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军人们的擅自行动却常使他在外交上陷入窘境，这不但严重影响了外务官员的谈判效果，还大大影响了他作为外交家的声誉。
所以从骨子里，他恨透了那些擅自行动，甚至根本不跟外务省打招呼的军人们。今天的事件又是如此，以致他还不如那些早起的街头市民先知道事变的发生。
怀着这股怒气，他来到了会场。
南次郎坐在台下，望着台上时而激动、时而深沉，抑扬顿挫地发言的外相币原，心里感慨道：这家伙可真会表演。
但越听，南次郎越坐不住了，他感到芒刺在背，一阵阵热汗顺着脊背在向下流。一时间，他感到了人们投向他的目光。心里止不住骂道：关东军是怎么搞的。诸多大事都不报告，想瞒着我。可现在却让外务省这些白脸文官掌握得清清楚楚，真是一群混蛋。
币原这时讲话的口气越发强硬，矛头所指也越加明显。不仅痛斥了关东军狂妄专断、目无内阁的侵权行为，也指责了军部的软弱无力、间接纵容。最后以5点归纳说明结束了发言：“1抚顺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早有关东军‘九·一八’发难之秘密报告；2中国军队并未抵抗；3花谷正出刀威胁领事，不愿停战；4林总领事要求关东军停火无效；5满铁领事木村锐市等4人报告：完全是关东军积极策划了这次事件。这种未经内阁许可的擅自妄动如不惩戒，势必恶化日中关系，降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亦有损皇军威名。”
一语即毕，四座哗然。内阁要员，尤其是保守派对关东军如此胆大妄为深感震惊，进而大加指责、诋毁。更有人指桑骂愧，矛头直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会场一时陷入一片激昂声中。
南次郎和金谷范三眼见气氛急转之下，却有苦难言，处境十分尴尬。看着激愤的众人，南次郎沮丧万分、气数泄尽，实在鼓不起勇气再提驻朝鲜军过境支援的事了。
在军方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内阁很快定下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1事变不得扩大；2禁止拓务省关东厅及满铁公司参 与事变；3由奉总领事馆就近监视关东军行动；4分遣辽阳多门师团、无野旅团及守备队岛本大队长，各将所属队伍集中到奉天附近；5长春旅团担任警戒，以自卫为限度。
然而，就在紧急内阁会议进行的同时，参谋次长二宫、军务局长小矶和教育总监荒木私下进行了会商，一致同意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
下午2时，在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长会上，只有陆相南次郎勉强同意了政府“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的方针，而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未置可否。
回到参谋本部后，金谷范三立即召集了部长会议，各部长均对内阁决议提出异议。
最后，作战课呈上欲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电报，两条内容是：“一、相信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及处理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 二、根据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之态度等情况，阁议决定事件之处理不宜逾越必要之限度。为此，今后军之行动应本此主旨妥善处理。”
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一副全然肯定和赞赏，但单单不提具体“不扩大”的措施。只是闪烁其辞地托出了内阁的决议，以“必要”的限度来决定今后的行动。“必要”，何为必要？一百人可以做出一百个解释，这恐怕在世界上任何本国 的军语里也难以查到。这无疑放了关东军一码。难怪关东军在接到这则电文时大喜过望，深感振奋。它不仅肯定了关东军过去的行动，也为今后不断扩大事态找到了强硬的借口。极端的纵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动，这就是军部对内阁“不扩大”方针的具体贯 彻。
金谷范三阅华，飞舞着笔，愉快地签上了名，对作战课长笑着说道：“你们这些鬼头，直钻到我心里去了。”
60年后的今天，许多研究中日战史的专家，都对日军两个参谋就能擅自发动一场导致日后两国全面战争的事变感到惊讶、不 解。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日军层层分担责任的一种策略，目的是掩饰最高当局挑起战争的罪责。细细琢磨，此话不无道理。
板垣、石莞先斩后奏，替本庄繁开脱了挑起战端之责；而本庄在支持了板垣、石原的行动后，再上奏军部，又替军部分担了责任；而军部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上奏内阁直至天皇，又使人觉得天皇和内阁是无辜的。这样一环环追下去，所有责任便都落在了板垣和石原两人身上。而内阁和军部定下的“不使事态扩大”的方针，尽管对制止那场事变没起到任何作用，却成了战后日本人替内阁、军部开脱战争罪责的主要依据。
其实细想一下，这种观点也很难自圆其说的。
内阁以及军部在制定出“不扩大”的措施。对挑起事变的板垣、石原，甚至本庄繁为什么没有惩处，反而在日后连连提升？为什么事后对既成事实总是加以承认，而不愿恢复原态势？
起码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内阁和军部对事变扩大后的形势是满心欢喜、企盼不已的。
须知，实现满蒙战略是当时绝大多数日本政客、军阀所追求的。无怪乎连有的日本学者都说，“九·一八”事变，日本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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