始发言后，宇垣紧紧抓住军部无结束中国战争的根据这一要害，竟使本来应该是一边倒的会议陷入了僵势。
众人的目光渐渐地转向天皇。以往每每遇到此景，都得天皇最后圣裁。裕仁看来像是急于摆脱暑热的困扰，摆摆手，下令休会。
当晚，会议再次进行时，情势出现了变化。参谋总长闲院宫，向军令部长报以会心的一瞥后，缓缓地开了口：“陛下，当今内外形势，促成帝国非转攻武汉而无路可走。我们对蒋政权一等再等，但蒋君不思悔过，不顾生灵涂炭，仍叫嚣抗日不已。政治解决，目前看来前景黯淡。而对此行将崩溃的独裁政府，消灭其战力，尤如釜底抽薪，战争则有望结束。请陛下圣断。”
宇垣见状正待开口，参谋次长多田站起身开了口：“陛下，几天来各方面情报显示，蒋介石在汉口仍叫嚣抗日。更甚者，他们与共产党勾结在一起，煽动民族情绪，掀起了一场‘保卫大武汉’的运动。此人既在帝国留过学，却不能理解帝国真意，实在可恶。除军事打击外再无良策，从政略上看，夺取汉口，蒋政权只能遁入西南。失去中原的蒋政权，无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充其量只能是一地方政权，如果结束汉口之战后再征服广州，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将使他完全失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我想被紧卡住脖子的蒋介石除最后屈服外，不会再有什么选择。”
说着，他抬眼着望了望凝神静思的天皇，略一沉思，又补充道：“再说，中国空军是支优秀的飞行队，他们曾给帝国带来过不小的麻烦。为确保本土，消灭中国空军在华中的飞行基地，也有转攻汉口的必要。”
多田说的麻烦，是指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的壮举。5月19日，日军占领了广州。但就在这一天夜里，中国空军徐焕升大队长率两架美制“马丁”战机，使日本本土受到了百多年来第一次外部世界的侵袭。虽然落在东京、长崎等大中城市的“炸弹”并未爆响，但这些花花绿缘的传单却显示出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文明与野蛮的对比。它震惊了日本朝野，在日本社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比较之下，世界舆论对这种文明之举大加称道。这使本来就深感丢脸的天皇裕仁更受到刺激，震怒中，他严令军部追查责任，重罚了失职的军官。并发誓要加倍报复中国，尤其中国空军。
多田此刻重提旧事，专点裕仁痛处，显然是为了加大说话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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