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携夫人于风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等一行秘密来上海后，住进了海上闻人杜月笙、张啸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号公馆。尽管有杜、张的名头震慑，但张学良没几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门口放了炸弹。在这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上附有警告书信一封，大意说：请张某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
事发后，杜月笙既惊恐又震怒。这位在上海跺跺脚地就乱颤的黑帮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头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马，四出查访终于得悉，是王亚樵“激于义愤，干的好事。”张学良得知此事，不免着急，王亚樵的暗杀“战绩”，大上海尽人皆知。于是张请来杜月笙，挽其出面居间调解。杜月笙对别人不怵，对这位安徽的亡命徒却不敢大意。王亚樵是不会全买他的账的。由于杜月笙此前受蒋介石之命，作为张学良此次上海之行的东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亚樵“讲斤斗”。
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惟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
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其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于是，在宋子文、吴铁城、杜月笙等人的规劝下，张学良下定决心，趁此机会，首先戒毒，然后立即出洋考察、休养，并将此事呈报蒋介石。张学良戒毒之心由来已久。热河之战后期，内外艰难的处境使他无烟几乎无以生活。身心枯槁憔悴，不但严重影响了他引兵征战，而且留给外界一个活脱脱东亚病夫的模样。联想到他的不抵抗政策，国人无不对他厌恶顿增。他毕竟才30岁出头，国难家仇待他去雪，痛苦委屈他要去消。他要戒毒，从头再来。不久，张学良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为其请得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名医米勒替张戒毒。
戒毒生活开始后，痛苦折磨得张学良脱了形。几次烟瘾发作时，张学良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有几次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准备略作退让，延长戒毒期。但张学良狠下了心，他似乎把这几年来的痛苦、屈辱、仇恨都归结在毒瘾之上，发了誓要一次戒成。每次毒瘾将犯时，他便让副官长谭海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铮亮的手枪“啪”地拍在身边桌上，吼道：“难受时谁要是帮忙，到时可别怪我六亲不认，打死谁活该。”
男儿之耻莫过怯懦、屈辱，莫过杀父之仇不能报。张学良身为男儿，又是东北3000万父老的父母官，这沉重的压力终于征服了难以想象的苦痛。再说王亚樵1个月的期限并不长，到时即使王亚樵炸不死他，在中国再闹个满城风雨，张学良也丢不起这个人。
内外压力，终于促使他一次戒毒成功。4月初，张学良病情已稳定下来，枯黄的脸上终于有了红润，这不但令张本人大感振奋，更令张学良身边的人欢呼雀跃。
张学良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及卡尔佛医生，从上海登上了一艘意大利邮轮，远渡重洋，赴欧洲考察。此时，王亚樵限定的1月期限即将结束。
3年多后，当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时，不知王亚樵作何感想。如果3年前上海的一颗炸弹结束了张学良的生命，那中国全国抗日局面又不知要拖到何时，中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别一个写法。
14. 长城，古老的御术难御敌
1933年3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放洋出走西欧。
张学良前脚走，蒋介石后脚就委任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新委员长。刚从江西“剿共”前线大败而归的总指挥何应钦代理了张学良的职务，进驻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华北军事。
此时的华北，随着中国军热河战败，已是边关告急战云压顶。
危急时刻，蒋介石把曾留学日本、在国内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放在多事之秋的华北，完全体现了南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华北不似东北，蒋介石对东北可命令部队不放一枪而后退，东北毕竟易帜归入中央不算太久，对华北他却不敢。华北是中国北方的中心，有着象征着大中华的千年古都北平。放弃华北，无异于放弃半个中国。
何应钦赴华北前，蒋介石指示这位“位极人臣”的国民党军第2号人物：此去华北，应拒日军于长城各口外。军事上迫不得已时，可与日军交涉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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