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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炸药装进棺材，放在城下坑道内。攻城一开始，先点着炸药，西门城
墙炸开了一道口子。当部队向城里发起冲锋时，遭到敌人的阻击，我方伤亡
较大，安边城没有攻克。
定边和盐池打开后，我二十八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
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
红军西征后，党中央所在地由瓦窑堡转移到了保安县城 （以后改为志丹
县）。当时，保安城小，相比之下定边算是陕北比较大的县城了。于是，中
央党校搬到了定边。董必武、李维汉、成仿吾、蔡畅、高岗等同志都到了定
边。他们一面办党校，一面做少数民族工作。一些同志曾两次同少数民族的
上层人士拜把子、交朋友。记得有一次我们同蒙古族一位活佛拜把子，蔡畅
同志年长，排行第一，我最年幼，排在最后。
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向这一地区的人
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组织领
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部队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建立
区乡两级革命政权，之后成立县级革命政权。还成立了不少群众团体，如抗
日救援会、青年救国联合会、抗日少年先锋队等，并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
地方武装。盐池的地方武装发展很快，北区成立了一个赤卫连，城区成立了
一个赤卫排，北区的少先队还成立了两个赤卫小队。他们到处设岗，担任警
戒，捉拿汉奸和敌探，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根据中央争取全民族都投入伟
大抗日斗争的政策，我们对开明地主采取团结的方针，不没收他们的财产，
对其中能够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我们还赠送“团结御侮”的锦帐予以嘉
奖。
定边、盐池一带回族较多。我们在工作中注意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搞好
民族团结。对回族群众，我军实行“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三大禁条
是：禁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讲究清
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
违犯者以军纪处罚。红军很快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民族团结搞得不错。回
族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和
回民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和武装相继建立起来。回、蒙、汉三个民族的代表还
在定边举行了盛会，互表民族团结、驱逐日军、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心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凌晨，张学良将军电告我党中央，
要求红军协助东北军和杨虎成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共同防御胡宗南部队的进
攻。这时，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二十多个师
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近，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派去进攻陕甘宁
苏区红军的嫡系胡宗南部，也朝西安方向开去。中共中央应张学良和杨虎成
将军的邀请，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赴西安参
加谈判。并同时命令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
安附近，协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迎战所谓“讨逆”。这时，国民党胡宗南
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第三军曾万钟的一部分，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
被我击退。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下令我驻甘肃环县东北黑城岔一带的三
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和驻宁夏东部大水坑地区的二十八
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由罗炳辉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根据中央命令，
我们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对张学良、杨虎成两部进攻。我们到甘肃平
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县。在此期间，我们向当地群众宣传我党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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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敌后援会等。不久，蒋
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
任务即告完成。
援西军进驻镇原
散失西路军纷纷归队
1936年10月中旬，我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
会师。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按照
中央决定，由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领导的四军，军长肖克、政治委
员郭述申领导的三十一军，以及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同
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刘晓同志任政治部
主任，先在陕西镇原一带集中，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刘伯承同志住
在镇原集忠恕街慕氏家庙内。
镇原位于黄河中游，泾水之北的黄土高原，为华夏古土，有数千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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