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2时，敌军再次增兵，强攻南门和东南城角。东南城角虽然屡破屡堵，但随着一阵密集野炮和坦克炮的猛轰，一个巨大的口子被掀开来，日军坦克掩护步兵蜂涌而入，北门东门很快失陷，战火燃向了城里，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死战不退，与敌坦克、步兵殊死拼杀。日军坦克轰鸣着向顽强无畏的中国士兵冲去，殷红的鲜血四处飞溅，冰冷的钢制履带沾着中国士兵的血肉向前滚去，反坦克武器的匮乏和现代技术的落后使满腔民族热血的中国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是东北军，也是中国军队落后的代价，也是一个民族应该得到的血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就要付出比实际高出数倍、数十倍的代价。
战至下午，1营营长安德馨及2连长刘窦晨、3连长关景泉、4连长王宏元、5连长谢镇藩全部战死，1连长赵壁连也身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伤亡难以计数。团长石世安见山海关四门已破，大势已去，不得已率10多人由北门撤出，山海关黯然陷落。
此役，626团安德馨营全部阵亡在山海关长城下，实现了用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誓言。日军破城后，又屠杀了未及撤出的妇女、学生及市民百姓3000多人，这时日军的残酷暴行，就已显示出日军暴唳残忍的端倪。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全国各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加评论，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新北平报》“老百姓谈话栏”连续几日载文评论山海关失陷，文中讥讽道：“中央知道榆关（山海关）失陷吗？……中央政府至今对于整个抗日大计，仍在那里犹豫不决，还是那一套旧文章，电令日内瓦我代表报告国联。华北是华北，中央是中央，仿佛抗日的分工责任分不到中央肩上似的，忍心害理，看华北大地，一块一块像东三省那样丢掉。报告国联，1年零3个月了。去年日本攻击锦州，各国使馆均派员视察，至今效果如何？明知不行，还要绕这个弯子，不是欺骗国民是什么？……”
1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家传的破产，将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党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政府，希望中央“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又在心里细细地盘算起来。四次剿共的失败，使他深感震惊。如此优势的国军屡战而无法得胜，这不能不使他对中共和红军另眼相看，也更使他意识到如果不乘中共红军羽翼未丰之际彻底根除，那么将来他的大业必定亡于中共。但他又不能不为国内的形势所忧虑，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剿灭中共他就将淹没在中国民众的怒涛之中，可眼下两广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会派出，中央军又要“剿共”，从哪儿调兵呢？思来想去，他的眼光只能重又回到两广。
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奉蒋介石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等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所以关键时刻要平定两广、“围剿”中共，蒋介石自然不会忘记这颗颇有些份量的棋子。此前，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曾表示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剿共”之责。蒋闻讯，立刻产生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派黄绍游说两广，出兵剿共，中央军名义上北上抗日。如两广答应，则中央军抛出点儿兵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主力则置于两广军侧后，督其“剿共”，无论两广军与红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介石除去一块心病。如果两败惧伤，则中央军乘虚而入，剿灭红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正好替他分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就像个狡诈的商人，时时都在算计着利害得失。
广州方面也不是吃闲饭的，当闻讯黄绍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险恶用心。黄绍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在几乎云集了两广高级将领和高级党政人员的军事会上，黄绍和徐景唐几乎磨破了嘴皮，可对方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派兵去江西。次日，陈济棠把黄绍请到家中。几句寒喧过后，陈济棠突然直盯盯地看着黄绍，颇意外地说道：“季宽（黄绍字），我们是十几年的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今天你要说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钳着，好抽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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