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每个家都安置得很舒适——这样，自己能花的钱也
就所剩无几了。
在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连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无法
接受：冰河宇宙进化论、磁学、以毒攻毒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千里
眼、信仰治疗术，以及巫术等。他创立了在煤上浇水提取煤油，以及从含金
矿石中提炼黄金的试验。
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却不想与他有什么来往。“我
需要这样的警察”，他对夏勃说（希姆莱曾求他为他搞个前往贝格霍夫的请
柬），“但我不喜欢他们。”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上尉舒尔兹，
别把每天的军事讨论情形告诉他的名义上的首领。
与此同时，他又把完成隐藏在他心底的任务——“最终解决”——的
全权交给了希姆莱。在某些方面，这项任务是适合于他的。从一开始，希姆
莱对希特勒就俯首贴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
再者，希姆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影，因为，正是由于他是个勤奋的党的职
业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尽管见了血或殴打便
会呕吐，他却成了一个遥控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一个高效率的职业谋杀者。
他一方面这样做，另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我常常杀鹿”，他私下对
他的医生说，”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过不去。”不久前，他冒着
危及自身的风险，与陆军元帅米尔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兰的１．４万名
熟练的犹太劳工的生命。他也释放了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空军
上校的母亲——她拒绝放弃作为一个“耶和华的证人”的信仰。（*在受希特
勒之害的人中，这些人属最坚强的。狱中有个长期有效的规定：谁要是放弃
他的信仰，谁就可获得自由。但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拒绝这样做。）他这样做
的原因是，米尔契曾以不再与他说话相威胁；他也很想让别人将他看成“好
人”。
假若人们用外交手腕找他请求宽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觉得很难拒
绝。他曾释放过一名逃兵；还原谅过一名曾写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卫军虐待波
兰人的官员。但是，他的荣誉感却不允许他宽恕自己的亲属。他有个外甥，
是党卫军一名军官，被告搞鸡奸。状子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签署命令，将
他送进了惩罚营。在囚禁期间，这个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鸡奸；希姆莱下
令将他处决。党卫军法官罗尔夫·维塞替他求情，请求宽大，遭希姆莱拒绝。
“我不想让别人指责我说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宽恕他。”后来，希特勒亲自出
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决。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１９４３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
高峰。在奥斯维辛，那些被挑选出来处死的人们，竟列队从吹吹打打的管弦
乐队前走过，而这个乐队是由犯人们组成的，由犹太小提琴手阿尔玛·罗塞
指挥。然而，特莱勃林卡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处死前，被囚的犹太人通常都
知道自己即将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恼怒的看守便用鞭子
抽打他们；在狱卒替母亲们剃光头时，婴儿常碍手碍脚，便被抓来抛到墙上
摔死。
犯人若有丝毫反抗，看守们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子将全身一丝不挂的受
害者驱上开往毒气室的卡车。
行刑队员的脑中从未闪现过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念头。“ 我只能说
‘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后来供认说，“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
负什么责任。你知道，在德国，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只有发
号施令的人才能负责。”
行刑队员们也从不问一声这些犹太人是否该死。“你们难道不明白吗，
我们这些党卫军士兵是不能思考这些事情的；我们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受
的是服从命令的训练，根本不动脑筋；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不执行命令。反正，
我要不干别人也会干。”另外，参加灭绝行动的所有人都受过严酷的训练。“如
果有令，他会开枪射杀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于一切的。
”（*斯坦利·米尔格莱姆在美国做过多次试验，证明盲从并非只限德国
人才有。在试验中，米尔格莱姆发现，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试验者拒绝做
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从权威的声音。１９６０年做的这些试
验的结果在越南战场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水门事件中，得到了证实。上述
情形，在米尔格莱姆的《对权力之服从》一书中已有所阐述。）有些行刑队
员还很欣赏自己的工作，但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着遭上司惩罚的危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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