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１９０７年深秋
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９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
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
走了１０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
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
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
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
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
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
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
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２９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
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
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
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
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
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
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
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
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
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
夫。他急忙赶回。
１０月２２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
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
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
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
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
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
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
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
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
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１１月６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
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
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
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
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
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
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
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
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
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
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
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
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
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
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
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
他脸上也很痛苦。”１２月２０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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