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多数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开始感
觉到对基层干部整得过火了，整的面太大，问题看得过重。另一个是彭真同
志讲话对我们的影响。当时，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干部会议上有个关于“四清”
问题的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了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和
抓紧生产斗争的问题。彭真同志讲“破坏生产运动就是破坏我们的整个事业，
那非追究不可。……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同时抓紧生产，千万不
可放松生产。”东北地区放了彭真同志讲话录音后产生了好的影响。（这件
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作为对抗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进行
了批判）因此《二十三条》传达后，各地开始纠正了前段运动中存在的一些
“左”的做法。很短时间即解放了大多数干部。工作队和基层干部、群众思
想上都觉得很满意。 1965年2月我在金县工作团队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
确要求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要把解放干部大多数作为一条
方针。对犯错误干部的问题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结论要实事求是”。在
政策上对经济退赔要求既不能马马虎虎，又要合情合理；关于划阶级问题，
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过去的规定办。5月，东北局根据三省省委和重点县社
教工作团对农村社教运动中关于经济退赔、清理阶级成份、地主富农浮财和
房屋处理、不反社员群众、团结中农、组织处理等八个问题的意见搞了个规
定发到各地。我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抓对青少年教育的问题；
强调在四清新铺开的公社“一进村就要搞三结合”，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
五。这都反映了《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在金县三十里堡蹲点八、九个月，当时化名叫张坦。我们确实坚持了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三十里堡公社的供销社，吃饭同职工一样排
队买饭。我除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会听情况，还经常参加一些大田
和果树的劳动。当时参加劳动不是摆样子，而是真干，一干就是半天，与群
众混得很熟。群众同我们讲话也很随便，什么话都讲。有些群众还当面问我
“你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有的群众看到经常有人到我的住地汇报情况，
便猜测说“肯定是个大干部”。 1965年春我们栽种的树木，现在已经成材。
在金县“四清”期间，我们还特别强调作好地富子女的工作。富农女儿
孙云杰入党很说明这个问题。孙云杰是金县亮甲店公社葛麻大队一个富农的
女儿。她是大连机车厂子弟小学的教师，1962年她响应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
产。她思想进步，劳动积极，表现很好，要求入党。大队党支部和工作队想
发展她入党，又有些拿不准。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金县工作团团长王良同
志征询我的意见。我考虑到这样做符合当时中央关于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
重在政治表现，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给出路等指示精神，当即表示
同意。不久孙云杰被批准入党。“四清”结束后，她被调到县里任团县委副
书记。这件事当时国内有的报纸作了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后来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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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亚、越南等国有的青年也来信询问。现在看来，这件事做得还是对的。
这一时期的城乡四清，按中央打歼灭战的方针，中央机关派出34位负责
同志和2800多名工作人员到东北地区参加城乡“四清”蹲点（其中95％在
城市蹲点）。我记得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交通部孙大光和
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
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油部康世恩和徐今强在大庆油田。从当时中央
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参加四清蹲点，也可以看出中央对搞好四清的决心是多么
大！
金县“四清”结束前，1964年6月4日，我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
两个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因这天正是农历端阳节，东北局办公厅的
同志把座谈记录整理为《端阳话四清》。这次座谈的话题，是从新领导班子
怎样巩固和发展四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谈起的。我鼓励他们脑子
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今后要坚持“三同”；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
要让群众称“官衔”，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我还要求他们要有朝
气，有闯劲，不要做“量不了米，也丢不了口袋”的领导。后来这篇《端阳
话四清》还转发到全区各社教工作团队。
金县“四清”结束后，在金县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上，发现了一个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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