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今后事情就好办了。
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受害干部会，这个会我参加了。会上宣布了不少
同志受冤枉，造成错案，全部予以平反纠正。参加会议的不少受害同志发了
言，有些同志很激动，甚至个别人痛哭流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志丹
同志表现不一般。他最后发言，非常冷静，十分诚恳地说，中央救了陕北，
救了根据地，救了我们的同志，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处理得
好。他指出，不要认为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也有错误。当然，
我们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有没有右倾错误或其他错误，我们要冷静地回头
想一想。并一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
伟大事业而奋斗。我听了志丹同志的讲话，很受感动。志丹同志不愧为一位
胸怀大局、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
志丹同志平反后就和我在一起工作，他曾亲自向我讲述过他被捕的那段
经历。
1935年10月初，后方保卫局通知刘志丹同志从前线回瓦窑堡。他在返
回途中，经过安塞县时，恰巧碰到后方保卫局的通信员往前方司令部送信。
刘志丹同志当时担任十五军团副军团长，他威信高，通信员就把这封给十五
军团团部的急件交给了他。志丹同志拆开一看，原来是要逮捕他的密令。当
时，他未露声色，让通信员把信送到前方军团部，自己毅然策马奔赴瓦窑堡。
他很坦然，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准备直接向当时中央派驻西北的代表团申明
正义。同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即可能被关押或甚至被杀头。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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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最后一定会水落石出，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因此，他毫无私心和畏惧，
过家门而不入，径直到保卫局去，结果被抓了起来。志丹同志在讲述这件不
愉快的事情时，平静、深沉。他认为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当时党组织犯的
错误，应当吸取教训，丝毫没有个人的埋怨情绪。他一再向我表示：当时王
明领导的中央派来的同志不了解情况，我对他本人没有什么意见。志丹同志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没有耿耿于怀，这说明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党性很强。
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党中央纠正了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
同志指挥下，聂荣臻等领导的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十五军团，于
1935年11月下旬在直罗镇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漂亮，俘敌五千三百多人，
缴枪三千五百余支。为党中央转移到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由于党中央在政治上采取了纠正错误肃反等一系列措施，在军事上取得
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陕北红军组成红28军，
反“围剿”临时组建北路军
1935年底，在瓦窑堡，中央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
丹同志为军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唐延杰同志，政治部主任是伍晋南
同志。下辖三个团，共一千二百多人。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一团，团长黄
光明，政治委员王再兴；米脂西游击师编为二团，团长于占彪，政治委员柴
成俊；清涧红四团编为三团，团长杨琪，政治委员陈仿仁。
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们几个由红一方面军派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谈
话，嘱咐我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刘志丹同志，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
加强团结。志丹同志党性强，顾全大局，十分注意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
他对中央派去的干部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陕北红军尊重外来干部。他在许
多会议上讲，中央派来的干部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地方红军应当
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我个人比志丹同志年小六岁，对他很敬佩，凡是大
事我们都一道商量着办，我们彼此推心置腹，没有丝毫芥蒂。由中央派来的
其他几位同志，也都和陕北红军的同志相处得非常融洽。
红二十八军成立不久，中央临时组建北路军，任命志丹为总指挥，我为
政治委员。北路军除二十八军外，还有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
兵团。任务是向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
动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牵制北线敌人，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
量，扩大红军影响。北路军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但屡获战果，打击了敌人的
气焰。
北路军是临时组成的，完成任务后，部队归还原建制，准备接受新的任
务。刘志丹同志和我仍担任二十八军的职务。
配合红军主力东征，
打通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三省和热河之后，又策动华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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