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我和杨勇同志一起在军区工
作。我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在抗击日寇的战火中同生死、共患难，度过
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1949年，我们又一起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
下，挺进大西南。杨勇同志率二野五兵团西取贵州，陈赓同志和我率二野四
兵团南下云南。全国解放后，我们先后奉调北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
但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情谊，经常互相看望，促膝谈心。
杨勇同志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
高的思想品德。他坚定、坦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团结
同志的领导艺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杨勇同志胸怀开阔，性格爽朗，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是一位坚
强的乐观主义者。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也不论是在顺利的环境里还是在艰难
的逆境中，他总是乐呵呵的。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时时鼓舞着周围的
同志，给人以无形的力量。直到癌症晚期，身体极其衰弱的时候，他仍然保
持着这种革命的气质。去年11月，我到医院探望他。在谈话中，他同往常一
样乐呵呵地对我说：“医生讲，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
月，我还有一个月。”说话的神情完全不像一位垂危的病人。他谈完病情之
后，就同我谈起工作问题，讲了他对工作的一些意见，他念念不忘的是党的
事业，特别是军队建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勇同志表现得如此但然自若，
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真不愧是一个铁骨挣挣的硬汉子，一个坚定的、
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一走出病房，泪水便夺眶而出。
杨勇同志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领导人，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
迁就，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同时，他又很尊重
同志，能够虚心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待人宽厚，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
作，哪怕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反对过他的同志，他都能合作共事。
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杨勇同志的工作时有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新的岗位，他都能够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说
过杨勇同志和其他同志有过不团结的现象。既能坚持党的原则，又能广泛团
结同志，这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和领导才能。杨勇同志在这
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杨勇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英
勇奋斗，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爱戴和崇
敬。正当党需要杨勇同志担任更加重要的领导职务时，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
们。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他那坦荡乐观的音容笑貌，已经深深
铭刻在我的心中，他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悼任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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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我和任重同志都在冀南地区坚持平原抗日游
击战争。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经常同住一问屋，有时还同睡一铺炕，是亲
密无间的战友。3月16日，在外地惊悉任重突然离我们而去，悲痛之极。1938
年，中央派任重从延安到冀南，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任重
抗日热情十分高涨，朝气蓬勃，长于宣传鼓动，又能写文章，在他的主持下，
团结和依靠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抗日群众，冀南地区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搞得很有起色。不久，先后调任冀甫五地委和四地委的书记，兼任冀南军区
五分区和四分区的政治委员。之后，又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冀甫行署副主任。
在斗争最残酷的时期，为了保存力量，调出了大批干部，冀南的领导班子只
留下区党委常委任重、朱光和我，以及军区参谋长王蕴瑞四人，对党、政、
军、群实行一元化领导。任重在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打击敌人，粉碎日寇扫
荡，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以及生产自救、战胜灾荒等
斗争中都作出重要的贡献，在冀南的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任重已
是一位优秀的年轻领导干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
人之一。
（一）
冀南是一片辖30多个县的大平原。我们过去只有在山
地打游击的经验，在平原地区能不能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
怎样才能立足生根，大家都心里没有底。一二九师的领导同
志及时地提出了创造“人山”的战略思想，指出把广大的人
民群众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造成游击队的“人山”，不管什
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冀南区党委和冀南军区对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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