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寇的爱国行动，表达红军力主抗战、请缨杀敌的决心，
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5
日，我党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
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
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开赴抗日前线。8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
陕西省三原县地区，待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在援西军，当时，驻在甘肃省东部的镇原县。
卢沟桥事变后，援西军接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令我们开赴陕西
省三原地区集中。于是，我们在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率领下，8月
上旬从镇原县出发，途经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
达三原西石桥镇。
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
日颁布命令：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参谋长
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辖3个师：一
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是以原红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
主编成的。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二○师是以原
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为主编成的，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
任关向应；一二九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编成的，师长刘伯承，
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改为政治委员。
1938年1月由邓小平同志接任），参谋长倪志亮，我当时任政训处副主任，
还有李达任参谋处长，周玉成任供给处长，钱信忠任卫生处长。
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三八五旅是由红四军改编的，辖
七六九团、七七○团。王宏坤任旅长，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
主任苏精诚。陈锡联任七六九团团长，副团长汪乃贵，政训处主任丁先国；
张才千任七七○团团长，副团长胡奇才，政训处主任肖元礼。三八六旅由红
三十一军改编的，辖七七一团、七七二团。陈赓任旅长，副旅长陈再道，参
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徐深吉任七七一团团长，副团长韩东山，
政训处主任黄振棠；叶成焕任七七二团团长，副团长王近山，政训处主任谢
富治。改编后全师共一万三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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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编过程中，对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统一战线教育、保持红军光荣
传统和人民军队本色的教育。当时思想工作最难做的一件事是“换帽子”。
根据红军改编的协议，我们红军指战员要把红五星的帽徽摘下来，换上国民
党的青天白日帽徽，穿上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大家看不惯、想不通，舍不得
换掉红军帽。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红军战士，从当红军的那天起，就头
戴红五星冲锋陷阵和国民党军作斗争。今天要亲手摘下闪闪红星，戴上国民
党军的帽徽，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刘伯承师长针对大家的想法亲自做思想
工作，他说：我们改编了，穿的是当年北伐军的衣服，我们要继续北伐军的
革命精神，还要比北伐军更好，换帽子不过是个形式，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
变，还要更好发挥红军的优良传统，搞好军民关系。刘师长是深受广大指战
员信赖和敬重的领导者，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他的话解开了许多人思想上
的疙瘩。
还有一件事，就是这次改编将全部红军仅编为三个师，显然这是蒋介石
有意限制我军、削弱我军。八路军越多，他越害怕。红军缩编后，原来的各
级干部就得降职使用，干部层层下放。我们红军原来的军长、师长、团长，
无论指挥作战、管理部队，带一个军、一个师、一个团是完全胜任的。现在
只好大才小用带一个旅、一个团、一个营。陈再道、王宏坤同志当时都是红
军的军长，改编后只当了旅长、副旅长。叶成焕、汪乃贵、王近山等同志原
来都是红军的师长、师政委，现在当了团长、副团长。当然，我们这些老红
军，回想当年之所以参加红军，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这方面的思想
工作好做，有些想法比较容易解决，部队情绪是稳定的。
各部队经过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政
治工作，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责任心和组织纪律性。思想觉悟普遍提高。
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大家整装待发，盼望早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国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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